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中华
曾昭奋先生的《西站的故事》(《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文虽短小，却令人玩味和思索。为了“夺回古都风貌”，北京西站主楼头上加了一顶仿古复古的“超级小亭子”。收获的结果有二：一是劳“命”伤财(一位吊装专家献出宝贵的生命，追加投资八千万人民币)；二是不伦不类(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工程的肩膀上，“顶着一个旧式的脑袋”)。
问题，“古都风貌”是不是这样就给夺回来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此举无非是一次制造“假冒伪劣”古建筑的过程，跟古玩书画中的赝品如出一辙。人们常说，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即使我们现在能够重现明、清时代的“古都风貌”，也毫无意义，因为它是“假”的。“在建筑艺术创作方面，它却是一个侏儒”。其实，此种情形，又何止仅仅只限于建筑？！
那么，我们为什么拿不出或不坚持我们时代的作品？我想，无非是我们缺乏自信，心理虚弱。这虚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力量过于强大，一是我们自身的原创力的匮乏。
由这篇文章又联想到近来零零碎碎读到的有关纪念梁思成先生的文章，想到他对新北京的构画，为保护古城墙而四处奔波、四处吁求的情景，想到他在疯狂地“向古城墙要砖”的年月里，不得不挎起相机作近乎绝望的最后挣扎的身影。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北京的西站与北京的古城墙这两段相映并不成趣的遭遇，构成了我们的某种历史，甚至某种传统。
《西站的故事》，我更愿意把它当作一篇很好的寓言来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