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迪
读到一篇文章，是写汪曾祺的。文中有这样几句描写汪先生：
“背有些弓，一头被岁月漂白的头发在风里随想，头微微扬着，耳朵很宁静的样子。”
这种句子如果出现在中学生的作文里，肯定被老师批为不通。头发怎样随想，耳朵又如何宁静。主谓搭配不当，无疑是病句。
只要稍稍留心，就会发现这类莫名其妙的句子在时下的文章中几乎俯拾皆是，原不必大惊小怪。可偏偏这两句是用来描写汪先生的，就让人禁不住感到好笑。
因为对这种文字，汪先生早有评说：“用一种不合语法，不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的，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语言写作，以为这可以造成一种特殊的风格，恐怕是不行的。”(见《晚翠文谈》)
汪曾祺对知堂老人的文字很推崇，但还有不满意之处。周作人有篇文章，说“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汪先生后来在北大看见废名时，“注意了他的相貌，没有发现其额如螳螂，也不见有什么奇古。——一个人额如螳螂，是什么样呢？实在想象不出。”那么，汪先生可想象得出，自己的耳朵是怎么个宁静的样子？
当代作家中，汪曾祺先生最讲究文字的平实。“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又说：“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平实与准确才是文字的最高境界。但是要达到这个境界却得经过洗尽铅华、消磨绚烂的过程，是一种不刻意的刻意，不追求的追求。“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汪曾棋散文的风格魅力在于此，那位说“耳朵很宁静的样子”的作者显然是没有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