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明
《读书》一九九四年第十一期刊登的王跃生先生《俄罗斯需要多少艺术家？》一文，用供求理论阐释了俄罗斯(以及中国)文化艺术界正面临的困境，认为出现这种困境的基本原因在于“科学、文化、艺术的供给超过了此时社会对它的需求”。文章颇有新意，不过，若用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规范来衡量，王文似乎尚可商榷。
首先，供给是否超过了需求，这是需用统计数字来说明的。王文并未指出社会需要多少艺术家，也未说明社会能够供给多少艺术家，读者看来，总觉突兀。
其次，即使已经证明“供给超过了需求”，也不能到此为止，因为人们更关心的是：现在社会为什么只需要较少的艺术家而不再需要较多的艺术家了呢？如果有人向我们提问：“为什么在某些社会里越是好人越是没法活？”我们当然可以回答：“那些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好人；好人太多了，以至超过了社会对好人的需求。”但此时人们实际上关心的是：为什么社会不需要很多好人了呢？这样的诘问可以由此类推，而至无穷。我们很希望有文章把这道理说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