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词兴起于中唐，成熟于晚唐五代，而进入宋代之后，词坛却突然陷入了沉寂。唐五代词共有1963首，(1)此据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正编》进行统计，中华书局1999年版。而赵宋建国初期半个多世纪，存词仅三十多首，作者仅十余人，(2)此据唐圭璋编撰《全宋词》进行统计，中华书局1999年版。在词史上是一个明显的沉寂时期。早在宋代，人们即已认识到这一问题。李清照评述宋代词史，是从柳永开始的：“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1](P254)
后人撰述词史，或将宋初五十年左右视为词坛“‘青黄不接’的沉寂阶段”[2](P168)，或对宋初词坛一笔带过甚至略而不谈，直接从主要活动于真宗、仁宗两朝的柳永、晏殊、欧阳修等人谈起。(3)如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对宋词的分期，是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开始算起的。另可参考崔海正《宋词分期问题研究述略》，载《中国韵文学刊》1996年第1期。而至于宋初词坛沉寂的原因，词学界曾有过一些讨论，其中以刘扬忠和诸葛忆兵先生的意见较具代表性。刘扬忠先生认为，宋初词坛的沉寂，“首先应该看到王朝交替、政局剧变对文学的冲击作用”[3](P136)，“其次，就文学传统和创作主体自身来看，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并不意味着文学传统立即就会产生与时代变化相一致的推陈出新”[3](P137)。刘先生的意见固然正确，但笔者以为，这两方面的原因是任何朝代更替之际文学发展都会遇到的共性问题，并未涉及词这种文体的特殊性。而辩证法告诉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不仅要看到其共性、普遍性的一面，还更要看到其个性、特殊性的一面。诸葛忆兵先生则从梳理宋初词作的内容和风格入手，认为“北宋初期社会环境的改变，导致歌词创作的萧条衰落”[4](P17)。诸葛先生的论述虽涉及了士风转变对词风的影响，但由于士风不是其论述的焦点所在，故而未能充分揭示士风与词史演进之间的动态联系。而考察词在中唐至宋初的兴起、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与当时的士风演进情况是同生互动、息息相关的。从士风演进的角度，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唐至宋初词坛兴衰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更有助于我们得出一些有关宋初词坛沉寂原因(乃至整个宋代词坛的发展状况)的新的认识，从而加深对词史发展的理解。
一 中唐士人的“才子”之风促进了词的兴起
“有唐中叶，为风气转变之会。”[5](P1330)而文人词即是在此“风气转变之会”的中唐时期得以真正确立的。据曾昭岷等所辑《全唐五代词·正编》统计，作于中唐时期的词现存149首，作者16家，多为当时的一些著名诗人，如戴叔伦、刘长卿、韦应物、王建、刘禹锡、白居易、韩琮等。而这当中刘、白二人的情况特别值得注意，龙榆生先生即曾指出：“倚声填词之风，至中唐而渐盛，其为刘、白诸人所倡导，可推知也。”[6](P9)这不仅是因为二人的词作数量在当时首屈一指，(4)据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词·正编》统计，刘禹锡今存词39首，白居易今存词28首，二者相加，几乎占现存中唐文人词的一半。而且更因为二人的词学观念和创作实践直接推动了倚声填词之风的兴起。刘禹锡和白居易是崛起于中唐时期的庶族地主阶层的代表人物。刘禹锡是匈奴族的后裔，其祖上三代均为低级官吏。[7]白居易的先世则是归向中朝的“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其家风自与崇尚礼法之山东士族迥异”。[8] (P315)这批出身庶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通过进士考试而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思想开放，行为通达，接近世俗潮流，对当时社会上兴起的曲子词抱有浓厚的兴趣。刘、白经常谈到词的创作环境、功能性质以及传播流布等方面的情况，如刘禹锡《和乐天南园试小乐》言：“花木手栽偏有兴，歌词自作别生情。”[9](P432)《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言：“制诰留台阁，歌词入管弦。”[9](P501)白居易《残酌晚餐》言：“舞看新翻曲，歌听自作词。”[10](P738)……而白居易的《杨柳枝二十韵》则更是为我们相当完整地再现了中唐时期曲子词创作和传唱时的原始情景：
小妓携桃叶，新歌蹋柳枝。妆成剪烛后，醉起拂衫时。绣履娇行缓，花筵笑上迟。身轻委回雪，罗薄透凝脂。笙引簧频暖，筝催柱数移。乐童翻怨调，才子与妍词。
此诗题下原有注云：“《杨柳枝》，洛下新声也，洛之小妓有善歌之者。词章音韵，听可动人，故赋之。”[10](P724-725)在这幅“有声有色”的场景中，除了风情万种的妙龄歌妓，柔婉凄怨的动人音乐之外，还另有一引人注目之处，这就是“才子与妍词”——才华横溢而又风流俊赏的士大夫文人即席创作艳丽之词交与歌妓演唱，由此反映出“才子”的参与是中唐时期曲子词得以兴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白居易在此诗中用以自指的“才子”一词的含义已与其本义有了较大的差别。“才子”一词，原指德才兼备的人，《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11](P448-449)后来“德”的一面渐被忽视，凡有才华的人均可称“才子”。晋潘岳《西征赋》“终童山东之英妙，贾生洛阳之才子”[12](卷十，P461)，即称终军、贾谊为“才子”。而至中唐时期，“才子”这一概念在才华出众一义上又融入了风流俊赏的含义，并成为一时风气。中唐士人常以“才子”自称、互指并引以为荣。如刘长卿在《赠别于群投笔赴安西》诗中即称于群为“风流一才子”[13] (P44 )，而白居易、刘禹锡和元稹则更是当时社会公认的“才子”。白居易《刘白诗唱和集解》言：“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10](P1452)另据《旧唐书·元稹传》载：“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14](P4333)白、刘二人还常互以“才子”相称，如刘禹锡《答乐天戏赠》诗中云：“才子声名白侍郎，风流虽老尚难当。”[9](P433)白居易《和刘郎中学士(按：指刘禹锡)〈题集贤阁〉》云：“朱阁青山高痺齐，与君才子作诗题。”[10](P587)
这批出身庶族地主阶层的“才子”，大都放浪才情，不拘礼法，追求个性和新的价值观。如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15] (下册，P1727 )皇甫湜曾对此感慨言：“近风教偷薄，进士尤甚。”[16](P7022 )因此，当曲子词在侑酒劝觞、娱宾遣兴方面的那种“与生俱来”的优势一旦被他们发现时，它的进入文坛便已呈不可避免之势。白居易《长安道》云：“花枝缺处青楼开，艳歌一曲酒一杯。”[10](卷三五，P240)《过裴令公宅二绝句》题下自注云：“裴令公(度)在日，常同听《杨柳枝》歌，每遇雪天，无非招宴。”[10](P807)……在配合音乐曲调演唱的初始阶段，词就是这样被这批通脱俊赏的才子文人当作一种娱宾遣兴之具而引入文坛的。
刘禹锡《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云：“心知洛下闲才子，不作诗魔即酒颠。”[9](P418)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填词活动主要是在他们于洛阳放浪才情、通脱俊赏的闲居时期进行的。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刘禹锡接受白居易的建议，向朝廷上表辞去同州刺史任，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正如刘禹锡在《寄杨八拾遗》诗中所云：“洛阳本自宜才子。”[9](P516)白居易早于大和三年(829)就已经以太子宾客分司于此了。刘禹锡此番到洛阳时，他已如自己《洛阳堰闲行》诗中所说“七年此地作闲人”[10](P727)。白居易又在《闲吟》诗中“夫子自道”云：“看雪寻花玩风月，洛阳城里七年闲。”[10](P680)而刘禹锡的到来，为白居易的悠闲生活增加了一位诗酒之侣。白居易在《赠梦得》诗中说：“年颜老少与君同，眼未全昏耳未聋。放醉卧为春日伴，趁欢行入少年丛。寻花借马烦川守，弄水偷船恼令公。闻道洛城人尽怪，呼为刘白二狂翁。”[10](P756)于此可见二人浓厚的游兴。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闲居洛阳的刘禹锡写下两首《忆江南》词，并于词下自注云：“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9](P495)据此推断，白居易的那首“春词”也应是“依曲拍为句”的。虽然白居易的“春词”今已不存，(5)白居易有一首题为《春词》的残句：“莫怪红中遮面笑，春风吹绽牡丹花。”(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外集》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7页)，意思与刘禹锡的《忆江南》有相通之处，刘禹锡词注中所言之“乐天春词”或即指此，可惜它已无全貌，难以确证。但不管如何，白、刘的“依曲拍为句”是我国文学史(词史)上最早出现的“依曲填词”的实证，学界一般皆以之为文人词大幕正式开启的标志。如我国现代词学的奠基者胡适先生认为：
长短句之兴，是由于歌词与乐调的接近。通音律的诗人，受了音乐的影响，觉得整齐的律绝体不很适宜于乐歌，于是有长短句的尝试。这种尝试起先也许是游戏的，无心的；后来功效渐著，方才有稍郑重的，稍有意的尝试。《调笑》是游戏的尝试；刘、白的《忆江南》是郑重的尝试，这种尝试的意义是要依着曲拍试做长短句的歌词；不要像以前那样把整齐的歌词勉强谱入不整齐的调子，这就是长短句的起原。[17](P544)
这段话表明，胡适非常重视刘、白二人的填词活动，并将他们的《忆江南》视为长短句兴起的标志。而龙榆生先生亦言：
倚声填词，要文字和曲调配合得非常适当，必须经过长期的多数作家的尝试，才能逐渐做到，而且非文士与乐家合作不可。这种尝试精神，不能寄希望于缺乏群众观念的成名诗家……由于无名作家的尝试，引起诗人们的好奇心，逐渐改变观念，努力促进长短句歌词的发展，这不得不归功于肯“依忆江南曲拍为句”的刘禹锡、白居易。[18](P211)
龙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群众观念”，实际上也就是他在另一处所说的“唯其接近民众，故对新兴歌曲，亦最易接受而乐为加工”[6](P9)的意思。而这也正是中唐才子文人思想行为上的一个重要特征。白、刘二人皆开放通达，放浪才情，喜好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俗乐新声。二人的诗中提到过很多流行曲调的名称，如刘禹锡《纥那曲词二首》(之一)言：“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情。周郎一回顾，听唱纥那声。”[9](P364)白居易《杨柳枝词八首》(之一)“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10](P714)……这些诗句中的“杨柳”“竹枝”“纥那”“六么”“水调”“白雪”“梅花”等均是当时流行的乐曲名称。刘禹锡还能唱《竹枝》，白居易《忆梦得》中云：“几时红烛下，听唱竹枝歌？”自注：“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10](P604)在白、刘的倡导下，“为词者甚众，文人才子，各炫其能”[19](P61)。词的兴起，正得益于中唐这批“才子文人”的开创之功。
二 晚唐五代士人的“浪子”习气促进了词的成熟
陈寅恪先生指出：“贞元、元和间社会，其进士词科之人，犹不敢如后来咸通、广明之放荡无忌，尽决藩篱。”[20](P95)晚唐时期，随着李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士人的“才子”之风也进一步发展成了“浪子”习气。这一时期的士人大都傲诞诡激，醉心于狭邪之游，甚至以在风月场、演艺圈中炫卖才情为荣。诚如孙棨所感慨的那样：“顷年举子皆不及此里，惟新郎君恣游于一春。近不知谁何启迪。呜呼，有危梁峻谷之虞，则回车返策者众矣。何危祸之感，甚于彼而不能戒于人哉！”[21](下册，P1418)至于五代，士人身上的“浪子”习气更是向着极端的方向演变。晚唐、五代士人的这种“浪子”习气曾对词的走向成熟产生过重要影响。“唐至温飞卿，始专力于词。”[22](P50)作为词史上第一个刻意填词的专业作家，温庭筠在词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的词以艳情为主要内容、以娱乐为主要目的，风格婉媚富艳，完成了词由民间向文人的过渡，奠定了我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类型风格”的基石，被后人尊奉为“花间鼻祖”[23](第一册，P674)，甚至被称为文人词的“开山祖师”[24](P137)。温庭筠的词虽然在艺术上取得了高度的成就，但温庭筠其人却是当时浪子文人的典型。史籍中有关温庭筠放荡狭邪、傲岸忤物的浪子行径的记载颇多，摘引两条如下：
温庭筠有词赋盛名。初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扬子留后姚勗厚遗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狭邪所费。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25](下册，P1428)
(温庭筠)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缟之徒，相与蒱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心怨令狐绹在位时不为成名。既至，与新进少年狂游狭邪，久不刺谒。又乞索于扬子院，醉而犯夜，为虞候所击，败面折齿，方还扬州诉之。令狐绹捕虞候治之，极言庭筠狭邪丑迹，乃两释之。自是污行闻于京师。[14](卷一九〇，P5079)
后来温庭筠的儿子温宪应试，主考官郑延昌竟以“其父文多刺时，复傲毁朝士”为由，“抑而不录”，[26](P1869)可见温庭筠当时招致嫉恨之深。而温词所取得的成就，与其人放浪不羁的浪子习气是密不可分的。龙榆生先生曾指出过这一点：“刘、白而后，小词之进展，不得不归功于‘士行尘杂’之温庭筠。……唯其‘士行尘杂，狂游狭邪’，故不复以依流行曲调之声填词为嫌，且得尽量发展；唯其‘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故集中诸词所依曲调，亦渐见繁复；长短句词体，至是始正式为诗人采用以抒写性情矣。”[27](P33)一方面，“狂游狭邪”的浪子行径对温庭筠的仕途前程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温庭筠为其“狭邪丑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温庭筠创作的那些体现追求及时享乐价值取向的词却成了时人竞相传唱和效仿的对象。对于二者之间的这种同生互动的辩证统一关系，龙榆生先生曾有过精当论断：“所谓‘士行尘杂’之温庭筠……乃为斯(词)体开山作祖。疆土既开，而其收获乃穷极奇变，蔚为中国文学之大观。”[27](P42)
温庭筠之外，晚唐时期其他词人身上的“浪子”习气表现得也很明显。例如，在文人词的历史上写下第一首“慢词”(《八六子》)的杜牧就是一个恃才放纵的人物。杜牧虽曾激烈批评元白之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28](P7834)，但他本人亦“少时不羁，有书记平安之谤。晚年刺湖州，犹有‘绿叶成荫子满枝’之恨，若未忘情于色界者”[29](P233)。《唐诗纪事》就曾记载过杜牧的一则佚事，说他身为纠察弹劾之责的御史，却为一妓女而预风流之会，并当场赋诗、直言索要，其“不拘细行”[26](P1520)的浪子习气由此可见一斑。杜牧对当时号为笙歌粉黛、人间佳丽之地的扬州非常向往，明人杨慎在评其《寄扬州韩绰判官》诗时即云：“在淮南而寄扬州人者，盖厌淮南之摇落，而羡江南之繁华。”[30](中册，P800)杜牧与扬州可谓有着不解之缘，他在扬州留下过许多风流韵事，如高彦休《唐阙史》载：“(杜牧)性疏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31](第三册，P1226)杜牧后在《遣怀》诗中感叹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32](P5998)宋代词人在写到扬州时大都喜用杜牧事，如晁补之《虞美人·广陵留别》词云：“还是扬州一梦、却惊回。”[33](第一册，P732)姜夔《扬州慢》词云：“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34](P1)《琵琶仙》词云：“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34](P28)……俨然将杜牧看作是扬州城的“形象代言人”，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唐、五代士人的浪子习气在文人词的发展史上确曾有过重要影响。
再如，温庭筠的好友裴讠咸，“足情调，善谈谑，……好作歌曲，迄今饮席，多是其词焉”，但其人却为人所谑曰：“能为淫艳之歌，有异清洁之士。”[35](下册，P1309)薛能则恃才傲诞，妄自尊大，“晚节尚浮屠，奉法唯谨。资性傲忽，又多佻轻忤世”[36](P317)，甚至连李白也不放在眼里，其《论诗》言“李白终无取”[32](P6521),《寄符郎中》言：“我身若在开元日，争遣名为李翰林？”[32](P6521)又在《并州》诗中直言不讳地炫耀少年狭邪之游：“少年流落在并州，裘脱文君取次游。携挈共过芳草渡，登临齐凭绿杨楼。庭前蛱蝶春方好，床上樗蒲宿未收。”[32](P6483)
五代词在唐词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从数量上看，五代文人词共有40家，689首，(6)此据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进行统计。考虑到许多词作在当时就因战乱焚劫、随作随弃等等原因而散佚不传这一因素，这个数量已不算少：它差不多相当于今传有唐一代三百年间所有文人词的总和。如果再加上民间词，五代词的盛况是相当可观的。从质量上看，五代形成了词人相对集中的西蜀、南唐两大词坛，产生了韦庄、李煜、冯延巳等一批杰出的词人，并出现了我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与此同时，五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混乱的时期之一。欧阳修“伤五季之离乱，故作《五代史》也，序论则尽以‘呜呼’冠其篇首”[37](下册，P1142)，并大发感慨曰：
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38](P369～370)
中唐以来士人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的减退，对放浪不羁、寄情声色的享乐生活的追求，至此已发展到了变本加厉的地步。面对污浊混乱的现实环境，五代时期的士人并没有改变这种现实的热情和抱负；他们的愿望，只是要在这污浊混乱中寻求感官刺激和麻痹陶醉。“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39](卷一，P154)，韦庄《菩萨蛮》中的这两句词恰好形象地描绘了五代士人及时行乐、流宕无聊的浪子习气。而这种极端的“浪子”习气却继晚唐之后又进一步促进了词的发展成熟。下面略举数例以为说明。
明人杨慎曾注意到“五代僭伪十国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景(按：应为“璟”，原文如此)、李煜，吴越之钱俶，皆能文，而小词尤工”[40](第一册，P449)，如果再加上后唐庄宗李存勖，杨慎所言就更加完整了。这几位于“小词尤工”的皇帝又无一不是耽溺享乐的昏庸之君。比如后唐庄宗李存勖，“终日沉饮，听郑、卫之声与胡乐合奏，自昏彻旦，谓之‘聒帐’。半酣之后，置畎酒篦，沉醉射弓，至夜不已”[41](卷下，P49)。试读其《阳台梦》词：
薄罗衫子金泥缝，困纤腰怯铢衣重。笑迎移步小兰丛，亸金翘玉凤。 娇多情脉脉，羞把同心捻弄。楚天云雨却相和，又入阳台梦。[39](卷三，P444)
据《北梦琐言》记载，此词乃李存勖自傅粉墨与优人为戏时所作，词中对女色的描写，正是他荒淫生活的真实写照。前蜀后主王衍荒淫酒色，奢靡无度，他的词(包括今只存调名而词已佚的曲调)，皆与其奢靡放纵的享乐生活有关。如其《醉妆词》：“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39](P491)此词“极写游宴忘归之致”[42](P54)，题中的“醉妆”，大有来历：“(王衍)每宴怡神亭，妓妾皆衣道衣，莲花冠，酒酣，免冠，髽髻为乐，因夹脸连额，渥以朱粉，号曰‘醉妆’。”[43](P69)王衍“尤酷好奢靡之词，常集艳体诗二百篇，号曰《烟花集》”[44](P20)，又好“搜求名公艳丽绝句檃为《柳枝词》。君臣同座，悉去朝衣，以昼连宵，弦管喉舌相应。酒酣，则嫔御执卮，后妃填辞，合手相招，醉眼相盼，以至履舄交错，狼藉杯盘”[45](卷七，P46)。后蜀后主孟昶曾有意要从王衍身上吸取教训，对臣下说过“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44](P25)之类的自戒之言，但实际上孟昶并未做到这一点。王士祯说他“尝言不效王衍作轻薄小词，而其词自工”[44](P25)，这也从反面证明了词与当时社会上风行的轻薄浮艳习气有着不可割舍的“血缘关系”，词为助兴佐欢的工具这一观念在当时已深入人心，使人欲释不能。
李清照曾言，五代干戈离乱之际，“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1](P254)，比起王衍、孟昶来，南唐二主的词显得要文雅得多；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词仍多是宫廷宴乐生活的产物。中主李璟继位之后，“留心内宠，宴私击鞠，略无虚日。尝乘醉命乐工杨花飞奏《水调》词进酒，花飞唯歌‘南朝天子好风流’一句，如是者数四”[46](第一册，P276)。后主李煜的一生，以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宋灭南唐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李煜词的内容，“不外在江南时欢乐之情与在宋都时悲哀之情”[47](P668)，此也正是他一生前、后两期生活境遇的真实反映。他前期的词作多描写宫中的豪侈生活，如《浣溪沙》：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39](P753)
俞陛云先生评这首词曰：“时至日高三丈，而金炉始添兽炭，宫人趋走，始踏皱地衣，其倦勤晏起可知。恣舞而至金钗溜地，中酒而至嗅花为解，其酣嬉如是而犹未满足，箫鼓尚闻于别殿。作者自写其得意，如穆天子之为乐未央，适示人以荒宴无度……但论其词，固极豪华妍丽之致。”[42](P123)
五代君主好为轻艳小词之习既是受了当时士风影响的结果，又反过来对这种风气的流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在西蜀词坛，毛文锡、鹿虔扆、欧阳炯、韩琮、阎选等五人被称为“五鬼”[40](第一册，P457)，则五人的薄于操行可以想见，而五人俱以小词为孟昶所赏。五人词风大抵以轻艳流丽为主，请读毛文锡的《甘州遍》及欧阳炯的《菩萨蛮》：
春光好，公子爱闲游。足风流。金鞍白马，雕弓宝剑，红缨锦襜出长秋。 花蔽膝，玉衔头。寻芳逐胜欢宴，丝竹不曾休。美人唱，揭调是甘州。醉红楼。尧年舜日，乐圣永无忧。[39](P533)
红炉暖阁佳人睡。隔帘飞雪添寒气。小院奏笙歌，香风簇绮罗。 酒倾金盏满。兰烛重开宴。公子醉如泥。天街闻马嘶。[39](P466)
这两首词都写到了公子游冶的内容，正可以看作是当时士人追欢逐乐的“浪子”习气的一种反映和写照。
而在南唐词坛，冯延巳也因“轻脱贪求”“侵扰时政”而被人视为“五鬼”之一。当国家一再丧败，稽首称臣于敌之时，冯延巳仍与中主李璟以小词相谑：“元宗(李璟)因曲宴内殿，从容谓：‘吹皱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巳对曰：“安得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特高妙也。”[48](卷二六)而南唐的另一位宰相词人韩熙载也性好谑浪，“晚年不羁，女仆百人，每延请宾客，而先令女仆与之相见，或调戏，或殴击，或加以争夺靴笏，无不曲尽……习以为常”[49](P1790)。
可见，晚唐、五代的词人大多是薄于操行、耽于享乐的轻浮放浪之士，而士人身上的这种“浪子”习气在促进词走向成熟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也正由此可见。
三 宋初对士风的改造导致了词坛的沉寂
在经历了中唐的兴起和晚唐五代的短暂繁荣之后，入宋伊始，词坛却突然陷入了沉寂。两宋之交的王灼曾对这一现象感到大惑不解：“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国初平一宇内，法度礼乐浸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怪。”[50](第一册，P82)其实，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从士风演进与词坛兴衰的互动线索中不难找到答案。赵匡胤在建立宋朝之后，为惩唐末五代之弊和长治久安之计，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立国的大政方针。作为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赵匡胤认识到，士风不振是导致唐末五代衰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故而不能坐视士人身上那种足以导致国家败亡的浮薄放浪风气继续流行下去。有鉴于此，赵匡胤在开国之初即着手大力改造士风。
首先，将“兴文教，崇尚儒术”定为基本国策。赵匡胤的施政纲领中贯穿着儒家崇尚忠义，维护仁孝的思想。宋朝建立之初，朝廷屡次下令改变旧俗中不符合儒家原则的地方，强调“原人伦者，莫大于孝慈，正家道者，无先于敦睦”[51](第七册，P6496)。据洪遵《翰苑遗事》载，宋太宗亦“敦奖儒术，初除张参政洎、钱枢密若水为翰林学士，喜以为得人，谕辅臣云：‘学士清切之职，朕恨不得为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登秘阁，“观群书齐整，喜形于色，谓侍臣曰：‘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52](P38)
其次，褒奖五代政权忠臣，崇扬忠孝节义思想。据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载，赵匡胤自陈桥驿拥兵入汴京皇宫时，后周长入祗候班乔、陆二位头领率众坚守南门，赵匡胤无奈改从北门入宫。事后赵匡胤立誓不杀乔、陆及其部众，但乔、陆等人宁死不愿背叛后周，全部上吊自杀。赵匡胤对此感叹不已，下令建庙纪念，赐庙名曰“忠义”，并将“长入祗候班”改名为“孩儿班”。另据《宋史》卷四百八十四载，后周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因在兵变中试图反抗而被杀害。事后赵匡胤下令褒奖韩通，赠中书令，并在诏文中着重强调“临难不苟，人臣所以全节”[53](P3)。又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二载，原后汉中书侍郎、平章事卫融曾劝刘钧举兵助李筠对抗宋军，事败被擒，赵匡胤欲杀之，卫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今之死正得其所尔。’太祖闻之曰：‘此忠臣也。’遽命释之，召坐御前，以良药傅其创，赐袭衣、金带、鞍勒马……授融太府卿，赐第京城。”[54](P13942)不难看出，宋太祖采取的这一系列举措并不是真的要褒奖韩通、卫融等人对于旧主的忠心，而是在激励人们要以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效忠新的君主。
再次，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为国人树立榜样。乾德元年(963)，为了给国人树立典范，赵匡胤特地命吏部尚书张昭、工部尚书窦仪等人对配飨武成王的七十二贤“别加裁定”，逐一进行审查，“取功业始终无瑕者”。审查的结果，认为应予提升位次的有西汉灌婴、后汉耿纯等23人，应予贬退的有战国吴起、孙膑等22人，这次审查所依据的标准即是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凡符合这一标准的即予以褒扬，反之则予以贬斥。[55](P92～93)
复次，贬斥轻浮放浪之士，显示朝廷用人倾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和卷六记载了由五代入宋的两位士人遭宋太祖疏斥之事。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王著喜好饮酒，不拘细行，曾因醉酒夜宿娼家而被巡夜的官吏抓住，宋太祖知道这件事后开始没有追究。后来有一天，王著夜晚在禁中值班，因事求见太祖，太祖靠近烛光观察王著，发现他喝得酩酊大醉，头发倒垂，遮掩面容，太祖大怒，“发前事黜之”，两罪并罚，贬王著为比部员外郎。而御史中丞刘温叟等，“并坐失于弹劾，夺两月俸”[55](P83)。五代时期著名的花间词人欧阳炯入宋后为翰林学士，仍然不改昔日放诞之风，苏易简《翰林志》卷下说他“常不巾不袜，见客于玉堂之上”。欧阳炯擅长吹奏长笛，宋太祖曾召他入殿奏曲。御史中丞刘温叟听说此事后，劝谏宋太祖说：“禁署之职，典司诰命，不可作伶人事。”宋太祖回答说：“朕顷闻孟昶君臣溺于声乐，炯至宰相，尚习此伎，故为我擒。所以召炯，欲验言者之不诬耳。温叟谢曰：‘臣愚不识陛下鉴戒之微。’”[55](P157)此后宋太祖再也没有召见过欧阳炯。
这里还有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历仕后晋、后汉、后周的陶榖，文思敏捷，博学多识。后晋时为知制诰兼掌内外制，参与机要，又拜中书舍人；后周时为翰林学士，与王朴等提出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入宋后官翰林学士承旨，当时法物制度，多为其所定。时人有“自五代至国(宋)初，文翰为一时之冠”[56](P5)、“国初文章，惟陶尚书榖为优”[57](第二册，P1436)的评价。陶榖也因此而自许甚高，曾经指着自己的头说：“必戴貂蝉。”[58](第二册，P1540)意谓将来肯定能飞黄腾达、出入公卿。然而，陶榖却始终得不到宋太祖的青睐，未获重用，宋太祖提拔的几任宰相“闻望皆出(陶)榖下”[56](P5)。这其中的缘由，主要是因为陶榖没有认识到宋太祖建设新的一代士风的努力，仍然不改其轻浮躁进的作风，给宋太祖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陶榖本姓唐，因避后晋高祖石敬瑭讳而改姓陶。但他后来历事累朝，却不复还本姓，还把女儿嫁给一位唐姓士人为妻。这与宋太祖在建国之初大力崇扬儒家纲常伦理的精神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后周时，陶榖奉使南唐，“恃上国势，下视江左，辞色毅然不可犯”。南唐知其非端介正人，乃让歌妓诈为驿卒女，“每日敝衣持帚扫地。陶悦之与狎，因赠一词名《风光好》云：‘好因缘，恶因缘，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 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46](第一册，P281)。次日，后主李煜设宴，命妓歌此词劝酒，“榖大惭沮，满引致醉，顿失前日简倨之容。归朝，坐此抵罪”[59](P342)。陶榖的轻薄放浪由此可见一斑。
宋太祖在夺取后周政权、准备行禅让之礼时，仓促之间，未有禅文，时任后周翰林学士的陶榖从怀里拿出事先早已准备好的禅文，递给宋太祖说“已成矣”。陶榖的这种行为不但没有起到讨好宋太祖的作用，反而使得宋太祖“由是薄其为人”[60](P2)。陶榖还曾以朝廷对待词臣不厚为由，乞罢禁林。宋太祖听说此事后言：“此官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不许罢禁林，更不进用陶榖。陶榖乃发牢骚，题诗于玉堂曰：“官职有来须与做，才能用处不忧无。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57](第二册，P1436)不巧此诗被宋太祖看见，更加轻薄其人，遂决意不重用陶榖。开宝元年(968)，陶榖的儿子陶邴考中进士，宋太祖竟对之持怀疑态度，“谓左右曰：‘闻榖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书覆试”[55](P200)。由此可见陶榖留给宋太祖的印象之恶劣。而从陶榖遭受贬抑的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宋太祖力图重建新的一代士风的良苦用心。
经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努力，晚唐五代以来士人的“浪子”习气逐渐祛散，有宋一代的士风开始出现新的气象。对于宋初士风的嬗变过程和彬彬盛况，《宋史·忠义传》做了高度概括和评价：“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54](P13149)而在宋初朝廷上下致力于士风改造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以前勃兴于社会衰乱之际、原为轻浮放浪士风载体的词这一文学形式顿时失去了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和土壤——这即是宋初五十年左右词坛突然呈现出青黄不接的沉寂状态的基本原因。
余论
词作为赵宋王朝的“一代之文学”[61](P1)，它在有宋一代的兴盛实际上是从真、仁两朝之际开始的，而此时正是宋代社会奢逸享乐之风开始抬头之际。宋初对士风的改造虽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维持的时间并不长。赵宋建国至真宗朝，由于承平日久，国家开始呈现出繁荣的气象，王称《东都事略》卷四载：
宋兴，承五季之余，天下得离兵革之苦，至真宗之世，太平之治洽如也。咸平以来，君明臣良，家给人足，刑措不用，契丹请和，示以休息，德明纳款，抚以恩信。于是朝帝陵、封岱宗、祀汾睢、谒亳社，绝代旷典莫不具举，礼乐明备，颂声洋溢。
东封西祀等“绝代旷典”的铺张奢衍、“颂声洋溢”话语的充斥盛行，不仅消耗着国家的资源，也影响了一代士风，北宋社会的逸乐之风由此渐长。宋人王栐总结北宋社会风气的变化过程说：“祖宗立国之初，崇尚俭素，金银为服用者鲜，士大夫罕以侈靡相胜，故公卿以清节为高，而金银之价甚贱。至东封西祀，天书降，天神现(按：此皆为真宗时事)，而侈费浸广，公卿士大夫是则是效，而金银之价亦从而增”[62](P14)，“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62](P17)。再者，赵宋朝廷实行的优待文士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宴游享乐之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四载，真宗景德三年(1006)九月，“诏以稼穑屡登，机务多暇，自今群臣不妨职事，并听游宴，御史勿得纠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阳并旬时休务一日，祁寒、盛暑、大雨雪议放朝，著于令”。另据苏辙《龙川别志》载，真宗“临御岁久，中外无虞，与群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娱”，又“责限为相公(王旦)买妾，仍赐银三千两”。[63](P74)在这种情况下，本宜于遣兴佐欢的词与士人好尚游宴逸乐的风气之间重新找到了契合点，故而在经历了宋初的沉寂之后又重新走上了兴盛之途，这是我们在考察士风演进与宋初词坛沉寂原因时所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