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市场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精英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视角去研究中国市场转型中的精英流动？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引入了一个适合于分析中国精英流动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对中国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初步观点。
近年来，市场转型中的精英流动问题，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基于对中欧以及东欧的研究，得出了十分重要的结论。然而，我们关心的是，中、东欧的经验与研究结论对中国市场转型中的精英流动有多大解释力？换句话说，即中国市场转型中的精英们所产生的变化与中、东欧地区相比有何不同？本文将先把已有的相关理论做一个梳理，进而指出它们在解释中国市场转型中的局限性，然后引入一个有启发性的分析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流动机制的理论框架，最后试图通过这一框架对中国市场转型中的精英流动机制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精英再生产”还是“精英循环”？——市场转型中的精英流动的两种主要机制
就目前而言,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形成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争论。在经历了若干年的市场改革之后,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那些精英人物还是改革前就起着作用的那些精英人物吗? 对于这个问题,显然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对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撒列尼分别将其称之为“精英再生产”理论和“精英循环”理论。
“精英再生产”理论以匈牙利的汉吉斯和波兰的斯坦尼斯基为代表。汉吉斯认为，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权力的作用不会一下子消失。那些曾经拥有权力的前共产党干部，将利用自己的权力而把自身转化为“攫取财富的阶级”。斯塔尼斯基则提出了“政治资本主义”理论，他认为在东欧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原政治职务已经成为积累私人财富的手段，原共产党官员将转变为有恒产的资本家阶级。这一理论强调的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主体并未发生改变，只不过是他们所扮演的精英类型发生了改变，即由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但人还是那些人。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得到了极大的保存，只不过所赋予他们的名称不一样罢了。
与精英再生产理论相对应的,撒列尼将其称之为精英循环理论。与精英再生产理论不同,精英循环理论强调的不是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而是精英的断裂。换言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以政治干部为代表的旧精英存在的基础不断丧失,在这部分人中出现了实质性的向下流动,而由于新的机会的出现,在原来的非精英群体中却形成了一批新的精英。维克多·倪作为精英循环理论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的“权力论题”，该命题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剩余产品不再由分配部门垄断，而是更多地通过市场来进行分配，那么，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会引发权力转移，这种转移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利于再分配者。也就是说，前政治精英的权力会下降，而企业生产者的市场权力会上升，从而成为社会中的新精英。
二、资本转换论——对中国同样有效吗？
就理论逻辑而言，无论是“精英再生产”还是“精英循环”，所涉及的是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不同类型精英的可转换性问题。这两种理论均隐含着两个理论假设。我将其中一个称为“首属资本”假设，另一个称为“资本转化”假设。“首属资本”假设指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下，占据支配地位的资本，即“首属资本”各不相同。众所周知，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中，政治资本是所有资本的核心，其他资本均是政治资本的附着物。而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资本主义体制慢慢建立，政治资本支配地位下降，经济资本地位显著上升，并最终成了转型后社会的“首属资本”。另外，按照撒列尼等人在《无须资本家打造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的观点，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中欧各国由共产主义时期步入后共产主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首属资本”将由改革前的政治资本变为改革后的文化资本而非经济资本。总而言之，在市场转型前后，社会中的“首属资本”定将发生变化。经济改革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资本一定会让位于改革后的文化资本或经济资本。另一方面，“资本转化”假设指不同资本类型之间可转化性的问题。“精英再生产”理论认为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转化是便利的，因此前共产党官员能轻易将政治资本转为经济资本从而实现“精英再生产”；“精英循环”理论认为不同类型资本间的可通约性较弱，因此政治资本无法转化为经济或文化资本，从而造成旧精英的衰落与新精英的形成。由此可见，在这两种理论看来，市场转型中精英形成的实质，就是不同资本类型之间的转换：它既包含转型前后“首属资本”的转变，也包含转型过程中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可转化性。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能否成为精英，往往取决于个人将自身所拥有的资本转化为“首属资本”，或直接获取“首属资本”的能力。换句话说，一个既能审时度势认识到转型后的“首属资本”为何物，亦能将自身资本转化为转型后“首属资本”的人，将会是市场转型过程中的最大赢家。
然而，这样的理论取向，即“资本转换论”，对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同样有很强的解释力吗？我认为，中国的市场转型尤其特殊性，“资本转换论”在中国可能并不成立。首先，与中殴以及东欧的情况不同，中国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处于社会支配地位的“首属资本”——政治资本被没有改变。虽然与改革前相比，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在改革过程中逐渐提升，但政治资本仍然是我国的核心资本，主导社会的精英仍然是政治精英。其次，依照孙立平的观点，在中国的市场改革中，与其说是不同资本之间的相互转换，不如说是出现了了一种全新的资本形式——总体性资本。在改革浪潮中，不少人以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为基础，通过“价格双轨制”与“官倒”、“第三梯队”的建设、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下海”、以及“买文凭”等行动，成为了集政治、经济、文化资本于一身的“总体性精英”。孙立平进一步认为，虽然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交换可以看成一种“资本的转换”，但对于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来说，它们之间的交换却如此容易，说明这二者之间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转换过程”,而是同一种总体性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由此可见，对于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应该找到一种更为适合的理论视角。
三、“精英机会论”——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比较研究视角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知道，中国的市场转型与中欧以及东欧的市场转型最大不同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很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共产主义层级体制基本没有发生变化，政治资本仍然发挥着最为强大的力量，从而导致中国精英的转换与中东欧地区的精英转换存在较大差异。这提醒我们，不能孤立的将市场转型看成一个纯粹的经济转变过程，任何市场转型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不同的政治环境会对处在转型时期的精英们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政治因素应该也被纳入到精英研究中。魏昂德所提出的“精英机会论”无疑是这方面理论的杰出代表。
魏昂德認为，共产主义时代的精英在转型经济中的命运视不同的政治进程而不同。这里所指的政治进程有两层含义。第一个进程是体制变迁的程度：单一正当的层级体制是否随着指令性经济一起瓦解。第二个进程是公共资产的性质：共有财产是否迅速的转移到了新的所有者手中。魏昂德以“体质变迁的广度”和“政策法令对资产挪用的限制”两个维度区分了四种转型经济的类型。第一个类型以捷克为代表，特征是体制变迁广度大，政策法令对则产挪用的限制高。在这种类型下，共产主义层级体制解体，失去了资产和人事任命权。执政党收缩为竞选政党且在早期的选举中落败。系统的私有化是有序而被有效规范的，限制了精英挪用资产的机会。因此，在政治和经济组织中精英替代的比例高，原精英流动成为有产的公司精英的比例有限，那些受过较高教育和有技术的精英更可能在高薪位置上存续下来。第二个类型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特征是体质变迁的广度低，政策法令对资产挪用的限制高。在此类情况下，共产主义层级体制得以存续且继续掌权。党继续控制着人事任命权，保持着它的组织和资产。私有化迟缓，限制了精英挪用资产的机会。因此，精英替代率低，干部们继续把持他们的职位，且借此提高他们自己和家庭成员的收入，但对私有化的限制延缓、制约他们成为一个新的有产的公司精英阶层。第三种类型的经济转型以俄罗斯为代表，表现为再分配制度迅速崩溃，体制变迁广泛而深入。私有化过于迅速且欠缺规范，对资产挪用的限制很薄弱。这给原有的精英提供了更大的机会，是他们得以在高度密集的国有资产被私有化的过程中维持对这些资产的控制权，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新贵。最后一种类型以中亚国家为代表，他们的体制变迁程度相对有限，再分配时代的精英仍大部分居于原位，既没有收到延续下来的公共财产国家所有制限制，也没有有效的规范来制约他们挪用资产。魏昂德进一步指出，在这四种理想类型中，对再分配时代的精英来说最为不利的是第一类，而最为有利的是第四类。魏昂德的这一理论，为各国市场转型中精英流动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意义的综合框架。
四、中国市场转型中的精英流动：介于“精英再生产”与“精英循环”之间？
若以魏昂德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情况，我认为中国市场转型中的精英流动既不同于“精英再生产”，也不同于“精英循环”。中国在市场转型中政治体制变动小，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保存相当完整，因此，政治精英替代率低，改革前的政治精英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向下流动。与此同时，虽然社会中出现了不少私营企业主与知识分子，但是他们进入国家核心精英层的机会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充其量只能被称为“边缘精英”，并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政策法规对私有化的限制程度较高，因此通过“下海”经商，或是将国有资产私有化而转变为有产经济精英的政治精英数量不多。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市场转型中的精英流动机制介于“精英再生产”与“精英循环”之间——既没有大量改革前的非精英阶级替换掉改革前的政治精英而成为新精英，也没有大量的政治精英完全放弃其党内职务而摇身一变为有产经济精英。中国的政治精英，往往采取另一条路径：留在原位且试图从中攫取更高的收入，或利用职权贪污腐败，或利用职权影响力为家庭成员经商大开方便之门。精英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留在了原位，似乎市场转型并未对他们的地位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所发生的，是一场可以被称为“缺乏精英流动的市场转型”。
参考文献：
[1]孙立平.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J].浙江学刊,2002(3).
[2]撒列尼等.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边燕杰等.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边燕杰等.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M].三联书店,2002.
（作者简介：胡轩，男，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