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庆生
今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也是广西大学复校60周年。自我1983年留学回国，在广西农学院（1997年与广西大学合并）创建分子遗传学研究室至今，30多年过去了，分子遗传学研究室的教师和研究生从10多名发展到100多名，见证了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从校级的研究基地发展成为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见证了一项又一项国家级科研课题的获得，见证了一篇又一篇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论文的发表和一项又一项科研成果的获得，有3位学生曾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韩斌同学凭着在基因组学方面的突出成绩，201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些科研的成果，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自治区对科技力量、科技创新的重视，同时也与我的恩师——中国遗传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谈家桢教授——他的培养、关心、支持和学术风格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特殊的时刻，不禁深深地缅怀视广西为第二故乡的我的恩师谈家桢。
复旦大学师从谈家桢
1960年，我从上海继光中学（原麦伦书院）高中毕业，报考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是我的第一志愿，因为知道那里有像谈家桢这样的知名教授。我被幸运地录取并分配到遗传专业学习，师从谈家桢教授。遗传学有两个学派：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由于谈家桢的争取，复旦大学在当时是全国唯一可讲授摩尔根学派遗传学的高校。谈家桢是国际著名的遗传学家，中国遗传学的开山宗师，他的人生道路与中国遗传学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传奇经历被看作是中国遗传学发展的缩影。1961年4月，毛泽东主席第四次接见谈家桢，鼓励谈家桢坚持真理，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水平。谈家桢曾说：“当时毛主席是那样地重视科学，关心知识分子，鼓励我们走向社会，深入基层，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主席提倡‘双百’方针，当生物学领域中教条主义地对待摩尔根学派时，毛主席却积极地鼓励我坚持科学，大胆开展遗传学研究。”
谈家桢教授上课的时候，风趣、哲理、励志。我受谈家桢的教育，深感他品德崇高。他的师德师风学风一直在影响着、激励着我的教师职业生涯，也影响着、带动着广西农学院实验中心的学科建设、团队精神、人才培养，他的精神风貌一直在激励着我的人生和工作。
谈家桢推荐我到约翰·英纳斯研究所留学
1965年，我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遗传专业毕业后到广西工作，1970年开始任广西农学院讲师。1980年，我在广西农学院工作时，获得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资格。那时的院长是孙仲逸教授，安徽寿县人，是我皖北老乡，早年留学德国，也是农学专家。他主动找我去汇报考试情况，同时表示要为我写一封有分量的推荐信。根据教育部安排，我被指定去英国留学，但单位要自己联系。除了孙仲逸院长推荐，我马上想到自己的恩师谈家桢教授。我把情况告诉他后，他很快就回信告诉我推荐信已写好，并建议我去英国的约翰·英纳斯研究所学习深造。在约翰·英纳斯研究所，我与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许智宏同住一位英国老太太的家里，结为深交。可以说，我能够到英国约翰·英纳斯研究所从事遗传学学习深造，进行课题研究并获得博士学位，与恩师谈家桢的推荐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在英国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还收集了国外的管理经验。研究所的导师曾送我去伦敦希尔实验室学习做基因文库的方法，回来首先做成豌豆根瘤菌基因文库，对克隆的结瘤基因片段进行DNA测序。1982年夏天，导师认为我博士论文的实验内容已经差不多了，期间我还去所里电子显微镜室学做了一批豌豆根瘤电镜切片，有一张切片图还被一本权威细胞学书籍《细胞的分子生物学》选用。1982年上半年，教育部安排我回国探亲。之后不久，导师约翰斯顿也到中国广西访问。我带着导师专程访问了上海植生所的沈善炯院士，拜访了恩师谈家桢教授，还去南京走访了南京农学院院长樊庆生。
本文作者（右一）当年在遗传学研究室给学生上课的情景
当时谈家桢住在上海陕西南路一幢欧式二层楼房里，庭院里种植了各类植物和花卉，还有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在二楼会客厅里，谈家桢给我讲述了他在美国留学、参加青岛“双百”方针会议的情况，受到毛泽东主席4次接见并鼓励他坚持真理、建立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历史事件，并深入探讨基因工程、克隆技术、遗传学发展态势等情况。
1983年我踏上了归国路程，决心走新学科创业之路。我回到广西农学院，领导和同事们都很高兴，因当时公派留学生人数不多，博士回国的更少。但学院经费困难，怎样才能去支持分子遗传学研究呢？
我先组建班底。同年，成立了当时在国内也算较早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室并任主任。筹建工作十分困难，当时物质供应紧缺，申请安装一部电话就花费3个月时间。刚好唐纪良从植保系毕业，学院就把他暂分到我这里，就此开始了国内的研究工作。一无所有，从零开始，我采取了“三借”办法。借人：借了唐东阶和柏学亮。借房：借了微生物厂两间房做实验室。借款：借了科研处1万元作为科研启动费。几经努力，学院借给我一间简易房。那时国内还买不到冰箱，没有冰箱就不能保存菌种、药品，后设备科几经努力搞到一台雪花牌小冰箱，又买了一个温箱，总算搭了一个遗传学研究室，创业工作开始艰难的起步了。
1985年，农业部率先引进世界银行贷款，改善农业院校教学科研条件。当时的农业部部长何康是广西农学院1940年代毕业生，他给广西开了一个“小灶”，额外分给200多万美元贷款，广西也同意拿出400万人民币配套，这在那时是很大一笔钱了。学院领导研究决定筹建中心实验室，要我全权负责。我很高兴地接下这个任务，并要求同时筹建一个分子遗传学研究室，挂靠在中心实验室。我把英国的实验室管理模式尽量用在中心实验室上，土建是学院的事，房间大小已不能改变，但管理制度一定要以为实验人员提供方便为主，要发挥使用效率。大约花了两年时间，中心实验室建成，拥有高速离心，液相、气相色谱分析，分光光度，核磁共振，电子显微镜，各种化学、生化分析仪器。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也配备了低温冰箱，各种高速离心机，培养用摇床、制冰机和电泳等基本设备，加上从英国带回的一些药品、试剂、菌种，再加上第一批、第二批硕士生已入学，还有陆续补充的中心实验室工作人员，已成为很像样的一个工作团队。学院决定把中心实验室定为系级单位，由我任主任，同时兼分子遗传学实验室主任。我们引进国外的先进仪器设备管理模式，形成了团结的科研团队。这种磁场效应在教学科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也很快在一些重大研究项目中取得进展，引起国内外同行关注。那时我们都年轻，一边从事微生物学教学，一起开展“水稻白叶枯病病理和防治研究”课题，我们都很快乐、很自信，想用知识和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期盼着事业成功的一天。
谈家桢力荐广西农学院承担国家“863”项目
因为学院有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为核心的中心实验室，科学研究能力拧在一起，不久就使工作有了起色，针对生物固氮研究在广西进行了一些基础调查，也进行了一些分子生物学操作的技术训练，也陆续接到院内、区内的测试工作。1986年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下发“863” 计划的通知。“863” 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了世界科技竞争的起跑线上，照亮了中国人做了几代的强国之梦。1987年， 我被任命为国家“863”项目生物技术专家组成员，这得到了谈家桢教授的极力推荐。其他成员大都有着中科院背景，只有我来自一个非重点院校，又是边远地区，非常显眼。两年后首任组长洪孟民（1991年中科院院士）因年龄大了，辞去组长职务，推荐我接任组长，科技部也同意我接任第一专家组组长。组员中因朱作言教授另有其他工作，增补了内蒙古大学旭日干教授参加，总人数还是7人。人数不多，实力很强，像袁隆平（1995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许智宏（1997年中科院院士）都是组员。当时科技兴国呼声很高，拨乱反正后广大科技工作者都想为国家多出点力，“863” 是国家级项目，投资强度比较大，上面又要求早出成果，因此专家组责任重大，要保证项目的完成。好在大家都是内行，都很尽责，工作开展非常顺利。一个项目有多个单位申报，如何保证公平、公正非常关键，我们设计了一些方法，如申报时适当增加评委人数，打分时去掉2个最高分、2个最低分，然后得出平均分，按分数高低取舍，平时专家组还分工下到项目单位检查实际情况，对人员不落实、研究不到位的提出警告，两次不到位的便提交专家委员会审查，甚至可以取消项目执行。有了这些办法，大家认真执行，几乎没有发生过告专家组状的事情。
广西农学院参加“863”项目申报有3项： 《高效固氮大豆根瘤菌的研制》（马庆生），《水稻白叶枯病病原微生物致病机理研究》（唐纪良），《牛胚胎移植》（卢克焕）。尽管学院当时不是重点院校，但因有着中心实验室设备支持，有着英国几个实验室的工作联系，有着爱尔兰动物实验室的支持，3个项目都取得高分。当时广西农学院一举拿下3个“863”项目，相比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一个都申请不上，中山大学只申请到半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了。
1990年，分子遗传室被评为农业部农业分子遗传学重点开放实验室。1985年，我邀请了英国导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霍普华特教授来广西农学院讲学。我的英语翻译快速、准确，震撼了听报告的许多听众。回忆当初到英国时，导师要求我每天口译英国BBC广播的晨播内容，英语水平得到了严格的训练和提高。后来我还邀请英国丹尼尔教授和道博士来广西农学院讲学，谈家桢和陈华癸、李季伦院士来评估实验室，还邀请过一些著名专家来做报告。
事实上，这些研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高效固氮大豆根瘤菌在东北试验增产效果明显，花生青枯病致病基因研究获1991年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水稻白叶枯病病菌致病机理研究也取得重大进展。
那几年业务上的事干得很欢，学生也多了起来，第一个硕士生黄日波来自百色农村，之前在那坡县农技推广站工作。他学习十分努力，天资聪颖，以考分第一入读硕士生，我又鼓励他考广西出国生，又以第一名中选，后在英国里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第一个博士生何曙光是与中科院沈阳生态所联合培养的，他在应用技术上有独到之处，后来组建广西来源生物技术公司。
谈家桢4次到广西大学
1987年，我任广西农学院副院长，谈家桢应邀到广西农学院做学术报告，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王蓉贞陪同，由我主持报告会。在这场报告会上，谈家桢大声疾呼“理、工、农、医”结合，他认为农学研究的对象是动植物和微生物，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现代生物学的基础是现代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是物质的低级运动形式，有生命物质的运动是高级运动形式。因此，从现代生物学的发展而言，缺少物理和化学的知识，不可能得到突破性的发展。这就给大学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工、农、医结合的综合性教育，不仅适合我国经济改革的需要，也符合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1987年后，谈家桢应邀分别4次来到广西大学（广西农学院）考察，特别是1994年和1995年，在他80多岁高龄时，两次在广西农学院亲自主持编撰国内第一部《生物学大辞典》，任名誉主编，对学科的分类、词条的审定、英文的翻译、索引的编排等，给予很多权威的指导。2000年《生物学大辞典》正式出版后，获得了广西优秀图书一等奖，列入国家辞典工具书常备书目。他还深入到南宁、柳州、桂林、阳朔、北海、宜山、合浦等市、县考察并讲学，每次都是我或广西的专家陪同。谈家桢还考察了南宁自然保护区、北海红树林、宜山原浙江大学旧址；给自治区党政领导、高等院校、科技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做了多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1998年春节，春寒料峭，谈家桢在北京开完全国政协会议之后，专程来广西南宁做短暂考察。在邕期间，谈家桢第四次考察了广西大学、广西药用植物园，并出席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举行的《谈家桢与遗传学》出版座谈会。在邕期间，自治区党委书记曹伯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振潜、甘幼玶，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陈雷卿、梁超然、陈震宇等领导同志分别会见了谈家桢。谈老虽年近九旬，却依然耳聪目明，慈祥而豁达，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行动敏捷，忆旧趣浓，谈锋甚健。
1994年8月，谈家桢院士到广西主持《生物学大辞典》编撰会议时与出席人员合影留念。
1998年，在广西大学中心实验室考察时，谈家桢说，在学术上，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超过自己，创造条件让他们超过自己。教师的责任是引路而不是画地为牢，把学生圈死在一个圈子里。教师应该多讲自己对问题的见解，以启发学生，但不能以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要让学生充分独立思考，发表不同的意见。我们培养博士研究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知识面太窄，特别是容易受到他导师的知识的局限。作为一个博士不只是能写出几篇论文，更需要有广博的知识，最终才能取得重要的成果。
谈家桢身体力行，主张科学家参与企业活动，把“产、销、用”三者密切结合起来；科技人员有较快掌握国际科技发展动态的职业优势，沟通情报，有的放矢地组织外销，避免盲目生产；学者可以利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直接向国外介绍工厂的产品，促进国际贸易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促进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推广和设计制造。
1998年2月，谈家桢院士（右）与本文作者（左）。
1998年，第四次到广西大学考察时，谈及广西正在实施的“科教兴桂”战略，谈家桢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科学性的发展思路。他说，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依靠教育，科技和教育必须结合起来。教育搞好了，劳动者素质提高了，才能促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真正实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谈家桢有不少学生在广西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师生间的密切联系使他对广西在生物工程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进展及成果有较多的了解。他说，广西大学农学院及广西医科大学等单位的科研工作者在生物工程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有些还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今后还要加强，也希望政府和有关部门多支持、多鼓励。
“广西是我的第二故乡”
谈家桢对广西早已不陌生。早在1938年，因当时日军入侵，他便随浙江大学南迁，经香港、梧州辗转至柳州，盘桓数日，才又转至宜山（今宜州区），并在宜山工作生活了一年多。当时是敌军入侵，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时隔半个世纪，1987年，他又沿着抗战时浙大的撤退路线，旧地重游，后又再访广西，感慨颇深，而今是国家自立，山清水秀，一派繁荣。谈家桢忆旧趣浓，谈锋所至，往事仍历历在目。他说：“广西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了，抗战时期我在浙江大学任教时就随校迁徙到过广西，自1987年后，我分别4次到广西各地考察，每次来，看到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城市建设和人民的精神面貌有新的变化，心里就十分高兴。”
谈家桢语重心长地说，广西有丰富的野生动物、植物资源，一定要认真加以保护，并在此基础之上加以利用，为人类服务。广西发展生物工程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希望广西的科技工作者在生物工程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和更多的成果，并祝愿广西早日实现“科教兴桂”的宏伟目标。
1997年7月，针对世界上开展的跨世界“基因争夺战”，谈家桢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保护基因资源”的信。他在信中敏锐地指出，美国于1990年便开始绘制人体全部基因图谱，现在已领先了一步。信中提出，要保护我国基因资源，并要制定政策，营造良好环境，加快我国基因工程产业化进程。中国人类基因资源流失情况已十分严重，如再不采取有力措施，基因资源将被掠夺殆尽。
结 语
知识就是力量，品德的培养更需要品德的力量。作为中国遗传学的奠基人的谈家桢，不论在教室、实验室还是在校园，他的言行都深深影响着我们。凡事无捷径，百炼方成钢，只有刻苦努力，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达到事业成功。谈家桢培养的学生，也治学严谨、造诣精深。广西大学生物遗传学学科领域，之所以精诚团结、创新开拓，硕果累累、人才辈出，与谈家桢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教学体系和大力支持与指导关心有直接的关系。这里先后走出了韩斌院士、黄日波教授、唐纪良教授、武波教授、冯家勋教授，他们成为我国生物技术的新一代学科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