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学锋
读过一九九五年第三期《读书》刘心武先生《“大院”里的孩子们》一文，深有感触，对刘心武先生对经历过文革的人的“三个世界的划分”观点非常赞同，特别是第三世界——即那些有一些生命，被放逐在第一第二两个“世界”(文革中的得意者和文革中的受迫害者所在的“世界”)之外——的划分非常精辟，道破了我多年的困惑，大有顿悟之感。
我本人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分子，觉得除了“大院”里的孩子，从时间上看，介于参与文革的一代和实行市场经济之间，即“拨乱反正”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也就是：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也属于“第三世界”。他们也有这样的特点：“一直属于社会主流之外”也是“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都处于极度紧张，并充满各种‘责任时，他们处于极度的无责任状态。”
这些人对文革只有些朦胧的印象，在他们花季的十几岁时，他们没有像大叔大婶们一样参加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没有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充其量也就是学工学农学军一两个月，“批判资产阶级”一两个月，反师道尊严一两个月，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两个月，这时文革已是强弩之末，社会大气候已形不成如火如荼的群众性社会运动，然而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到那时他们却已过了花季的年龄。是的，他们的身体也在发育成熟，在初恋不知不觉来到时，以前被“反复灌输的革命艺术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三部曲等等，已不再是社会文化主流，各种非主流文化，如星星诗社、启蒙社等开始泛滥，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等文革中被禁止的东西开始出现，被禁的西方文学作品，如《安娜》、《牛虻》、《简·爱》等一百多年前西方的文学作品也大量解禁，贝多芬、肖邦、莫扎特的音乐作品和苏联早期文学同时解禁……，这一切形成了他们新的混乱的图腾坐标。当这界面中的一代真正走上社会时，市场经济的浪潮开始无情地涌来。他们不被理解，甚至社会不承认有这样一代人；就连他们自己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这样一代。
当人们已经意识到“大院”中的孩子时，是否也应注意这界面中的一代了呢？他们作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一元是不应被忽视的，他们作为独立的一代更不应被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