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讨论中国文化问题，读书界的兴趣不由得被吸引到海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讨论上来，这可能是因为海外在这一类问题的研讨上着手早一点，而更可能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所有炎黄子孙都关心的问题，大家都有话要说。
于是，《读书》就顺应这个势头，向国内读者评介一些有关的作品。前期谈到余英时先生的大著，本期则讨论牟宗三先生的论述。以后还打算发表一些——如果组写顺利的话。
在两种社会制度下：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不会全同的。文化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在社会体制，在这些方面要完全取得“共识”真是谈何容易。但是“两制”究竟是在一国之中，大家多年来所读、所见、所闻都是一个祖先传下来的文化，因而也不能不有许多方面的“共识”。随着彼此了解的加深，见闻的扩大，我们相信，“共识”必然会逐步增加，而这是大有裨益于整个中国文化的繁荣、滋长的。
为了使这种绍介和评述取得成效，我们力本学术自由原则，就学术谈学术，不攻讦，不谩骂。但是，既然中国大陆的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然会对不少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我们也不讳言的。
尽管以后发表的这类文章不会太多(限于各种条件及本刊的性质)，我们还是希望读者重视它们：耐心阅读(由于不少人看不到原作，只读评述，所以是要“耐心”的)，提示意见。自然也希望听到海外读者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