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之眼

程兆奇

　　《深层社会主义》，副题“苏联、东欧、中国。心的探访”。作者胯田茂树，曾就读莫斯科大学，现为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学部教授，是日本年青的苏联问题专家。《深层》不是理论著作，而是作者一九八五、八六两年中走访社会主义世界的随记，其中不少直观感受很可一读。《深层》共分“个人主义之国——匈牙利”“亲苏之国——保加利亚”“国民高收入之国——东德”“受‘连带挫折之国——波兰”“反饮酒斗争之国——苏联”“在改革中充满自信之国——中国”诸章，现略述末章。

　　一、中国药

　　一九八五年秋，戈尔巴乔夫智囊团的著名政治评论家布尔拉茨基访问了大张改革之旗的中国。布氏归国后，把访问中的闻见，通过电视和报刊作了报道。对第一次看到在中国的超现代高层大厦和繁华商业街的大多数苏联国民，直接的反应是“这真的是中国吗？！”令苏联国民惊愕的原因是明白的，因为这距他们的固有印象太远。“文革”的劫难，苏联曾作过极详细的报道，高举语录的狂热大众，使苏联国民联想到了当年呼叫着“万岁，希特勒”的法西斯德意志国民。幻觉着十倍于德意志的饥馑的“鞑靼人”铺天盖地的越过国境的苏联人感到了真正的恐慌，当年在哈萨克中甚至有人说“一条西伯利亚铁路真的没关系吗？”此后长时期，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具体报道，极其贫乏为饥饿所困的十亿人，举国上下灰色的人民服、遭到破坏而荒芜了的农村和城市，成了留在苏联国民头脑中的固定印象；中国——世界最落后的国家，是苏联国民的常识和长期意识。以后尽管报道过中国转变到了“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路线”的时代，但“赤脚的中国”作为不可动摇的观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

　　中国的社会主义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基础之上，苏联生产力水平虽高于中国，但基础也是“资本主义的薄弱一环”，落后的基础加上由之产生的不仅对新的生产力也对新的观念顽固拒绝的抗体，使两国在今天不约而同的走上了非走不可的改革之路，以致率先由东欧几个国家尝试、开始并曾被作为左道的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为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接受，所谓“没有改革就没有社会主义”是其极端的口号。象历来变革“祖宗陈法”都要受到来自传统的强大阻力一样，社会主义改革也受到各方面、主要是泥守经典的教条主义方面的阻力。教条主义往往是固执的，单靠说理难以改变他们的顽见，对他们最好的办法是摆出铁一般的事实。在苏联的改革鼓动家眼中，长期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中国的成功是治教条主义者的最好良药。

　　南斯拉夫曾被视为异端，“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匈牙利是最早见到改革成效的一个，但在苏联教条主义者眼中，那不过是和苏联情况迥异的千万人口的小国的改革，它不能成为苏联仿而行之的示范。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田氏在和莫斯科经济研究所的“自由派”青年学者交谈中被明白告知“中国对我们(＝‘改革派)展示了最好的实例。迄今关于市场经济效果的论述不能为人理解，匈牙利的例子也因大国小国条件根本不同而不被作为同质的问题。但十亿人口的中国不能作为小国来无视吧！”政治评论家布氏的意图也正在此：导入市场机制，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中国经济在短时期产生了飞跃，这对头脑顽固的保守派及广大国民可以成为一剂使其从安眠中清醒的震荡剂。布氏的意图相当成功，对中国的关心(随之也是对改革态度的转变)迅即高涨，一九八六年久违的现代中国产业、文化、生活综合展在莫斯科展出，受好奇心驱使前往观看的达四十万人，这在若干年前不可想象。布氏、莫斯科经研所的青年学者以及其他致力于改革鼓动的人，并不无视改革后经济犯罪增加、贫富差别扩大、金钱万能风潮及随之而来的其它消极现象，但和改革所带来的拯救整个民族的意义比较，它的画面远不能相提并论。“改革”在中国产生了扭转乾坤的意义，对苏联，也必是济世良方。

　　二、中苏民族商业心理的差异

　　在田氏看来，改革在苏联实行远较中国困难，其中有官僚主义积习更为严重等原因，也有民众的商业心理问题，后者对经济改革的贯彻深有影响。

　　前几年起，国内开始了旨在探讨为什么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讨论，说者有从专制主义强大着眼的，有从小农经济着眼的，也有从儒家传统着眼的。在这一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在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中儒家的“重义轻利”留有深刻的烙印，义利成了道德评价的标尺，其结果是科技被目为雕虫之技、经商长期受到压抑等等。但从另一面看——田氏正是从另一面看的，西方世界前近代同样存在科学是神学婢女、“第三等级”受到压抑等情况。而反观中国，自唐宋起商业就十分昌盛，商业性的消费都市的数量、规模从根早起就居世界第一。至于市民，田氏转引了长期为国内评论界不屑的赛珍珠的《大地》中的描绘“金钱是他们经常的话题，一尺布几个铜板，一条小鱼多少钱，一天有多少进帐”云云，整天价津津乐道、孜孜所求的不外于“利”。“崇尚名节”“耻于言利”之类的价值观主要为士大夫阶层信奉，下层百姓的向往，正月祭财神和以“恭喜发财”相贺是最好的表白。

　　但是，明乎此的田氏在一九八六年夏秋访华时，对中国的“商业主义”还是“大吃一惊”。一下飞机，面对装束色彩缤纷的人流，田“立即感到中国已脱下了人民服”，不久使他“感到中国已从‘心理脱下了人民服”。自由市场的讨价还价、电视广播的商业广告，等等、等等，使他觉得已置身于“商业主义的氛围”之中。《深层》讲述了不少遭遇，其中一次在北京“银座”王府井，他在一家国营商店购物，当营业员得知同行友人在邻店买了两方砚台后，边说让我看看，边拿过去，几位营业员围拢上来，齐声说“这样的东西，不行，不行，那家店的东西就是不好，快退回去，我们这有比它好的！”这样直露的竞争心理和兴奋状态，出乎他的意外。

　　和中国的商业心理相反，苏联民众的心理对商业表现出厌恶，追溯其传统，昔日俄罗斯曾视经商为“犹太人的污浊”。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在苏联国营商店绝对感受不到在今天中国的那种“氛围”。前年，苏联因外资不足决定以其先进的空间技术向西方提供商业卫星，这一决定为民众所不屑，田遇到的苏联民众，几无例外的表示，宇宙开发是神圣事业，以之用作赚钱，使人痛惜。

　　田氏自认看到了中苏民众对待商业的不同心理，还自认窥破了改革在中国受到民众拥护得以顺利发展(与苏联相比)的奥秘，并预言苏联的改革之路布满荆棘(中国篇中而专列“戈尔巴乔夫路线的困难”一节)，田氏所言当否？让事实出来说说话，才能算定评。

　　 一九八八年元旦于东京

　　(《深层社会主义》，筑摩书房一九八七年四月五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