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民雄
事情有难易之别。常人能做到的事情，就容易，反之就难。梅兰芳抗战期间在沦陷区蓄须明志，拒绝演出，难不难？非常难，并且比想象的要难得多。在抗战前线，宣传抗日，妻子送郎上战场，捐躯赴国难，当然崇高伟大。但在全民族的激情驱使下，人们比较容易作出这种直接投身抗日的选择。而要一个艺术家在自己的鼎盛时期为民族需要放弃艺术，则不那么容易。
梅兰芳的高大庄严之处正是在于，在生死存亡之际放弃至高无上的艺术，以沉默向死神挑战。他在反抗，他在没有任何保护任何退路的情况下孤立反抗，然而却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甚至没有反抗的具体目标。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不明智的，但谁也不敢否认这是非凡惊人的。他在进行消极反抗，这种反抗没有反抗的快感和资源，比积极反抗更难。
八年抗战，梅兰芳先生作为一代天才大师，已不复存在，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堂堂的中国人，梅兰芳活得清醇崇高，气概堂堂。柯灵先生说：梅兰芳抗战期间展现出来的品格，“足以悬诸日月而不刊。”(《读书》一九九四年六期)我相信，这决非溢美夸大之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