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属派性，何妨爱国

巩本栋

　　《读书》一九九二年第十期载《不是爱国是派性》一文，以为北宋王诗《闻种谔米脂川大捷》，是派性而非爱国，其说虽新，但颇可议。

　　西夏于一○三八年建国后，表面上还称臣于宋，在军事上早已是一个与北宋抗衡的独立的党项族国家。北宋与西夏之间，长期对峙、兵革相见，而宋又不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当北宋这一屈辱的连年向西夏交纳大笔绢银的战败国，重又有了相报复的或可能取胜的机会，而且确又已取得了一些令人振奋的胜利之后，作为宋廷的一位辅弼大臣，王以诗祝捷，用壮军威，无可责备。

　　至于王的派性问题，即《宋史》卷三一二《王传》所载，元丰三年八月宋神宗将改官制时，“欲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王担忧光回朝而用蔡确计，抓住西夏内乱的时机，使人上书劝宋神宗用兵，“以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虽召将不至。”由是，《不是爱国是派性》一文的作者认定王的那首《闻种谔米脂川大捷》属于派性诗。这里，作者对王的派性缺少具体分析。我们知道，北宋中叶是一个亟须变革的时代。但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一些政治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变革。熙宁末王安石二次罢相，改革措施虽大致还得以维持，然保守派对变法的指责和攻击并未停止，旧派人物意欲东山再起、重参朝政的倾向已渐明显，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更为错综复杂。王使人上攻西夏策，自然是改革派阻遏旧派势力卷土重来的很有效的一招，他的那首祝捷诗热情洋溢、气势高昂，就中当然也有为改革派策略得以顺利实施的一份庆幸，即属派性，也并不妨其爱国。

　　王认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虽召，将不至。”由此我们亦可知，司马光等旧派人物对宋与西夏的关系的看法，是与改革派针锋相对的，是不主张对西夏用兵的。后来司马光出任宰相，一反变法革新派的主战策略，力主妥协退让，认为米脂等“数寨之地，中国得之虽无所利，虏中失之为害颇多”，应一并送还西夏，且“自今以后，贡献赐予，悉如旧规”(司马光《论西夏札子》)，结果竟将四寨重又拱手送与西夏。这恰好从反面证实了王等改革派主张的正确，恰好说明了王《闻种谔米脂川大捷》一诗的基调是爱国主义的。而真正属于“不是爱国是派性”的，不是别人，正是司马光。

　　说《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