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贵英
沈从文的《边城》给我们描绘了湘西偏远山区一幅牧歌式的农村生活画卷，展现了自然、淳朴、充满人性的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特有的生活。小说倾力表现人性的美好：刻画了老船夫的质朴、善良、刚健、顽强；翠翠姑娘的天真、纯朴、自然、灵性；船总的豪爽、行财仗义、正直无私；天保、傩送两兄弟的强健、能干、豪放、豁达……湘西边城就像一个人间世外桃源。这里人们生活清平，没有邪恶、奸诈与物欲之争。这里人性尽善尽美，充分体现了沈从文创作这篇小说的宗旨：“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的确，沈从文通过《边城》人性美的描写表现出了他理想的人生形式。
然而，我们并不能完全沉醉于小说诗一样的梦境中，品读之后更多的则是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尽的忧伤、悲凉和惆怅的情绪，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命运让人产生无法消除的悲哀。翠翠父母的双双殉情的悲剧故事，贯穿着小说始终，象幽灵一样伴随读者的情绪；小说主人公翠翠与船总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三角爱情悲剧，让人叹息与牵挂不已。悲叹之余，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作者既然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理想的人生形式，那么，又为何要带着一种凄美痛惜的情绪在这个温暖的作品里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反复咀嚼《边城》作品，肤浅的理解如下：
首先，作品的悲剧因素是缘于作者理想的人生形式与现实生活的矛盾，理想的人生梦境的破灭。从文学创作的目的来看，文学是人们自觉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总是“伴随着某种十分复杂但又清晰鲜明的思想活动而产生的有节奏的感受。还包括全部生命感受、爱情、自爱、以及伴随着对死亡的认识而产生的感受。”
三十年代的中国，遭受日本的侵略，到处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兵荒马乱。饥饿重重，惊恐万状。作者所在的济南、南京到处是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随时有着性命危险。作者辗转武汉，长沙，取道沅陵至家中。到这时作者希望能成为自己避难之地的湘西已经不再是偏安一隅的边地，而是通向大后方的战略要地。作者十分渴望理想的世外桃源生活，将理想寄托于幻想之中，将还带着原始纯朴气息的湘西茶峒边城设想成一方理想的世外乐土，希望生活在曾经温馨的“边城”世界里：人性尽善、尽美，没有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贫困富裕之分，看不到邪恶、奸诈和贪欲，没有战争，没有物欲之争。人们互相亲善，互相扶持。然而现代文明的侵蚀不可避免地延伸到这里，完美的人性也必将遭受侵蚀，就像小说中所写的那样：王团总的碾房好象没有战胜古老的渡船，可它毕竟赫然立在了茶峒的河边。精神与物质的冲突已经展开，民族的最后一块桃源乐土其的堕落不可避免。社会的蜕变如暴风雨的来临，“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作者除了哀叹、留恋和无奈之外，又能怎样呢?
其次，从作者创作的情感角度看，缘于“对农人与兵士不可言说的温暖之情”和为“乡下人”主体精神的蒙昧的忧虑。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这样写道：“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的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的有些方面是极其伟大……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
由于对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之情，故在《边城》中沈从文描绘了一群善良、朴直的乡下人，他们性格率真、淳朴、勤劳、热情友好。老船夫午逾七十，仍很健壮。他勤劳、朴实、憨厚、乐善好施，他无偿替人行船摆渡，数十年如一日，从不肯接受别人的丝毫馈赠；对于自己的女儿(翠翠的母亲)私下与一个茶峒军人发生了暖昧关系并有了小孩，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士兵服毒自杀，女儿殉情，他毅然肩负起抚养遗孤的责任，他为要给翠翠找个好的归宿操碎了心。翠翠从小受外祖父性格的熏陶，一样的纯朴。善良，她聪慧、乖巧。“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动气”。她安贫乐道，公家给了她与祖父三斗米、七百钱，她没再收过过渡人一文钱，即便客人再三要给，她与祖父也是坚决拒绝，或想着法子归还。她朴素而纯真，浑身充满着朝气与活力。船总顺顺为人公正无私，喜欢交朋结友，慷慨大方又能济人之急，一点也不贪婪世故，从不巧取豪夺。两位年轻小伙子——天保、傩送更是豪放豁达，“和气亲人。不矫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勤劳、勇敢，相貌俊俏，身体结实如小老虎。不贪图富贵，追求自由和爱情。杨马兵是城里的一位屯戍老兵，他一样是一位善良、热心帮助他人的人。为了让老朋友能陪孙女在端午节看划龙舟比赛，他热心帮老船夫撑渡船。他不计前嫌，在老船夫死去后，自觉接替老船夫照顾翠翠，让翠翠感觉到，外祖父去世了，却又多了一个伯伯，日子过得跟以往一样。
这一群热情、质朴、善良的“乡下人”，他们没有私欲利己观念，没有对生活过分的奢望，在他们身上闪耀着人性的美丽光环。沈从文的其它多部作品，同样塑造了一系列“乡下人”形象，如《萧萧》《贵生》《会明》《虎雏》《夫妇》等，与《边城》里的“乡下人”一样，他们依然保留着原始的生命形式：勇敢、雄健、热情、善良、纯朴、忠厚。但是，伴随他们原生态人性共生的，是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他们“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要可怜自己，”对命运缺乏理性的自主自为的把握。
《边城》中的几重悲剧产生的原因就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个悲剧故事是翠翠的父亲与母亲的悲剧。翠翠的父亲——个茶峒屯戍兵，与翠翠母亲因唱歌相熟发生了暖昧关系，有了小孩后，本欲私奔去追求美好的爱情生活。但因翠翠的母亲不愿离开孤独的父亲而放弃私奔，为了不毁灭作军人的名誉服毒自杀了。翠翠的母亲尽管没受到忠厚的老父亲的一个有分量的字眼的责备，却一直处于羞惭之中，等生下小孩之后故意喝了很多的冷水殉情死了。第二是翠翠与天保、傩送的爱情悲剧。船总的大儿子天保与二儿子傩送同时爱上了翠翠，然而翠翠却对傩送一见钟情。老船夫十分希望翠翠能有一个好的归宿，他希望能为他做主，嫁给天保，但因十五年前女儿殉情的事，他小心翼翼，又希望尊重翠翠的意见。所以他希望为翠翠的婚事做主，却又害怕冒然做主。在无法弄明白翠翠的心意的情况下，他积极努力地撮合翠翠与天保，结果弄巧成拙，将事情弄糟。天保与傩送知道兄弟俩同时喜欢翠翠后，决定月夜到山上轮流唱歌，看谁的歌声能打动翠翠的心，谁就娶翠翠。用走“马路”的方式决定出爱情上的胜负，为了成全弟弟，天保主动相让，外出闯滩，不幸遇险而死。船总顺顺虽然性格异常豪爽，可是却不同意把间接害死第一个儿
子的女孩作为第二个儿子的媳妇。傩送对哥哥的死十分歉疚、自责，认为是自己造成了哥哥的死亡，抛下翠翠，赌气离开茶峒，再也未回。老船夫不堪翠翠婚事失败的重击，带着遗憾于雷雨之夜猝然死亡，留下翠翠一人孤零零的守侯在渡口，等待着那不知归期的心上人，“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
翠翠的父亲认为自己与屯戍地的女孩子相好，是有辱作军人的名誉，翠翠的母亲内心既渴望美好的爱情，但又把私下与人相好看成是羞耻之事，道德、传统、世俗观念成为灭杀健康心灵的瘤疾。翠翠只停留于幻想之中，不能主动抓住属于自己的爱情。她喜欢傩送，却过于羞涩，既不能主动向傩送表达爱意，也不能坦然接受傩送传递的爱情信息。心口不一，让老船夫无法明白她的心思，错以为他喜欢天保，将事情弄巧成拙，造成悲剧。此外，天保傩送追求自由、追求爱情但还不够大胆、直接和勇敢，老船夫对孙女的溺爱和受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顺顺的过于迷信等等最终成了产生悲剧的原因。
总之，《边城》中人物的悲剧是因为人物主体精神受传统、自然观念的影响，还缺乏主动把握人生命运的抗争精神。或者说，这群原始的自然人自己就是悲剧的制造者。沈从文将《边城》故事设计成悲剧，无疑表现出对这些“原始自然人”前途命运的忧虑。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现代文明冲击着中国的各个地域，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如果人们再不能主动去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么，像湘西茶峒这样的原始自然地带人们又将有怎样一种悲剧命运呢?《边城》是沈从文在“乡下人”自在生命形式的颂扬上，凝聚着对自己所属民族长处与弱点的反省。沈从文思谋着用什么方法，能使这些人心中感觉到对“明天”的“恐慌”，放弃过去对自然平和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用划龙舟的精神活下去，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他在追究民族的症结所在，他希望人们弄明白：在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以及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若此以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这促使了沈从文构思《边城》悲剧结局的缘由。他渴望他们理性精神的苏醒，希望他们以新的姿态投入新的人生竞争。也因此。作品中作者也寄托了美好的祝愿，小说结尾这样写到：“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会回来!”作者希望用手上那支笔，“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唤起民族做人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