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雄
海内外的文化人中，就我所知，真正疾酒如仇的，似乎唯有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他之恶酒，又绝非出于生理上的厌恶，以体格与官能来说，他倒是近于酒徒的——而他也确曾嗜过酒。
托翁之恨酒，出于道德上的考虑，俄罗斯人的这种彻底性(服膺自己的信仰与主义)尽管已经和还要给他们带来磨难，却是令我极佩服的，并且预期他们迟早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托翁或可算一个代表，虽然他的主义当初就没能说服多少俄国人，自己身体力行，结果却心力交瘁而死。
按托翁的看法，人有两重性格，一是盲目的、肉体的，另一是明察的、精神的，而人们藉酒，“是因为他要回避良心的要求”。如此内省，对汉人是陌生的，求天人合一比这种对自己的鞭策来得更加舒坦，所以历代文士多有以酒避世的，实际上也以此麻醉灵魂，这便是大家恭维的“隐士”。
在托翁看来，这简直是怯懦，不止怯懦，还是一种道德的坠落。而在中国，能“隐”确可算自守了，也许因为这种统治术更残酷？写一句“清风不识字”便能罹死罪，那样的年代，人得多少的勇气才能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
由此养成的苟且，乃至自醉似乎也是不得已。久而久之，倒弄出特别的韧性，别无他法，便服你耗！喝酒就是一种磨钝自己的方法——这与俄国某些人的“
他一生以文字，还以行动，侍奉自己的主义，他对酒疾恨是圣徒的疾恨。
在他面前，我总觉得自己渺小，无法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