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 易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以学术论著中少见的性情文字，为我们揭示了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不断浓炼道德理想而衍化出血腥的道德暴力思想和实践的血路历程。
本书在剖陈卢梭的政治哲学思想时认为，卢梭和他的同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一样，肯定和赞成人民为了建立符合道德理想的社会，可以用暴力破坏社会推翻暴君统治，并且认为“绞杀或废除暴君”的以暴易暴是合法的。
卢梭还认为“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社会就应强迫他服从。“个别的或个人的意志应该是毫无地位的”，“公意或者主权的意志应该永远是主导的，并且是其他一切意志的唯一规范”。对于“为非作恶”、“攻击社会权利”的人应处以死刑，因为他是社会的敌人，而不是社会的公民。只要能产生“德行”，“导致血腥和残酷行为”的狂热信仰也是可以接受的。对于“堕落”的人，“要么是挽救他们，要么是折磨他们”。在“道德遭到了狂暴的侵犯”时，道德报复性的大屠杀是应该的。
在法国革命前后和法国革命中，暴力恐怖政策并不少见，路易十六、斐扬派、吉伦特派、丹东派、特别是马拉和埃贝尔派都主张或推行暴力恐怖政策，热月党人对罗伯斯庇尔派也实行暴力，随后称帝的拿破仑一世、复辟的路易十八、继位的查理十世都推行暴力统治，但只有罗伯斯庇尔的暴力恐怖政策具有神圣的道德理想，也只有罗伯斯庇尔是以其“不可腐蚀者”的道德人格力量而倡导和实践暴力恐怖政策的，因而只有罗伯斯庇尔的暴力是道德的，更是悲剧的，也只有罗伯斯庇尔的道德暴力思想是直接源于卢梭的思想理论，这更使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上的弥天血光显化出道德和思想的暴力灾变是怎样的可能。
作者认为，罗伯斯庇尔悲剧的核心在于作为一个真诚道德理想主义者，卢梭的至善的道德思想的忠实信仰者，在由思想到实践的过程中，他没有“淘洗内在冲动”，没有为其道德理想主义的实践“确立外部边界”，而是突破了“道德理想主义的边际界限”，“跨越了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只能论政，不能执政的边际界限，而且进入了一个直接执政、最高执政的危险状态”，而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理性应该定位于社会，而不是定位于国家，定位于政治批判，而不是政治设计，定位于政治监督，而不是政治操作”，“在边界限定以后，才能在近代化社会健康发展”。
从罗伯斯庇尔的悲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理想主义在实践中的血腥暴戾，看到卢梭的政治神学思想的实践性灾变，此外，还可看到隐匿在道德理想主义背后制约人类生存终结人类生命的文化死神的本形，即在罗伯斯庇尔实践卢梭的道德思想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轻怠，和对人的生命尊严的践踏。
如果一种道德理想社会是以轻怠生命的价值践踏生命的尊严来建构的，我们应该实现这样的道德理想么？
正如作者所说，法国大革命与中国当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如此相近”。明年是文革开始三十周年，结束二十周年。面临此种时机，我们或许应以本书剖析法国大革命中轻怠践踏生命的道德灾变为式例，深刻地剖析文化大革命中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全面轻怠和践踏所表现的道德的血腥，以警示今天和未来的我们。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朱学勤著，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九月版，12.6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