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信先生:
您与李君、王芳选编的《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上下卷,我一篇不漏地通读了一遍。您为此书所写的序言——《当代杂文六十年》,我细读了三遍。友人称赞此书为当代杂文选本之翘楚,我看并非溢美,的确实至名归。
这个选本的主要特色是概括了共和国六十年杂文创作的走向,并将重点放在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序言准确地划分了共和国六十年来的四代杂文家,篇目以近三十年来的杂文家作品为主,这样,必然就以三、四代杂文家的作品居多。我粗略统计,上下卷共计四百一十篇杂文:第一、二代作家的杂文约占一百五十篇;第三、四代作家的杂文约占二百六十篇。由于时代局限,第一代作家的杂文较弱;第二代杂文家欣逢改革开放而大器晚成;第三、四代杂文家风起云涌,硕果惊人,超越前辈,征途无量。“征途”一词,正好符合杂文之路的实况。尽管前后三十年写作环境发生了巨变,但因杂文这种特殊文体与生俱来难获官方宠爱,这就决定了即便是处于“杂文时代”,杂文家仍然是在逆境中奋斗、坎坷里攀登。用什么题赠你们这部出色的杂文选本呢?我奉上十字对联——
悲壮董狐笔,
深沉鲁迅风。
由此想到中国作家协会设置的“鲁迅文学奖”。顾名思义,顺理成章,最具有“鲁迅风”的《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最具资格获得“鲁迅文学奖”。
哈哈,正如我曾在《中国新闻周刊》呼吁应有杂文家的代表进入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一样,都是书生佯狂之言,都是仿“行为艺术”的“行动杂文”!那个以鲁迅名义设置的“鲁迅文学奖”决不会发给继承发扬“鲁迅风”的《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我辈杂文家朋友们也不稀罕什么奖项,若要争奖,就不写杂文了。还是那句老话:杂文家不比谁获奖多,要比谁收到的恐吓信多。再加一条,比一比谁人有幸被权力部门请去喝过几次“茶”。
打住。另说一点此书的美中不足吧。譬如所选拙作《雌雄论》,遗漏了这篇杂文最重要的段落。这一段,正是1989年初春发表之时传播最广、不少热心读者能够背诵的文字——
“至于绝妙好词‘我失骄杨君失柳,更是男女不平的佐证。失柳者抚孤一生、失杨者结婚几度。若照董狐秉笔直书,不是‘我失骄杨,应是‘骄杨失我!盖因‘杨于一九三零年被捕就义,‘我早于一九二八年另觅佳偶。尔后详情,世人不知……物换星移,八十年代,忽然冒出一位梦想破镜重圆,甘守活寡将近半个世纪的红军女杰贺子珍!偌大一座高级贞节牌坊,可歌可泣,可敬可悲。”
这段《雌雄论》的高潮,我的几种文集版本,包括近年发行的新版《巴山鬼话》,皆照录不误。《杂文选刊》当年转载《雌雄论》时,也全文照发。可惜,你们这次选用的版本,是来源于海天出版社九十年代初期发行的《巴山鬼话》中《雌雄论》的删节稿。
敬请再版此书时,务必补足全文。拜托!
魏明伦
(魏明伦,杂文家、戏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