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骐
一百三十年前的俄国作家果戈理，眼下似乎时髦得很，经常在我们的报刊上“粉墨登场”。原因是：他曾有过一段毅然“焚稿”的经历。
我有个朋友在图书馆分管各地报纸期刊，他曾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引用果戈理“焚稿”之事为例来告诫作者要“忍痛割爱”、“力图创新”的文艺评论文章，仅一年之内，见到的竟不下百篇。这么一个可观的数字说明了什么呢？
果戈理“焚稿”确实是一件感人至深的事，他毫不怜惜地将自己的心血结晶付之一炬，正表明了他“重整旗鼓”、“另起炉灶”的坚强决心。他的“焚”是为了更好地“创”。同样，我们将这个“焚稿”的例子应用于文章之中，其目的，也是为了引导作者走创新之路，不落他人旧窠。
但是“创新”二字，恐怕不仅仅针对作家、编剧、诗人而言，对于搞文艺批评的同志也许同样适用吧！巴尔扎克有句名言：第一个把女人比做花的人是聪明人，第二个再这样比喻的人就是傻子了。这段话常被用来批评文艺创作中的雷同化，遗憾的是，它对于某些文艺批评的文章也同样适用，包括那些引述这段故事的文章。有些作者在文章中教人家如何如何创新，而自己却是“吃老本”，把那些人所熟知的事例不厌其烦地搬来运用。比如在谈到诗的修改问题时，不是搬出贾岛的“僧敲月下门”，就是借来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不是举出鲁迅的《自嘲》，就是运用毛泽东的《长征》，除此而外，别无它例。象这类情况，对于作者来说是省事得多，但对于广大的读者呢，不免产生厌腻之感。
人民群众希望作家能写出别具一格的新作品；同样也希望评论家能写出见解独到的新文章。做到这个“新”字，除了有自己新的探索、新的观点而外，引用事例的不断翻新，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吧！“劝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