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创作自由”、“评论自由”、“学术自由”等等的提出，“宽容”一词常常见诸文章。因论自由而谈宽容，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完全可以理解的。
美国作家房龙，在半个世纪前写了一部名为《宽容》的书。这位闻名全球也特别闻名于中国的大作家，近三、四十年来在中国湮没不闻。现在有人将之发掘出来，又从他的大量著作中选出《宽容》一书首先出版，也许是个巧合，但不论如何，是会有作用的。
我们在这一期里，刊印了《宽容》一书的摘要。另外，还把重点放在发表青年学者的文章和关于中外文化比较的文章上。后面这两点，似乎与“宽容”无关，其实是密切关连的。
我们以为，要谈“宽容”，当前很需要的是要宽容有为青年的真知灼见，宽容他邦外域的有益异说。没有这些宽容可能会打折扣。
当然，本期的文章也还提出另一种宽容，这就是以爱因斯坦为例，希望得到“为科学而科学”的宽容。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比较容易理解。事实上，探索科学真理与追求社会正义不能截然分开，把“为科学而科学”全然批倒，不仅科学得不到发展，正义也往往岌岌乎危哉。
“宽容”同“自由”一样，不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字眼，也不是万应灵药。宽容同批评、商榷，也不是不相容的。房龙谈宽容的界线，自然不能全适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但不论如何，我们对这位倡言“宽容”的先辈无疑也应“宽容”一下，看看他的意见。
有这些认识，这一期编来似乎比较顺畅。认识得对不对，当然犹待实践来证明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