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琪
有一天，我从超市回家，双手提着满满的东西。进小区门的时候，我必须先把东西放下来，才能找出包里的磁卡刷卡。正在这时，我看见距我十米处有一个邻居，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子走过来了。我喘了一口气，很庆幸地对她笑笑——庆幸有人来开门了。
哪里知道，对方看到我“明目张胆”的期待，脸一扭，冷笑一声说：“居然等我来开门，我宁愿绕道走……”我一开始有点反应不过来，又好笑，又好气。她为了不让我顺势进这个门，竟绕到三百米外旁边的院门，为了不利人而不惜不利己，实在令我无语。
她不是陌生人，而是在一个小区里住了近十年的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我和她没有说过话，也没有任何过节，不知她为什么如此不开心，以至于顺便给邻居开个门的顺水人情都不肯做。
其实，她也不是只针对我，她脸上的敌意，是那种无固定目标的普遍的敌意，也包括对她自己。她心里的纠结，不开心，远远地从她的步态里就流露出来了，想藏都藏不住。
记得读过几本关于国人国民性的书，都说国人是没有公德的。梁启超在他的《新民论》里就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社区里的椅子有人会拆，树上的枣子还没有成熟就被打落，路灯也有人会手痒痒地砸碎，公用电话亭里插卡的电话机被破坏或拆下拿走……每每看见，我都会叹气，因为刚好印证了关于国民性的悲观主义结论。不过，最让我叹气的一次是在年前一次相亲的过程中。
我的好朋友介绍了一位男子给我认识。他是她的同事，在一个巨无霸超级大媒体工作。那天，一开始我们相谈甚欢。但是，不知怎么就谈到了时事，说到了某贪官携巨款举家外逃。他说，他还曾经采访过他，感觉上应该是个不错的人。我说这样的人应该追回来绳之以法才对。不料，他很不以为然地说：“你那么激动干吗，和你有什么关系，追回来的钱也到不了你的口袋里。”我反驳说：“怎么和我没有关系呢，我是纳税人，他损害的是我们大家的利益。”他不再说话了。冷场了很久，我们就此告别。他再也没有联系我。
朋友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了原委。她笑了，说：“男人肯定都不喜欢你这样的。”我说：“我怎么了？”她说：“你为了一个不相干的逃犯，得罪了一个有可能与你百年好合的婚姻对象！”
我想了好久，告诉她：“我有遗憾，也有庆幸。遗憾的是，他居然是你的同事。你们可是举国‘仰视的大媒体啊，应该代表社会的良心才是。”她说：“你又呆了，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就目前来说，所谓社会精英的道德水准，普遍低于普通百姓。良心在一个拾荒老太太那里，可能还有，而在我们这里，可能就不多了……”我还告诉她：“我也庆幸，庆幸我和他就此别过。我的百年好合的对象即我未来的老公，必须是一个有起码公德心的男子。我不能指望一个没有公德的人，会有私德，会对我好。”
我曾经亲耳听到一个大男人对我说：“我这辈子要负责任的女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妈，因为她生了我，所以我要对她好。另一个是我的女儿，因为是我生了她，我只能对她好。除此之外，我没有必要对谁好。”
这个男子在正统教育体制下受过完整教育，有相当资产。女儿在国外读书，妻子在那里陪读。他在国内有两家公司在运作，身边不缺女人……
【原载2014年4月（上）《今日文摘》】
插图 / 一次失败的相亲 / 李景山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