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的价值

钱　行

　　读《陈寅格的最后20年》，发现该书的一个特点：引述的资料来源，除正式出版的报刊书籍外，还有不少“中山大学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一九五六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填的干部经历表”“姜立夫生平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陈序经谈高校工作和知识分子等问题”“汪所撰本刊档案材料”“冼玉清检讨我的封建保守思想，未刊档案材料”等等。

　　这些材料之价值自不待言：研究者了解到这些材料的名称及部分(极小部分)引文，如想作进一步研究，注明了所藏地的，即可按址寻找，没有注明所藏地的，多费一番工夫也要找。

　　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却透露了另一种情况。有些类似的“未刊资料”，则被人占为已有，或转以赠人，使“著作权人”(应拥有著作权的作者继承人)和公众失去了甚至看一眼的权利。

　　与陈、吴这样大学问家有关的“未刊档案”固然有价值，其实就是最普通人的许多“未刊档案”也会有意义与价值。“文革”过后拨乱反正平反昭雪时，销毁了许多“检查”“批判”“定案”材料，当时是必需的，但今天看来，或许也是很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