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小龙 王 敏 暴春辉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浅谈古代治理淮河方略
甘小龙 王 敏 暴春辉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民以食为天，国因农而富，农业是国计民生之所倚，农田水利是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基础。随着我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和政权的更迭，淮河流域农田水利灌溉事业既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少的坎坷。各朝各代政府、名人和水利专家提出防黄治淮方略不但巩固了朝代的龙脊，同时也收获了民心，纵然淮河防洪标准的一步步提高，淮河治理工程还是以悲剧落幕。
古代；淮河治理；方略
古代淮河素与长江、黄河、济水齐名，并称“四渎”。早在数千年以前，淮河流域就有农业、牧业、陶器制造和图形文字等。至于农田水利、水运交通和防黄导淮等水利指导思想、方略和水利业绩更是编载史籍，不可胜数。如在前汉末年，就已经着手继续恢复淮河流域的灌溉。据《王景传》，王景在公元78年至83年任庐江(今安徽省)太守期间，就重修了据说是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年)为孙叔敖首创的勺坡。于是境内获得了丰收。王景还教农民使用了牛耕。[1]而在公元198年，广陵(安徽省之南与江苏省之北)太守陈登建设了坡塘，这一坡塘由沿寿县以东所筑的一系列堰坝进行调节，萦圩90余里，汇集了出自西北山区的36条水道的水流。它可以灌溉一万余亩田地。农田事业的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健康发展，鞭策着政权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12世纪以后，黄河掉头南侵，夺泗夺淮，深入淮河腹地，东至于海，经历金、元、明、清四个朝代661年(1194年～1885年)，黄河故道淤积破坏导致淮河水域河道水系、农田水利、水运设施等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毁，水旱灾害频繁使得广大百姓陷入“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悲惨境地，危害之大影响颇深，各朝各政并未墨守成规，先后拟定了防黄治淮方略，因时因势不断修正调整，从而历史淮河治理文献“版图上”出现了——“抑河南行，多支分流”、“束水攻沙，独流入海”、“蓄清刷黄，保护尾闾”、“分黄导淮，减杀水势”四大治淮方略，虽有粗略之处，却给予中国治淮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抑河南行，多支分流
1128年黄河南侵以后，黄淮流域战乱频繁，听任黄河泛滥，不加制约，河无定路。淮河中上游被黄河南泛泥沙积纡使得泛道两侧灾害频繁，淮河干支流日益减弱，从金末元处至明隆庆时期的300多年间，为防止黄河主流深入淮北腹地，在控制运道安全要求下，各朝均实行了“抑河南行，多支分流”治淮方略。如明朝贾鲁采用疏(分流)、浚(清淤)、塞(拦堵)三法：在新的地区开辟航道，大小均匀直通沿海。河身的宽窄因适宜且疏通水流有道可行。其率领20万民工奋斗大半年时间共计完成了堵口工程100多处，浚故道280余里，修复46里旧堤和新建254里北堤的完美“答卷”，大大缓解了淮河两岸人民的减收程度。2 束水攻沙，独流入海
至于明代后期，水灾害严重使得文武百官踌躇满志，此时一些有识之士，请柬要求停止“抑河南行，多支分流”的方略，他们认为其解决黄河“善淤”最根本办法就是“善徙”，以巩固漕运，使水流独自入海。并推行“束水攻沙，独流入海”方略——“水分之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见其高。……筑堤束水，以水攻杀，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于海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势。此合之所以愈于分也。”[2]黄河的治理，以汴河、泗河、淮河为依托，分流直下泄，既可兼顾见底淤垫又可坐收保运之利。明清时期在“束水攻沙”的实践中汲取治理经验，利用黄河淤泥固堤，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水灾的冲击破坏力。3 蓄清刷黄，保护尾闾
“蓄清刷黄，保护尾闾”、结合济运的治淮方略是明代潘季驯的倡举，迄至清代仍然坚持不辍。潘季驯坚持“蓄清刷黄”为主，“保护尾闾”为辅，认为如果要将黄河水导入大海，必须要将泥沙清刷，而清刷泥沙的前提是保持河口畅通无阻，最终河口畅通的最根本前提还是要让淮河水从此流出。只有此招的才能因实治虚，尽可能的消除灾害发生。将计划放在实际工作中的他集中人力物力加筑伸高高家堰，欲将全部的淮河水引入洪泽湖内，清理河口却不使黄河水倒灌。然而“蓄清刷黄”的力度不断加强并未带来正向发展，由于黄河泥沙过多，虽经过多年的努力，不仅没有清理清口阻塞，反而助长了湖口、河口的淤积，总究事与愿违，治淮事业原地踏步。4 分黄导淮，减杀水势
随着“抑河南行，多支分流”、“束水攻沙，独流入海”、“蓄清刷黄，保护尾闾”等治淮方略因不合时宜走出“历史的舞台”，随之又萌发出“分黄导淮”的思想——即扩大尾闾排洪出路的主张。1956年，督漕吴桂芳审时度势提出了导淮入江的概念，他指出：“淮水自桐柏而来，凡二千里，中间溪河沟涧，附淮而入者亦且千数。当夏日水涨，浩荡无涯，而以海为壑。往者一由清口泄，一由大涧口汇，两路通行无阻，犹且有患。今泥沙淤则清口碍，高堰筑则大涧闭，上游之来派如此其涌，而下流之宣泄如此其限，则其腾溢为患，尚可胜言。”[3]认为大涧、清口是淮河流域不可缺少的部分，只有两者的齐全，合理调配，方可是泗水等不祸害淮扬之地，才得使百姓安宁生活。但其的请柬却被否定……清初，为改善淮河入海路线，保护漕运安全，扩大淮河出路，靳辅依康熙之命分泄淮水，斩杀淮水之强势，集中兵力建立6座水坝加强导淮工程，然1696年至1751年的几次黄淮大涨冲破所有阻隔，淮扬之地成众矢之的，水灾加重，所有河道基本荒废，民不聊生，国民经济乏力吃紧，鸦片战争前的防黄治淮工作就此谢幕……
在黄河侵泗夺淮的661年里，各朝各代在防黄、治淮、治泗、保漕济运等方面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同时也收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社会效果，也汲取了不少的有价值经验。客观来说，由于黄河泥沙过多，淤积无法积极克服，水系紊乱不堪，排水路线无定，导淮，沂、泗、尾闾河道淤废，终因黄强淮弱，泛道不断淤高等原因，治理淮河事业工程虽有些许可喜成绩，终究以悲剧谢幕。
[1] 范晔，前引书，《王景传》，第106卷，第8页。
[2] 《淮河规划志》，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著，第四卷，第50页
[3] 《淮河规划志》，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著，第四卷，第54页
甘小龙(1990-)，男，汉族，硕士研究生，云南农业大学，中国地方农业科学技术史；王敏(1993-)，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云南农业大学，中国地方农业科学技术史；暴春辉(1993-)，男，汉族，硕士研究生，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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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7)08-016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