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笑峰 王玉珂
内容摘要：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后疫情时代，大学生面临着如何看待疾病与生死、如何减少焦虑等负面情绪、如何确立人生意义等生命教育的现实需要。东汉建安时期同样疫病流行，建安文人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了对生死的慨叹以及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追问。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建安文学可以作为大学生生命教育的有效载体，对于缓解大学生的心理焦虑、消解大学生消沉抑郁的心理基础、构建理性的生命观和积极的人生价值追求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 建安文学 大学生 生命教育
2019年底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秩序发生了诸多改变，部分学生产生了相关心理问题与思想困惑，莘莘学子在防疫的过程中体会到生命的渺小与脆弱，关于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思考也被逐渐唤醒。疫情带来的苦难是人类的不幸，而这种不幸也是生命教育的鲜活教材。
反观汉末三国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天灾不断，尤其是瘟疫肆虐，当时的人们同样感受到了生命的短暂易逝和渺小脆弱，在东汉末年文人借酒浇愁、及时享乐以逃避人生意义的追问之时，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主的建安文人则通过诗文作品表达对生命的时间性、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等终极问题的体悟与思考，从而使该时期的文学作品对同样处身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而言，具有了较高的生命教育价值，本文试对此进行介绍与分析。
一.后疫情时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是当代大学生所亲历的第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铺天盖地的自媒体信息、不断攀升的感染病例、间歇性的全员核酸检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以及人际关系的亲疏变化等，都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当然也影响着大学生对于生命的认知和思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如何看待疾病与生死
大学生正值青春年少，很难切身体会到重病和死亡等似乎老年人才会关心的人生课题。新冠肺炎疫情的集中爆发和间歇性散发，使大学生体会到疾病甚至死亡其实离自己并不遥远。就疾病与健康而言，国内高校大多有健康教育方面的通识课程或选修课程；但就“死亡”这个主题而言，限于伦理禁忌等文化传统因素，目前国内高校尚未广泛开展生死观教育，大学生对于死亡普遍缺乏理性反思和系统认知。这就导致有些大学生面对新冠疫情的重症死亡报道时会感到恐惧不安；长期关注疫情信息后，心理麻木，对感染患者失去同情，对逝去的生命表现得冷漠。因此，如何客观看待生命中的疾病与死亡现象，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就成为后疫情时代生命教育的首要内容。
（二）如何减少焦虑等负面情绪
当前，新冠疫情已蔓延全球两年有余，国内疫情防控成效卓著，但部分城市点状散发甚至集中爆发的风险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大学生的心理状态。此外，后疫情时代居家上网课或在校隔离期间的人际关系疏离，以及自媒体时代虚假信息的大量传播，也会使大学生产生不同程度的身心症状，甚至有些学生会产生焦虑不安、消沉抑郁等心理倾向。因此，如何减少焦虑等负面情绪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后疫情时代生命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如何确立人生意义
此次疫情全球范围的流行及其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持续蔓延，使大学生近距离体验到疾病和死亡的潜在风险，切实地唤醒了他们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与追问。而且，后疫情时代高校多采用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模式，学生的空闲时间普遍增多，致使部分学生学习自由散漫、目标不明确，生活缺乏自我约束，不仅起居无节，而且沉溺于网络社交媒体或网络游戏，并由此产生颓丧、恍惚、虚无等一系列心理問题。因此，如何在后疫情时代树立人生目标，确立人生意义，不断提升自我精神境界，实现人生价值，成为摆在大学生面前的重要课题。
二.建安文学中的生命意识
（一）建安文学生命意识的产生背景
东汉建安年间，战乱不断，灾异频繁，气候异常与战乱造成的死亡共同促使了瘟疫的爆发，百姓因疫病流行而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而人员的频繁迁徙流动又进一步加速了瘟疫的传播。据史料记载，汉末人口从六千多万骤减到一千五百多万。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传世医著《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1]张仲景所谓“伤寒”即瘟疫，张氏宗族人口本来超过二百，但是建安纪年以来，不到十年间，就死去三分之二，而在死因中，瘟疫造成的死亡就占了七成，可见当时疫情肆虐的严峻程度。当时疫情除了致死率高以外，流行范围也比较大，据有关学者研究，建安七子中，除孔融和阮瑀外，其余五人之死皆与疫病流行有关。[2]曹丕在《与吴质书》中为徐干、陈琳、应瑒、刘桢染疾后在数年间相继去世而无限感伤：“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曹植在《说疫气》中亦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瘟疫的流行竟然到了家家户户皆难幸免、甚至因之而绝户或灭族的境地。郊外呈现出“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送应氏》）、“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蔡琰《悲愤诗》）的惨状，战争、瘟疫带来的尸横遍野无情地将生命的脆弱、渺小、无助、短暂揭示了出来。
这样的时代背景，使“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中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3]建安文学中强烈的生命意识即由此产生。
（二）建安文学生命意识的具体体现
建安文学强烈的生命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死与时间的喟叹，二是对人生价值和存在意义的追寻。王瑶先生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和情感。”[4]人类的时间感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环境中周期性出现的现象，比如太阳东升西落；另一个便是自然生命的有限性，即对人生终有一死这个事实的切身体验。建安时期瘟疫流行造成的生死无常，强烈地冲击着世人的心灵，建安文人在其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对时光短促的感叹。比如曹操《短歌行》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以及《秋胡行》中的“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曹丕《善哉行》中的“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汤汤川流，中有行舟”以及《大墙上蒿行》中的“四时令我驱驰，令我隐约欲何为”，“岁月逝，忽若飞”，曹植《薤露》中的“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同。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等。
诗人们基于生命时间意识所产生的困惑、感伤、怅惘，并没有导向意志的消沉和生命的颓丧，相反，他们对人生有限性的深刻体验促使他们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命。他们一方面借助诗文抒发性情，排遣忧思，从而达到消解痛苦、畅情之目的；另一方面，他们积极探索实现人生价值和存在意义的方式，赋予翰墨文章和政治功业以不朽价值，从而为自己的人生确立了新的意义。
建安文人的领袖曹操认为，“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精列》）既然万物都是造化陶铸的对象，那么万物自然也就有终止之时，这是圣贤也无法避免的，因而不必为此而忧愁感伤。他在《龟虽寿》中抒发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强烈表达希望通过一统天下实现人生终极意义的价值追求。可以肯定，建安文人即使饱受乱离之苦，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是他们共同的追求。[5]曹植怀抱“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人生理想；七子中最年长的孔融自抒“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的壮志；“七子之冠冕”的王粲也时时流露出“弃余亲睦恩，输力竭忠贞。惧无一夫用，报我素餐诚”，“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的人生抱负。与建功立业相比，魏文帝曹丕则主要主张“寄身于翰墨”，“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6]因为较之短暂易逝的自然生命，翰墨文章能够将作者的思想、情感、声名传诸后世，具有永垂不朽的超越性价值，有助于在有限生命中拓展出无限的人生意义。总之，不管是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抑或是寄身翰墨的价值追求，建安文人身处动乱的历史时期，遭遇痛苦的人生境遇，内心却始终激荡着一种昂扬的生命态度，他们追问生命的永恒价值，积极追求建功立业，极力突破自然生命的有限性，去拓展人生无限的价值与可能。
三.建安文学视域下的大学生生命教育
教育的起点与基础是生命，因此真正的教育一定是关于生命的教育、为了生命的教育。广义的生命教育是指围绕生命成长、生命发展、生命觉醒、生命价值实现等展开的所有教育活动，而狭义的生命教育则指以生命为主题而采取的专门教育活动。综合生命教育两个层面的含义，高校生命教育既可以采取专题课程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将生命教育合理融入各门具体课程的方式。例如，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就可以成为生命教育的有效载体，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富有生命意识且具有生命教育价值的部分，则非建安文学莫属。建安时代文人对生命的感慨与思考与当时的瘟疫流行密不可分，这对于生活在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而言，很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那么在学习建安文学时具体应当如何突显生命主题，如何更有效地展开生命教育呢？
（一）借助建安文学的学习引导大学生思考死亡以及人生意义。
在西方文化中，生命教育往往是以死亡教育的方式展开的。但是中国文化传统往往比较忌讳谈论死亡。实际上，只有思考和理解死亡，才能确立生命的意义。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提出“向死而生”的命题，这在生命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死亡是人类不愿直面但却永远无法绕过去的基本事实，人生正是因为死亡规定出的有限性才使生命面临人生意义的问题。试想，如果人类都能够长生不死，那么我们做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正是人生短促，所以要珍惜光阴；正是生死无常，所以要探索和创造生命价值与意义。建安时期，瘟疫频发，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人口锐减，文人目睹或亲历生死离别，那种痛苦、哀伤以及对生命的反思、對人生意义的追问都通过其文学作品流传下来。建安文人的作品，蕴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诵读与学习这些文学作品，一方面有助于大学生抒发个人性情、消解人生痛苦，另一方面，有助于他们建构理性的生命观和积极的人生价值追求。因而，在建安文学的讲授过程中，可以紧密结合后疫情时代下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与困惑，展开主题探讨、情景体验等多元教学活动，引发学生思考死亡进而产生对生命的关怀与生命意义的追问，从而帮助他们消解产生消沉、抑郁情绪的心理基础，减缓他们的心理焦虑，促使其构建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生命价值取向，以期达成通过思考死亡赋予人生以超越性意义的生命教育之目的。
（二）借助建安文学的学习引导大学生思考如何实现生命的价值。
“生命关怀应该成为一种教育哲学或教育指导思想”，“课堂是学生生命观的主要生成场所，课堂教学以促进生命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7]因此，在讲解建安文学时，不应仅仅将其视作文学史知识的讲授，还应将其理解为唤醒大学生生命意识、促成大学生生命的自我理解、保障大学生生命健康成长、引导大学生生命价值实现的教育过程。建安文人通过寄身于翰墨或寄身于功业以超越人生有限性从而实现其生命价值的行为，是时代特点和文化传统共同影响的结果。在新时代，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变得更加多元，故可以通过设计合理的教学活动激发大学生讨论的热情，使文学课堂真正成为润物无声的生命教育场所。通过开放性的讨论，使学生认识到自我生命与他人生命、社会生命的关联，认识到自然生命与道德生命、宇宙生命的关系。通过文学教育，课堂不再仅仅是知识传授的物理空间，更是激发生命活力、引导生命创造、点燃生命之光的文化空间。当学生能将所学知识与自我生命联系起来进行深入思考，能够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启示下重新规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自觉地奋发向上，发自内心地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那么生命教育的目标也就自然得以完成。
参考文献
[1]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伤寒论译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
[2]高阳.论疾疫对生命意识文论的形塑——以建安二十二年大疫与曹丕文论为考察对象[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81-188.
[3]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88.
[4]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39.
[5]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3.
[6]魏宏灿.曹丕集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313.
[7]冯建军.生命教育的内涵与实施[J].思想·理论·教育，2006（21）：25-2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河南省教育厅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汉魏瘟疫下建安文学生命意识对后疫情时代大学生的影响”（项目编号：S202110471045）；河南中医药大学2020年度科研苗圃工程“建安文学中生命意识的现代意义研究”（编号：MP2020-5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