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质
《文艺报》八二年第五期发表署名雨东的文章《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代表安徽省文联所属期刊编辑部的部分同志对今年第二期《时代的报告》的一组文章及其《本刊说明》提出质疑。
这些同志认为，《本刊说明》中的一些提法很难令人理解，如：“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十六年中，《讲话》也曾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歪曲或篡改。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用极左的办法，把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文艺，演变成为林、江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文艺。粉碎‘四人帮后，有些人则又把《讲话》当作框框来突破，结果不能不使自己陷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
雨东认为这提法的问题在于：
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均有清楚的划分和明确的阐述，党中央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也均无“十六年”的提法，“不知这里为什么要创造出‘十六年这个特殊概念？”
二、十年内乱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时期，“把二者混为一谈，无异抹煞了三中全会在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意义。”
三、在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过程中，历来都存在着两种思想、两种倾向的斗争。而《本刊说明》偏偏只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来论证问题，似乎“文革”以前什么斗争也没有，而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界则又只存在右的“自由化”倾向。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否认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斗争是反“左”，就可能导致否定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继续拨乱反正以及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等等。
四、该刊同期的另一篇署名文章，不加分析地重提“文艺工作者仍面临着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这一首要问题”的口号，这里所说的改造思想是专指文艺工作者而言，“这与党中央一再明确指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政策精神，和有关不提‘改造思想的口号的意见，是相违背的。这种提法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人歧视、批判和排斥另一部分人的情况。”
文章还指出，“要继续注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也要警惕‘左的东西的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