安立志,1954年生于河北平原一个普通农村。生在新中国,站在红旗下,长于饥饿中。先是肚子的饥饿。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了“低指标、瓜菜代”,红薯藤、玉米轴曾经充当主食,甚至有过家无粒米,母亲只能向乡邻讨借的经历。二是脑袋的饥饿。小學六年级,“文革”狂飙骤起,经过“破四旧”的扫荡,乡间难以找到片纸只页,只能以一本残破的《水浒传》来“充饥”。初中的语文教材,曾经由《毛主席诗词》、《欧阳海之歌》轮流担任,数理化课程,全都变成了农业常识与农机原理。有过从肚皮到脑袋全面匮乏的体验,也有过今天的孩子想象不到的荒唐经历。我曾经贴过老师的大字报,曾经祝过“万寿无疆”,也曾唱过“语录歌”……在贫乏与荒诞中走进了军营,直到那场闹剧落幕。
这是得天独厚的丰富经历。正是这些特殊经历,促使我思考和质疑,为什么在共和国的体制下,竟然出现了封建复辟?为什么在“大民主”的号召下,竟然出现了独裁专制?为什么在“优越性”的旗帜下,竟然出现了饿殍遍野?直到1987年末,才邂逅了杂文这一表达形式,其功能是用来思想诉说或现象质疑。王国维用诗词概括人生“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作为一种招灾惹祸的文体,在建国以来的杂文史上,可以用三个杂文题目来概括杂文的三个情境:《“还我头来!”》(陈虞孙),可谓第一情境;《闻“下笔如有绳”》(全一毛),可谓第二情境;《还是杂文的时代》(罗烽),可谓第三情境。
我们曾经有太久的时间被要求“三忠于”、“四无限”、“相信要达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达到盲从的程度”,而今又进入了“被时代”,“被代表”、“被就业”、“被增长”、“被幸福”……杂文作者的追求,就是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脑袋判断、用自己的嘴巴说话。“浩劫”一梦,四十余年,如今好像还是“还我头来”的时代。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矣,从公民的开胸验肺、断指自证、自焚抗暴,到官员的专横跋扈、贪污巨帑、凌辱幼女,再到日益严重的官商勾结、警匪一体、黑白通吃,每天都在发生那么多比杂文更典型、更深刻、更沉痛、更辛酸的新闻与故事;官场、商场、文场、酒场,遍地都有杂文题材;手机短信、网络跟帖、博客留言,还有那些我不大熟悉的微博、Twitter中,到处都有杂文作者的身影。虽不好说到处都是“投枪、匕首”之类的“军火库”,至少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履行着“革故鼎新、激浊扬清”或平庸、或神圣的游戏或使命。谁又能说,现在已经不是杂文时代?
有人说,杂文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所谓“民主兴、杂文兴”。我为自己的杂文集《崎岖中国》写序时说,“杂文其实是专制失去胆量,民主缺乏胸怀;封闭尚有缝隙,开放仍存疑虑;传统依然留恋,现代犹生疑惧的社会文化机制的产物。正是在人治与法治的夹缝中,在权威与民主的空隙中,在封闭与开放的罅漏中,在传统与现代的孔洞中,才挤压、逼迫、生长、发育出杂文这种畸形、病态的文体。”杂文作者所企盼的是自由的曙光,民主的雨露,并不欣赏杂文所谓的曲折之美、隐晦之美、朦胧之美。一旦民主得以发展,自由得以实现,杂文自身也将随之消亡,而这应是杂文作者毕生的追求。
在报纸上写些长长短短的杂文,已经二十年了,虽然产量不大,质量不高,我的体会是,杂文从来不会被“领导重视”,杂文尤其讨厌“曾经指出”。写杂文固然要立足中国国情,故文中多有对封建专制的抨击;写杂文自然要审视当代政治,故文中多有对政治发展的反思;写杂文显然要观照现实,故文中多有对贪官污吏的鞭挞;写杂文当然要拷问灵魂,故文中多有对民族劣根性的解剖。有时爱搞点恶作剧,或从庄严中挑出些许滑稽,或从神圣处揭出一点丑陋;有时想瞅瞅大纛影里的虚弱;有时爱瞧瞧麒麟皮下的马脚。思想含量应为杂文第一等的追求,没有激情,没有文采,固然不是好文章,但没有思想,没有理性,肯定不是好杂文。世上可以没有“严肃的相声、批判的情书、抒情的数学”,但不妨碍杂文追求形象的逻辑、诗意的理性、艺术的论驳。追求点文魂,追求点文骨,追求点文胆,追求点文采,可能功夫不到,至少应当矢志不移。
作者漫像 / 杨济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