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凌林
《唐国史补》记述了官员王锷的一段轶事。王锷担任镇守一方的大官，搜刮的钱财堆积成山。有位老朋友劝诫王锷：能聚财也应能散财。王锷问，何谓散财？答曰，所谓“散财”，就是做慈善，把钱财分给需要的人。过了几天，老友又见到王锷。王锷对他说：“承蒙您指教，我已把大部分钱财散掉了。”那位朋友问他如何分散的。王锷回答说：“几个儿子每人一万贯，女婿每人一千贯。”原来如此！
笑过之后，不禁想到时下的贪官们。一查资料，还真有不少贪官做这等“慈善”呢！
宁夏回族自治区经信委原副主任高重瞳，刚走上领导岗位时，“对一些开发商送来的现金、购物卡，她或直接拒绝，或上交单位，或当着开发商的面，以开发商的名义直接捐给学校、福利院。”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黄志光，收受某集团公司董事长给予的现金一百万元，并以儿子的名义捐赠给寺院。山西省繁峙县副检察长穆新成资产超过一亿元，也“热衷公益，扶危济困，修庙种树”……看来，比起古代的贪官，如今的贪官们似乎有点“进步”了。
但是，这种“进步”，却值得考量。据纪检监察部门公布的调查结果，我们还可以发现：贪官做此类“慈善”，虽有资金付出，但与他们的实际非法所得相比，可谓冰山一角。并且，他们这样做，全都另有企图，别有用心。
诸多表面“热心”慈善的贪官，实则是做贼心虚，害怕有一天被捉，为了平衡内心的慌乱，便病急乱投医——或投资公益事业，以期用捐款“画皮”，为自己刷“防护层”；或捐建寺庙，寻求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庇佑，为自己那颗肮脏、罪恶的心找精神寄托。他们的所谓“慈善”，只不过是一块“迷彩布”，一张“救命符”。
诸多表面“热心”慈善的贪官，无非是耍伎俩、玩手段，想树立一种好形象，其根本目的是想混淆视听、误导群众，借以掩盖真相，为进一步贪腐打好基础。这不过是“以小博大”“放长线钓大鱼”的狡黠之举。他们的所谓“慈善”，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一件“道具”。
贪官做“慈善”，是“假慈善”，慈善的外衣难掩腐败之实，难逃疏而不漏的法网。“慈善家贪官”与那些私欲无度，完全不顾方式方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贪官比较，更具技术含量，更具隐蔽性，因此也更具破坏力。
贪官的这种“进步”，不过是在“狡诈”上更进一步罢了。
【原载《贵港日报》】
插图 / 赃款做慈善 / 张建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