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明亮
(井冈山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一 王国维词论中的“欧、秦并举”
翻检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其它论词文字，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王国维较为短暂的治词生涯中，他的词学思想虽然在不断发展，他所钟意的词人也屡有变化，但欧阳修和秦观始终都是他最为喜好的两位北宋词人。例如在1905年，当王国维批点《词辨》时，他曾将晏殊、苏东坡与欧阳修、秦观同列为自己喜好的北宋词家：
予于词……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1](P260)
在这期间，他还将晏殊和欧阳修一同论列：“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1](P260)然而到了1906年，当王国维托名樊志厚撰写《人间词甲稿序》时，晏殊已经不再出现在他所喜好的北宋词家之中：
君之于词……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1](P255)
在这段话中，王国维加上了周邦彦，去掉了晏殊。对于这段句话，前人多关注王国维对周邦彦态度的幡然转变，而对于晏殊的消失，却少有留意，因为这一变化看上去只是王国维的无意之举，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国维并不是无意中省略了晏殊的名字，因为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还开列了几份词人名单，其中都没有晏殊，而欧阳修和秦观则每次都位列其中：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1](P240)
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1](P240)
可见，在这几份词人名单中，虽然成员有增有减，但欧阳修与秦观总是厕身其间。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王国维不但对欧、秦二人钟爱有加，而且常常将他们合而论之，一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
美成词深远之致不及欧、秦。[1](P205)
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1](P250-251)
然“柳昏花暝”，自是欧、秦辈句法。[1](P235)
读者观欧、秦之诗远不如词，足透此中消息。[1](P221)
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1](P205)
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1](P223)
王国维为何对欧阳修和秦观流露出更多的偏爱，乃至将二人习惯性地并列起来？当然，在词论史上，将欧、秦并称的做法并不会让人感到特别奇怪，因为他们在风格上的确有相似之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将欧、秦二人并举的同时，还着意将他们与其他一些词人区别开来，他在《人间词乙稿序》中说道：
《珠玉》所以逊《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1](P256)
在这里，王国维以“意境”为标准，将欧阳修、秦观的艺术成就分别置于晏殊、晏几道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与传统词论有所区别。以欧词为例，在传统词论中，晏殊、欧阳修往往被视为某种风格类型的共同代表，即所谓“欧晏之风”，虽然刘熙载、冯煦、陈廷焯等少数论者也曾注意到二者在风格上的细微差别，但也只是认为他们在艺术手法上各有胜场，而并无高下之分，然而，王国维在此段序文中却明确表示欧词较晏词为佳。同样，王国维对秦观的看法也是如此。冯煦在《蒿庵论词》中曾云：“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2](P3587)这段话应该代表了传统论者对淮海词和小山词的一般看法。然而王国维则说：“余谓此淮海足以当之。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1](P204)从而将秦观与晏几道严格地区分开来。由此可见，王国维的“欧、秦并举”不是信笔为之，而是因为欧、秦之词的风格特征有着与王国维的词学理路相契合的一面，这个契合点就是王国维自己所说的“意境”。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王氏之评词，一向不只重在辞句之外表，而更重在词中内含之意境，王氏所喜爱和称美之辞，一般都是在意境方面特别富有感发之力量，能引起人较深远之体悟与联想的作品。”[3](P100)
二 欧词的“意胜”与秦词的“境胜”
如何理解王国维对欧阳修与晏殊、秦观与晏几道之间“意境异”的强调，并以此为基础认定晏殊逊于欧阳修、晏几道愧于秦观呢？我们首先来看王国维对“意境”的解释。他在《人间词乙稿序》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1](P256)又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1](P256)可见，在王国维看来，意与境是构成一切文学作品的两个根本要素，也是文学作品艺术感染力的直接源泉，文学正是通过意与境的创造，实现内以摅己，外以感人的最终目的。然而在实际创作过程中，由于个人艺术能力的高下与偏好，往往导致不同作者的文学作品在意境上出现“有无”与“深浅”的区别。因此，王国维之所以强调晏殊词与欧阳修词、晏几道词与秦观词在“意境”上存在差异，显然是想告诉我们，虽然他们的风格看上去非常接近，但欧阳修和秦观笔下的意境与晏氏父子笔下的意境有“深浅”之别。换句话说，欧词、秦词的意境较之大、小晏词更深一层。那么在王国维看来，欧、秦之词的意境究竟深在何处？他在《人间词乙稿序》中对此有明确的解释：
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1](P257)
可见，王国维虽然认为欧阳修和秦观离“意境两浑”的最高理想还有差距，但却各自有其专门的胜场，一个以“意”胜，一个以“境”胜。由此我们可以真正了解他对欧、秦词与大、小晏词不同评价的原因所在：就欧阳修和晏殊而言，虽然他们在风格上有类似之处，即所谓“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但欧词的“意”却胜于晏词；而就秦观和晏几道而言，虽然他们的词作也颇为貌似，但少游词的“境”却胜于小山词。
那么，如何理解王国维所说的欧词“意胜”、秦词“境胜”？他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结论是否符合欧、秦词作的风格特点，我们不妨分别考察一番。
首先来看欧词的“意胜”。王国维所说的“意”指的究竟是什么，学界对此的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将作者的主观情感看成“意”的一个主要内容，如温儒敏认为：“所谓‘意’，指主观方面的各种意境，包括情感、想象、理解、兴趣，等等，其中情感是最主要的，对其余诸种因素起渗透、贯穿和主导作用。”[4](P22)因此，王国维之所以认为“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显然是他敏锐地察觉到欧词中蕴含着一种深致的情感。关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在前人的一些说法中找到印证，如刘熙载云：“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5](P107)冯煦也说欧阳文忠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2](P3585)。因此，如果我们将王国维对欧、晏词的轩轾态度搁置一边，而单就二者在情感表现和主体精神方面的差异而论，应该说，王国维有关欧、晏词作“意境异”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由于王国维对欧阳修词在情感表现方面的充分肯定和深切体悟，他对欧词的点评也往往能透过文字表面，直探其精神内核：
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1](P203-204)
王国维这句“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已经成为关于欧词风格的一段经典评语，如叶嘉莹先生就认为王国维的这句评价“对欧词而言，实在是极能掌握其特色的一段评语”[3](P55)，并在此基础上对欧阳修词的风格特征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欧词之所以能具有既豪放又沉著之风格的缘故，就正因为欧词在其表面看来虽有着极为飞扬的遣玩之意兴，但在内中却实在又隐含着对苦难无常之极为沉痛的悲慨。赏玩之意兴使其词有豪放之气，而悲慨之感情则使其词有沉著之致。”[3](P55-56)可以说，叶嘉莹先生的这段申发，让我们充分意识到王国维所谓“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的说法虽然不无绝对，但也绝非欺世之言。
下面再看秦观的“境胜”。对于王国维所说的“境”，学者也有颇多解释，大体而言，“境”指的是艺术创造的形象、画面、景象等等，是“意”的依托与具体表现。那么秦观的“境”胜在何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明确指出：“少游词境最为凄婉。”[1](P204)可见，王国维所谓的“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指的就是秦观词最善表现“凄婉”之境，也就是说，在王国维看来，秦观词的最大特点，也是最高的艺术成就，就是极其成功地描绘出了一幅幅凄婉幽深的艺术画面，这也导致王国维在论及秦观的代表词句时，与前人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1](P204)
秦观的这首《踏莎行·郴州旅舍》是最能代表其词作风格的作品，苏轼最喜欢的是最后两句“郴江自是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并将其书之扇面。而王国维则标举“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二句，并认为苏轼独赏末句为皮相之见。对于王国维的这段评语，现代学者各有诠释，而笔者认为其中尤以叶嘉莹先生的解释最接近王国维的本意：“其原因我以为就正由于这首词中，实在只有‘可堪孤馆闭春寒’两句，是从现实之景物，正面叙写其贬谪之情景，而其他诸句，则多为象喻或用典之语。”[3](P153)
的确，王国维所标举的这两句词，正是“境胜”的最好体现，例如有学者论道：“‘孤馆’、‘春寒’、‘杜鹃’诸意象，原来便都已表现得极为悲苦凄凉，而少游却更于‘孤馆’与‘春寒’之间加一‘闭’字，又于‘斜阳’下加一‘暮’字，遂使原有的凄苦之感更为强厉，几乎无苏解喘息之余地。”[6](P292—293)也正因如此，王国维才会在《人间词话》中频频提及此句，并将其作为“有我之境”的典范：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1](P204-205)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1](P191)
可见，王国维之所以说欧词“以意胜”、秦词“以境胜”，是因为他认为欧阳修善于在词作中表现无限深婉的情致，而秦观则善于在词作中描绘幽微凄婉的画面。例如他在《人间词话》中曾经专门谈到欧阳修与秦观的师法对象：
梅圣俞《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刘融斋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余谓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1](P200)
梅尧臣的《苏幕遮》表现的是翠色渐老，梨花落尽的暮春景象，渗透着凄婉无奈的意味，而刘熙载认为秦观在词体创作上追求的正是这种哀感袭人的画面。显然，王国维对此是深以为然的，因为这与他的秦观词“以境胜”的看法正好吻合。不仅如此，王国维还沿着刘熙载的思路，为欧阳修找到了“一生专学”的对象，即冯延巳的《玉楼春》词，这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欧阳修在创作上所追求的是一种人生所无法摆脱的“无处足”的情思，而这正是欧阳修词能“以意胜”的重要原因。
三 王国维对自身创作的认定：“意深于欧，境次于秦”
那么，王国维为何如此强调欧阳修词的“意胜”和秦观词的“境胜”？这恐怕是因为他是将欧阳修和秦观作为与其自身创作实践最为契合的对象来体悟品味的。王国维在欧、秦之作中解读出的“意胜”与“境胜”，其实这也正是他自己在词体创作时所特意追求的艺术效果。在《人间词乙稿序》中，王国维借樊志厚之口说明了自己艺术风格的总体特征：“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同时又以欧阳修、秦观为参照，指出了自己所取得的实际效果：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1](P257)
虽然心性颇高的王国维在序文中进一步宣称自己的某些作品(如《浣溪沙》“天末同云”、《蝶恋花》“昨夜梦中”、《蝶恋花》“百尺朱楼”)达到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的高度，足以“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1](P257)。但“意深于欧，境次于秦”这个认定应该是王国维对自身创作的一种较为客观、理性的认识。
首先我们来看“意深于欧”。虽然王国维在理论上将“意境两浑”作为词作的最高要求，所谓“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1](P257)，但在其自身的创作中，却常常有意识地偏向于“意”的方面，他曾表示：
词家多以景寓情。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如牛峤之“甘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顾夐之“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欧阳修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美成之“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此等词求之古今人词中，曾不多见。余《乙稿》中颇于此方面有开拓之功。[7](P70)
王国维此处对自己在“专作情语”方面的开拓之功的强调，与他认为自己的词作“意深于欧”正相呼应。虽然王国维所举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很可能并非欧阳修的作品，但他所激赏的另外两句欧词“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却也正是“专作情语而绝妙”的典型。因此当王国维对自己词作的艺术风格做出“意深于欧”的评价时，其实正说明他的词体创作是以欧阳修为主要的效仿对象，并力图在“专作情语”方面更进一步。在《人间词甲稿序》中，王国维借樊志厚之口，明确指出自己的词作足以上接欧公而无愧色：
及读君自所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1](P255)
从“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一句可以看出，王国维几乎将欧阳修视为自己在词体创作上的同道，而其中“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一句，则既是王国维对自己词作的评价，也完全符合他对欧词“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的特点的阐说。在王国维看来，这是他和欧阳修词共同具备的一种风格特征，只是他认为自己的词作更加幽咽委婉、著意深远，故而“意深于欧”。
下面再来看“境次于秦”。在王国维眼中，秦观是最善于捕捉和叙写幽微凄婉的画面，描绘微妙深幽的“有我之境”的词人，即所谓“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而王国维所称赏的秦词佳句，也多是以景寓情的句子，除了前文提到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之外，王国维还说：
温飞卿《菩萨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少游之“雨余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虽自此脱胎，而实有出蓝之妙。[1](P259)
不过，虽然王国维深刻地体味到秦观词“境胜”的特点，并对其褒赞有佳，但在其实际的创作过程中，却不免因为力图在“专作情语”方面有所开拓而相对忽略了对景的真实感受和细腻描摹。在王国维的作品中，最具其个人色彩的，往往都是“往复幽咽、动摇人心”的情语。例如：“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蝶恋花》)；“几度烛花开又落，人间须信思量错”(《蝶恋花》)；“自是思量渠不与，人间总被思量误”(《蝶恋花》)；“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蝶恋花》)；“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封侯觅得也寻常，何况是封侯无据”(《鹊桥仙》)；“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鹊桥仙》)；“已恨平芜随雁远，暝烟更界平芜断”(《蝶恋花》)；“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蝶恋花》)等，这些词句与欧阳修笔下的“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何其类似。但是，我们却在很少王氏的词作中见到“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雨余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这样敏锐幽微的画面。即便是被王国维自称为“意境两忘、物我一体”的《浣溪沙》“天末同云”，也不免被学者认为是“胜于意而失于境”[8](P89)。日本学者宫内保曾指出：“《人间词》最大的特点，是套用以往文学作品的境，在其中加入静安自己的‘意’，从而造出新的‘境’。”[9](P413)然而，由于王国维在加入己“意”的过程中未免过于用力，乃至时常采用“露骨地表现作者思想的手法”[9](P424)，因此他所创造的新“境”在画面、物象上无法像秦观词那样幽微深婉，而这也正是王国维承认自己“境次于秦”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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