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图
王宏志同志在《吴晗和<碧血录>》(载《读书》一九八○年第八期)一文中提及，“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吴晗同志曾给小学时代的老师杨志冰一封信，“五日之后，他又在一封信中说”云云。五日之后的这封信，人们会误以为也是写给杨老师的。其实不然，从已发表的史料中知道，这封信中的“先生”是胡适。
为贤者吴晗讳，隐埋胡适名姓，此举多余。吴晗同志胸怀磊落，如光风霁月。他自己并不讳言三十年代曾是胡适学派之信徒。至于后来在斗争中，师徒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不足为奇。
无独有偶。
最近又读到强英良同志写的《鲁迅与陈师曾》(载《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其中写到“一九○九年，鲁迅准备出版自己与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鲁迅当时即请陈师曾为该书的封面题字”。“与人”之人，人所共知，不是外人，即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曾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丝毫无损于鲁迅先生的日月之明。周作人之名姓，无须隐埋。
记得前几年，“史无前例”后期，儒法斗争，甚嚣尘上。上海古籍书店乘此良机，抛出了一批清仓图书，其中有廉价的《万有文库》、《丛书集成初编》等。书虽价廉，但出笼前却颇费周折，兴师动众为“王云五主编”打墨钉，似乎三团黑墨就可把“王云五”三字从历史上抹掉。
对王云五这一类人物，对胡适之功过、周作人之是非，今后当全面地科学地予以评说，但至少名姓不必讳言，“打墨钉”的闹剧不必重演。
编者按：读者对本刊文章中“隐名埋姓”的批评，我们诚恳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