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钧
两位中国游客，高高兴兴去德国旅游，却被柏林警察逮捕并提起刑事诉讼，所为者何？因为他们在柏林国民议会大厦门口行纳粹礼，并用智能手机相互留影。
两个大男人，老大不小，四十九岁和三十六岁，面对“使用非法组织符号”指控，每人缴纳五百欧元保释金，被“暂时释放”。这个新闻传遍世界媒体和网络，瞬间出了名。
纳粹礼，是纳粹主义的象征之一。涉及这段历史的影视剧和书报刊画面常可以看到。
国会大厦在柏林市中心，联邦议会所在地，是外国游客必到的景点。这座大厦见证了德国纳粹党的兴亡。1933年2月，纳粹在国会大厦纵火，栽赃于德国共产党，藉此要求总统兴登堡签署《国会纵火案法令》，取消宪法的诸多政治权利，为纳粹党独裁专制铺平了道路。二战尾声，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在国会大厦屋顶插上红旗。斯事斯时斯地，千秋铭记，你去大门口复制纳粹礼，岂不是脑残？
德意日法西斯發动战争，世界人民遭到惨痛浩劫。战后重建的德国，对希特勒和纳粹严厉制裁。德国刑法规定，禁止持有和传播复辟纳粹组织宣传品，违反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纳粹举手礼、纳粹党党歌、纳粹党万字符号、“希特勒万岁”等口号，都在严禁之列。
为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欧洲十多个国家立法，严禁美化、颂扬以及为纳粹辩护的行为，包括使用纳粹标志和行纳粹礼，严重者判刑五至十年，甚至二十年。历年来，受法律制裁的有高中生，有艺术家，有著名球星，有外国游客。不能触碰底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两位同胞受的处置，可谓从轻发落。
噩梦难消，彻底忏悔。我又想到了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一行到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敬献花圈。勃兰特缓缓走上石阶，巨大的青石纪念碑，沉重的石阶，黝黑的雕塑，犹如无辜死难者英魂凝聚。
敬献花圈，哀乐低回。勃兰特肃立，表情凝重。垂首致意的瞬间，他双膝弯曲，跪倒在冰冷的石阶。他觉得，面对的不仅是死难者的尸骨，更是千百万冤魂的哀号控诉。
长跪默哀，随同人员惊呆了，周围的波兰官员和民众被深深震撼了。各国记者短暂愕然之后，举起相机，闪光灯亮成一片。这个画面迅即传遍世界。深受纳粹铁蹄蹂躏的东欧人民，看到了为自己民族赎罪，向曾被奴役的国家请求宽恕的德国总理。
勃兰特说：“死难者撕扯着我的心，没有人能不悲伤，对事实回避，会造成错误形象；我当时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 “在德国近代史的压抑下，面对千百万受害者，我只做了应该做的事。”外电评论：“他没有必要下跪，而他却为那些应该下跪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了。”
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华沙之跪为德国战后历史写下至关重要的一章，成为联邦政府与东欧弥合友好的里程碑，并为联邦德国加入联合国创造了前提，极大改善了德国的国际形象。
这就是历史，就是不同的国情。它影响了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金融等各个领域。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入乡随俗，焉得不敬畏人家的民族感情？中国人，走出国门，去国怀乡，背后是泱泱中华，怎能不自重、自爱、自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