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城》杂志二○一六年五月号郑培凯《在香港教中国文化》一文，文末作者表达了他对香港大学教育的担忧。作者提到自己在学校讲授“文化中国”，学校要求必须用英文教中国语文与文学，美其名曰“国际化”。他恍然，“原来是要我去教一门英语课，却假装是教中国文化”。现如今，抱残守缺已属不易，更遑论用英文讲解“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呢？诗歌的魅力不仅体现在诗句塑造的意境上，还体现在汉字独有的韵味上。平仄吟哦之间，让汉字生动起来。即使长期在国外教授中国古典诗歌的叶嘉莹先生，也感慨英文很难传递诗词中的“兴发感动”。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对待古典文化，我们还是谨慎为好，否则真是有些四不像了。
这不禁让我想起大一时读潘文国先生《危机下的中文》，潘先生在书中亦展现了同样的危机意识。中国文化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我们到底获得了什么？
—何 振
二○一六年四月号上杨志先生的一篇《霍弗的来由与归宿》为我增添了一个新的学习视角。《狂热分子》一书其实在大学时就已经读过，当时只觉得惊叹，通篇皆是作者个人主观而又天才式的断语，连作者都不得不在书中承认这只是一本思想之书，难免放大某一部分事实，而忽略另一部分。然后再回头看看前言中的霍弗传略，不由得更让人坚定了这一信念：“嘿！这家伙是个天才！”不由得让人揣想，这么一个天才真的是从汗水蒸腾的码头凭空跳出来的吗？而作者告诉我们，“不是”。
“霍弗忌谈生平，常说‘我的生平无足道，不值一提，思想才重要。这话倒启发我们—‘思想是理解他这人的‘一手材料”，这实在是太新奇的体验，将霍弗笔下的“失意者”“言辞人”等等逐一对应于他自己人生的各个阶段，其中斗榫合缝恐怕不是巧合。于是，我们就知道霍弗天才式的“心理辩证法”恐怕不仅来源于他对群众运动的洞见，也来自于他自己作为美国社会底层的失意群体的内心剖白。
—魏 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