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某
翻读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东坡志林》，此书经王松龄同志点校，眉清目秀，读者得益多多，深所感谢。但有一点，所据底本(涵芬楼本)讹夺处，据别本或他书校补并加说明，自是大好事；而无依据时，纵或有误，还是存疑，即正文保留不动，而于校勘记中注明己见为好。径改不是好办法。
本书《人物·刘凝之沈麟士》(卷四，页九三)：“《南史》”。《校勘记》曰：“《南史》，原误作‘梁史。案：世惟《梁书》而无‘梁史，且刘凝之、沈麟士皆不载于《梁书》。刘传见《宋书·隐逸传》；沈传见《南齐书·高逸传》(麟士作士)，然不载其认履事。二人皆有传于《南史》，且皆载其认履事。可证‘梁史乃《南史》之误，因径改。”应该说，这按今见本是对的。但有否必要径改呢？此二字，今传各本均无歧异，可见有一种可能是东坡误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必要改动东坡的原文，只需校注说明就行了。再说，“世惟《梁书》而无‘梁史”，又何以见得古人不称《梁书》为《梁史》？且看东坡的前人温庭筠，其《张静婉采莲曲》自序云：“静婉，羊妓也，其容绝世。自为《采莲》二曲，今乐府所存，失其故意，因歌以俟采诗者。事具载《梁史》。”这就证明，《梁史》之称，并非东坡发明创造。至少唐宋人在口头或书面上的《梁史》可能即指《梁书》。更何况，《梁史》是有过的，梁代许亨就曾写成《梁史》五十八卷。《梁书》编撰者姚思廉的父亲姚察在陈代也曾参与梁史的编撰。《梁书》就是利用《梁史》等前人成果修成的。这些史籍，我们虽然未经目睹，但总难说唐宋人也不可能有此幸运罢。有趣的是，温庭筠说的“事具载《梁史》”，却不独《梁书》载，《南史》也有。《南·北史》是隋末李大师开始着手，至唐初由其子延寿完成的，高宗年间即已流传，苏东坡自不用说，温庭筠也不难读到。他说的《梁史》究竟指哪一部书，很难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