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粟
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侧重于思考外部世界，而《野草》则是鲁迅自己孤独、痛苦、绝望而抗争的灵魂的体验和升华，完全是鲁迅的“心灵史”。《野草》的每篇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交织着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矛盾情绪：一方面顽强坚决、渴望战斗；一方面又彷徨苦闷、忧伤寂寞。这是作者主观上要前进，而客观上又无路可走的内心矛盾的反映。作者即使处于极端矛盾和痛苦之中，仍以反抗、战斗为己任。这种矛盾情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探索追求，而又尚未找到光明和真理的革命知识分子共同心理的反映，因此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绝望的抗战”是统领《野草》诸篇的纲领性精神命题。
一.苦闷的“绝望”
《野草》所收的二十三篇散文诗，都作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低潮期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从1924年起，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中心逐渐移到南方，北京的文化界更显出寂寞荒凉的景象。作者在首篇《题辞》中的首句即直抒胸臆地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焦虑和苦闷——“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是一种悲愤到极点而“无话可说”的心情。
社会的打击或可预料，生活的重创却猝不及防。鲁迅与周作人突然而至的失和，使苦心经营的大家族一夕之间土崩瓦解，鲁迅基本上是被无情地逐出家门。《颓败线的颤动》即是由于周作人夫妇对鲁迅的背叛而引起的感触，表现牺牲者被受惠者所嫌弃的悲哀和由此而产生的愤懑情绪。这是鲁迅不可对人言的心灵隐痛和遗憾终生的精神创伤。
因此，《野草》是时代苦闷与人生苦闷这两重苦闷的结晶，但它们都具有超越时代和个人生活范围的普遍意义。
二.“绝望”中的“抗战”
鲁迅虽然体验到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并没有陷入彻底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也没有导向纯粹的对生命和存在的非理性思考。即使是置身“无路可走”境遇的《野草》当中，鲁迅仍然把“绝望的抗战”作为无可逃脱的历史责任，把义无返顾地执着于现实斗争作为人的生存的内在需要，从而使人通过反抗而体验并赋予人生与世界以创造性的意义。
鲁迅渴望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他就是用这些文字作为地火，在烧毁自己内心的孤寂痛苦，烧毁人世的朽腐。鲁迅在《题辞》中强烈诅咒黑暗社会的灭亡，热情讴歌革命的“地火”。他坚信这强大的革命力量必将以火山爆发之势，摧枯拉朽之力，彻底埋葬这可憎恶的黑暗社会。这里充满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那种与旧制度同归于尽视死如归的气概。
《死火》在“冻灭”与“烧完”之间，选择了“那我就不如烧完！”。看不到“烧完”的意义，却表现了一种倔强的抗争精神。“冻灭”可以长存，“烧完”却只有瞬间的温热。“死火”作为鲁迅性格的外化，正如《秋夜》中的枣树：“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枣树的身影是孤单的，但它有着顽强的韧性战斗精神。其精神内涵都导向了“绝望的抗战”。
由此可见，鲁迅思想苦闷的社会意义在于他并没有因被希望与绝望的苦苦纠缠而迷失方向，而是在希望与绝望的煎熬和痛苦中，升华出新的观念，磨练出新的人格精神。正因为这样，鲁迅的思想比同时代的人更为清醒，当历史发生逆转时，他没有落荒、退隐，而是在孤独彷徨中坚持前进。他将“无路可走”的境遇中的“绝望的抗战”作为自己无可逃脱的历史责任，激励自己成为“真的猛士”，在黑暗孤独中“奋然前行”。从《呐喊》、《彷徨》再到《野草》，鲁迅不断踯躅于希望与失望之间乃至处于心理的绝境，却没有被个体的孤独寂寞和生命存在的虚无所挫败——“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这也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
《野草》正是这样一曲孤独绝望然而充满抗争精神的心灵浩歌！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2]许寿裳：《鲁迅的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3]孙玉石：《〈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李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传播学2006级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