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秩序的建构及其内在冲突辨析——以20世纪早期天津旅行指南为中心

侯杰常春波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秩序的建构及其内在冲突辨析
——以20世纪早期天津旅行指南为中心

　　侯杰常春波

　　在20世纪早期，天津旅行指南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品，不仅满足着人们旅行的实际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空间的变动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城市公共空间的变动既意味着城市生活的丰富、城市功能的增加，又带动了空间内部运行规则、权力关系的转变。在外国势力、地方政府和社会精英的交互作用和影响下，火车、汽车、有轨电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纷纷采用，城市娱乐日渐繁荣，公园、游戏场、茶园、戏院、电影院等逐渐普及，新式学堂、报馆、出版、印刷机构先后建立。涉及城市公共空间管理的各种法律、法规亦应运而生。旅行指南对相关法规的介绍，不仅反映出20世纪早期公共空间扩大之后、天津城市管理所面临的压力，也透露出天津社会精英在公共空间秩序建构过程中的某些愿望和要求。近代天津城市公共空间由于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开放性，因此充斥着国族、阶层、文化间的矛盾、冲突。借助旅行指南及游人和城市居民的亲身观察和体验，我们可以加深对天津、乃至近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复杂性的认识和理解。

　　公共空间天津旅行指南

　　中国近代出现的大量以介绍城市公共设施为主要内容的旅行指南，不仅反映了新式交通发展带来的跨地域人口流动的日趋频繁和旅游业的方兴未艾，也说明城市景观已成为一种重要而陌生的观赏客体。城市旅行指南的受众多为初来乍到的外地乃至外国人士，多数情况下都是流连于车站、旅店、会馆、风景名胜、街头闹市、戏院茶寮等公共空间。除探亲访友、长期定居等原因外，他们很少能进入到私人生活空间。但是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中国近代城市的空间结构与传统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1915年商务印书馆编纂的《中国旅行指南》不仅涵盖了中国沿海及内陆的大小城市81座，而且反映了城市生活的诸多面向，涉及城市内部的某些公共空间。其《凡例》中即明确指出：“凡所分子目，其大略为路程、码头、舟车轿价、挑力、客栈、繁盛街市、工厂、大商店、酒食馆、茶馆、戏馆、妓馆、浴堂、理发、电报、电话、邮局、信局、报纸、会所、教育、官署、军队、警察、名胜古迹、祠庙庵观、教堂、医院、慈善团、气候、著名土产等”。由此可见，本来是为了满足游人需要而编写的旅行指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的大致样貌。

　　究竟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秩序是如何建构的？旅行指南与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秩序的建构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为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文以1911年石小川编辑的《天津指南》、1915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中国旅行指南》、1921年天津华北告白公司的《天津指南》、1922年孙学谦的《天津指南》、1926年喻守真等人的《全国都会商埠指南》、1927年甘眠羊的《新天津指南》、1928年天津出版社的《天津便览》、1936年齐尧封编辑的《简明天津指南》等主要资料，进行初步尝试。在这些有关天津的旅行指南中，以1922年孙学谦的版本最为详尽。而1911年版本的指南今人只可见到目录，但是从仅存部分可以看出，其后的多部指南在体例和内容上均受其影响，至少是在编辑的过程中参照了这部指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自1902年袁世凯接收天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后，直至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天津以前的这一段时间，近代天津的城市空间结构已经趋于稳定，无剧烈的变化。换而言之，从晚清至民国，天津的城市发展维系着一种平稳的承继关系。这也是本文的时间概念定为20世纪早期，而不用清末民初的原因。

　　旅行指南的编写者多为地方文化人士，其笔下的城市形象不仅与游人及普通居民切身感受到的天津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更为严重的是，市民的日常生活往往被别样呈现，甚至是遭到不应有的忽略。王笛在研究成都街头文化时注意到，旅行指南存在对民众日常生活或不屑一顾、或语焉不详、或扭曲的缺陷。旅行指南作为解读城市生活的文本，其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不仅反映出地方文化人士向外界推介城市、树立城市形象的着眼点，与其在变动的城市空间中构建公共秩序的立足点的不同，更隐含着某种价值判断与趋向，值得细细品味。

　　各种游记作为不同人群在现代城市公共空间中亲身体验的自我表达，又是对地方文化人士建构的城市形象的一种解构。本文试图借助上述各种旅行指南及相关游记，探讨近代天津地方政府、社会精英对城市空间尤其是公共空间的建构、管理，并解析普通民众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观察与体验。

一 近代天津城市空间的拓展与旅行指南的呈现

近代天津的城市空间曾经历过两次较为显著的拓展。第一次是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主导下，天津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中心之一，新式学堂、洋务企业等纷纷出现，城市功能渐次增加，甚至还承担起清廷外交谈判的某些功能。严复等维新人士的大声疾呼，亦使天津在中国公共舆论空间拥有一席之地。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至19世纪末，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先后在海河上游西南沿岸划定了租界区，形成了独立于旧城区的、以西方市政管理制度为运行基础、公共设施完备的独立的城市空间。第二次是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于直隶总督衙门组建临时政府（后称都统衙门），宣布对包括旧城区在内的整个城市实行管制。都统衙门时期，天津的城市空间再次发生巨大变化。首先，多国在天津侵占土地，开辟租界或扩大租界空间范围。俄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匈帝国在海河北岸建立租界；而在海河南岸，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租界区增加将近一倍。其次，都统衙门为了消除各种不利于统治的因素，力图向中国市民展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推行了一系列治理城市的举措，尤其是卫生局对公共卫生的治理，如拆毁城墙、召集流民清扫街道、修建公共厕所等等。这不仅使城市景观有所改观，而且使基本的防疫思想和公共理念得到传播。袁世凯接收天津后，除保留和完善都统衙门的治理方式外，还建设了中国最早的警察队伍，加强城市管理；开发河北新市区，建立新火车站、河北公园等，使城市空间出现了大幅扩张。清末新政又使天津在实业、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成为北洋标杆，对周边腹地影响巨大。

　　正是因为历经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近代天津的城市建设和管理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并形成了受不同政治势力统摄、各具特色的生活社区。作为“国中之国”，各国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身为洋务重镇、新政标杆的天津也成为了华北地区的现代化城市和区域性经济中心：“京师南北往来首站，华洋通商巨埠，水陆名区，舟车辐辏，或因从公，或资游览，肩摩毂击，观光上国，约月以数万计。”20世纪早期印行的旅行指南，满足的正是这些人的消费需求，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了天津城市内部中国与西方兼备、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基本样貌。

　　若对旅行指南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20世纪早期天津城市空间内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各种关系犬牙交错，盘根错节。根据1922年版《天津指南》编制出的下表，既可以统观这一时期天津城市的发展状况，又能够分析华洋杂处的某些特征。从表中可以看出，20世纪早期，天津城市的空间结构一方面维持了19世纪下半叶已有格局，如中国传统的政治、商业、宗教信仰组织主要集中在华界，外国现代的政治、金融、娱乐、医疗机构等主要集中租界；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如新式学校、工厂等在华界也有所增加。旅行指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消费品，自成一套地理信息系统，具体地反映了近代天津城市空间的变动状况。

　　

　　表1 20世纪20年代天津各机构分布数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孙学谦编《天津指南》，新华书局，1922年。

二 公共空间与公共秩序的建构

综合各种旅行指南，笔者将20世纪早期天津的公共空间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是交通空间，自成系统，又相互补充。其中既包括车站、码头、道路等开放式空间，又包括新式公共交通工具自行构成的独立封闭式空间。火车、电车、汽车、有轨电车、人力车、自行车等新式交通工具在天津的出现，不仅显示出较马车、舟船、轿子等传统交通工具的快捷，提升了运力，而且成为城市生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同时亦为市民拓展了新的生活空间。与之相伴随的是，出入这些公共交通空间者的行为和观念也要有所转变。例如《电车须知》便详细列举了乘坐电车必须遵守的各项规则：“衣服不洁净者，酒醉、患瘟疫传染等症之人概不准登车”；“禁止在车内吐痰”；“禁止与司机人谈话”；“禁止扰乱同车别客之安静、并求帮等事，及匪人在车歌唱，携带唱曲等具并军械器具”；“不准搭客与公司办公人突有窒碍”；“搭客携带零星物件，应置于膝上，以免有碍别客乘座。若携带小包略大者，应交给卖票人置于月台，不索票费，即应自行照看，公司不担其责”。类似这样的乘车须知，实际上就起到规范来自不同地区、广泛社会阶层之乘车人的行为与观念的作用。

　　旅行指南中还展现了中国近代交通规则的雏形，体现出城市交通管理的某些面向。在20世纪早期天津城市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包括汽车、有轨电车、马车、自行车、人力车等，必须挂有牌照，以备管理者查验。《车捐章程》中就明确规定：“各项车辆，无论自用营业，均须赴区报明辆数，领取凭单，持赴捐局，换取牌照，钉于指定之处，以备随时查验”；“各种车辆经发给牌照之后苟非指明免捐各车及领有凭单，乡车如有不订牌照者不准在街上行走停放。违者除追缴捐款外，罚缴一月捐款”。至于汽车行驶的交通规则，尤其详细：“车至十字路口，见有巡警高举左手，手面对前来之车，即须停开；手面对左来之车，左来车须停；手面对右来之车，右来车须停；如巡警左手由腰旁伸直，手面对其后来之车，后来车即须停行；如无警站立之十字路口，欲向东去须小转弯，往西必大转弯。凡两快车同行，后车欲赶上前车，须向右首赶上去，此汽车通例也。至夜中，各车之灯均须点亮，以防危险。”

　　与此同时，空间内的权力体系亦发生了重构，公私之间的界限越发分明，并以法规的形式得到强化。1911年石小川编辑的旅行指南中载有《大清违警律》之详文，1922年孙学谦的《天津指南》中亦载有《违警罪》之条例。其中，第四章《关于交通之违警罪》规定，在私有地界内当通行之处有沟井及坎穴等不设覆盖及防围者，在多人聚集之处及弯曲小巷驰骤车马或争道开车不听阻止者，乘自行车不设铃号者，夜中无灯火疾驱车马者，以木石堆积道路不设防围或疏于标识点灯者，以瓦砾或秽物及禽兽骸骨投掷道路，或投入人家者、未经官准于路旁、河岸等处开设店棚者，要处以五日以下、一日以上的拘留，或五元以下、一角以上的罚金。而在路旁罗列玩具及食物、将骡马诸车横于道路或堆积木石薪炭、将冰雪尘芥投弃道路、受官署之督促不洒扫道路、于道路游戏不听禁止、疏于牵系牛马等类妨碍行人、于禁止通行之处而通行等行为，要被处五元以下、一角以上之罚金。

　　现代交通的发展，不仅使城市公共空间得以拓展，亦使得公共观念得到进一步传播。然而建立和维护交通空间内的公共秩序，形成公共观念和行为，又谈何容易？种种违反甚至挑战公共秩序的行为又让旅行指南编写者感到忧虑：“但以行驶甚速，尝出撞行路之人，且扬马路尘土，与公共卫生大有妨碍。而一般武人政客反以此骄夸平民，可恶已极。”

　　在公权力极弱、维护乏力的现实处境中，旅行指南的编写者们自我赋权，扮演起谴责、批判那些无视公共秩序或肆意破坏交通管理规则者的角色。

　　其次是消费空间，华洋并立、五彩缤纷。消费空间是这一时期天津城市景观的一抹亮色，透露出城市的活力。其中既包括旅馆、饭店、澡堂、理发所、修脚、洗衣、菜市、商店、中西医院等基本生活空间，又包含游戏场、茶园、电影院、杂耍、落子馆（又称坤书场）、妓馆、球房、赛马场、咖啡馆、商场、戏院、落子馆、俱乐部、妓院、名胜古迹、公园等娱乐休闲空间。《商铺应守简章》对消费空间的管理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例如，关于商店广告牌的设立，就有如下规定：“道旁广告高宽以八尺为限，墙壁广告、屋顶广告高宽一丈为限，其形式不预定，以精致雅观为合格。”娱乐场所的营业时间也有严格限制，违者就有受到处罚的危险。《违警罪》第六章规定，“凡茶馆、酒肆及各项游戏处所，主人或经理人于巡警官署局定时限外听客逗留者，处十五元以下、十元以上之罚金”；“于巡警官署所定时限外逗留茶馆、酒肆及各项游戏处所者”，处十元以下、五元以上之罚金。

　　罚款，成为建构公共消费空间、维系公共秩序的主要手段。

　　再次是文化教育空间。新式教育和社会教育设施的大量出现，是20世纪早期天津乃至直隶地方政府和广大社会精英为城市发展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从1901年起，一场以创办白话报刊，进行白话演讲，开设阅报社、讲演所，改良戏曲、年画等为主要内容的启蒙运动席卷了中国。天津亦成为这场以开民智为主旨的社会运动的重镇之一。包括英敛之、雷鸣远、林墨青、李金藻、严范孙、张伯苓等人在内的一大批社会精英苦心经营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建立起报刊媒体、各级各类学校、图书馆、博物馆、通俗演讲所、民众阅书报所、体育场、艺剧研究社、盲生词曲传习所、注音字母传习所等，构成了城市中主要的文化公共空间。这些新型城市文化教育空间，既是当地社会精英在民族危机和国家灾难加深的背景下向市民介绍新事物、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渠道，也是传统士绅在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中求得心理平衡，掌控各种思想、文化资源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旅行指南的撰写者们不仅对天津的各式文化教育机构有所介绍，还对天津开埠后过度的商业化和娱乐化表露出一种焦灼和抗拒的情绪，对当地社会精英的所作所为予以评说：

　　天津为北方重镇，通商最早，故人完全受都市的习气，狡诈而有小智，只以气量狭小，难图大举，各自为谋，无结合团体力，故富商大贾多为山西、山东及江南人，所夺习尚浮华，一切衣饰尚上海为转移，一般青年、浮荡男女尤甚。物质文明日见增高，精神文明每况愈下。一衣一饰之费，辄当中人之产，若不设法提倡俭朴，恐日后益不堪矣。近虽有津绅林墨青、严范孙等组织崇俭会，力提俭朴，但名存实亡，无补实际也。

　　由此可见，旅行指南的撰写者对市民文化及城市生活的高度关注，再次证明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渗透着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而且存在着不同地区文化的竞争以及传统与现代、商业与文化的博弈。

　　最后，开埠后逐渐成长为华北现代工商业重镇、经济中心的天津也为当地居无定所的下层市民以及周围地区因灾荒、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提供了荫庇之地。以不同族群为服务对象、功能各异的社会慈善公益组织逐渐出现，在城市公共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城市旅行指南中明确列出了数十种活跃于20世纪早期天津的社会救济组织，如慈济堂、育婴堂、惜字社、济良所、天津红十字会、天津拒毒会、广仁堂、育黎堂、教养院、引善社、济生社、补善社、体仁广生社、公善社、崇善东社、体仁南善社、八善堂临时救济战地灾民善会、救济院、妇女救济院、备济社、积善社、广济补遗社、白卍字会、乐善堂、极乐园公墓等。这些社会救济组织成为稳定社会秩序、吸纳社会底层流动人群的主要场所，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包括中外政府机构等在内的各类政治空间，工厂、公司等在内的生产空间，虽然具有明显的公共性，但是开放性有限，旅行指南对其运行状况叙述不多。至于下层市民生活空间的黑暗与艰辛，在城市生活中并非不重要，只是由于种种人为的原因在旅行指南中被遮蔽或模糊处理了。

三 公共空间的矛盾、冲突与实际体验

新式交通工具的发展，公园、游戏场、电影院等新兴娱乐设施的增多，新式学堂的建立等，不仅扩大了城市的公共空间，而且也制定了各种制约生活在传统城市的居民必须尽快接受、适应的准则和规范，以便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因此，近代天津城市公共空间的变动不仅意味着公共生活的增加、区域的扩大，而且带动了空间内部运行规则、权力体系的转变。地方政府和社会精英不仅在外国势力和国内政治力量的影响下努力拓展出部分现代城市公共空间，亦在法规、观念上为增强市民的公共意识作出了相应的努力。

　　旅行指南中对涉及公共生活之法规的大量介绍，反映出20世纪早期天津城市管理的日趋加强。相对于农村来说，城市中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划分更为严格，对公共空间中人的约制也更多。例如，为维护城市公共空间的景观，政府对城市居民身体及行为都有颇为严格的约束。《违警罪》第七章第三十一条就规定，演唱淫词淫戏者要处十五日以下、十日以上之拘留，或十五元以下、十元以上之罚金。第三十三条还规定，在路旁为类似赌博之商业者，于道路高声放歌不听禁止者，于道路酗酒、喧噪或醉卧者，于道路口角纷争不听禁止者，处五日以下、一日以上之拘留，或五元以下、一角以上之罚金。第三十六条规定，于道路裸体者，奇装异服、有碍风化者，于厕外便溺者，未经本主允许辄于人家墙壁贴纸或涂抹者，深夜无故喧嚷者，处五元以下、一角以上之罚金。旅游指南的编写者向游人不厌其详地介绍公共法规，意在说明城市与农村不仅在空间景观上逐步产生了较大差异，亦在空间观念上建立起了新的防线。

　　正是由于各种公共空间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向游人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政府机关、学校往往是向有特殊需求的人群敞开，不像茶馆、公园、植物园那样可以供人自由出入。即便是可以任人出入的植物园，曾几何时也有无法跨越的性别障碍，男女不得同游。游览章程中明确标示出来：“星期一、二、三、五、六，准男客入览，星期四、日，独许女客入览。”

　　而电影院、球房、赛马场、咖啡馆、商场、戏院、俱乐部等休闲娱乐空间又只是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士方能涉足。即便是图书馆、博物馆等强调民众参与的公共空间也存在着局限，博物馆“前观者甚属寥寥”。租界内的公共空间更隐埋着各种国族的严格限制。“日本图书馆在日本公园，只须日本人取阅”，“法国图书馆在法界，皆系法国人阅览。”由于日本花园内“有凌辱我国之纪念碑一块”，旅行指南的编写者特意“寄语游是园者，览后不可不记”。

　　尽管颁行了各种法规条令以维持公共空间的秩序，但是由于公共空间具有开放性，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国族、阶层、文化上的诸多矛盾、冲突，时时刻刻威胁着公共秩序的稳定。于是，旅行指南的编写者遂向游人详细讲解了天津公共空间中运行的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希图引起游人的警惕，共同遵守。例如，乘坐轮船须严防扒手，“开船后可将银钱衣箱存放箱舱，向取铜牌。俟到埠后持牌往领则万无一失”。乘坐人力车“须留神号码，失物时以便寻回。如欲雇车至租界，先问其是否有捐，以免换车之弊。凡人力车夫为劳动界之最苦者，且毫无知识，又无团体，偶有小失，常为警察所毒打，见者无不伤心。惟久在车站，车夫常与野鸡、栈房勾串，不问价目，即拉至栈房，专以欺诈乡民为生。乡人不可不慎”。

　　对于各种势力相互勾结所形成的行业黑幕，《天津指南》的编写者也予以无情揭露：“天津有野鸡客栈，专以欺诈初次来津之旅客。火车距津一二站时，彼等之招待者即执本栈告白，竭力以极廉价目以动游人。及至其栈时，昂其价目，苛索无微不至。游人如遇此等客栈，可报知岗警，万勿受欺”。至于打着各种旗号，招摇过市的俱乐部，“系中国人勾结外人所立者，设赌抽头，每夜达千万，或售卖鸦片，毫无惮忌，天津之纨绔少年及一般阔少视为无上乐品”。而挂羊头卖狗肉的东洋药房，是“借药房名义恃日本为护符，多贩卖吗啡、鸦片等物，每年吸收中国之金钱不下数百万。中国之官厅既不能禁而外国人复借推波助澜，将来益不堪问矣”。除此之外，娼妓、医院、车站、租界工部局中之黑幕更是骇人听闻。

　　除旅行指南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描摹与揭示以外，游人和城市居民的观察和体验亦可对中国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的内涵进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诠释。上层与下层市民、本地居民与外来访客，均以不同的视角，从多个层面观察与述说自身的空间体验。因此，尽管城市的过度娱乐化和商业化是一再引起天津本地文化人士焦虑的问题，然而在外部观察者的眼中却不成问题，相反天津较为保守的社会风气给这些外部观察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天津给我的第一印象，还算不错，很有宽大恢弘的态度，居民风俗，比上海要质朴得多，而电车也没头等、三等这样阶级区别。但缠足的女孩子，还比比皆是……”

　　有些游记更呈现出一些天津公共空间的内部细节。1918年，周公才到天津来视察教育，在游记中详细记述了天津社会教育的实际概况。天津的通俗演讲所“固定的有三处，天齐庙、西马路、河北甘露寺，临时的如三不管、大舞台前。用席棚支盖，除讲演外，附设各项书报，以便观览。以外另有游行演说与演讲所相辅而行，皆中小学校教员兼任”。关于儿童图书馆，“自上年十月开办，亦附设处中。陈列教育玩具与有益之图画模型等，与幼稚园有联络之关系，设一官员，以监督而指示之”。而音乐练习所“每星期一、三、五晚练习相传之古乐，前附于办事处，以房屋不敷，现移草厂庵学界俱乐部。惟此项能添西乐，又足供社会之需”。这些记述带有亲身体验的性质，因此对于天津公共空间的阐释更容易为时人所接受。

　　旅行指南编写者出于对天津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对公共秩序建构的迫切心情，往往关注展现城市的正面形象，即便有批评，也是常带感情；而外部观察者似乎更愿易披露城市公共生活中的某些负面信息，街头等公共空间是最容易观察与评论的聚焦点：“上年国民军占领天津，难民之陆续来津者，前后不下数万人。嗣战事稍定，虽多数回乡，但留津者仍不少。街头巷尾，妇孺老弱，几乎触目皆是。啼饥号寒，为状至惨。”类似游记还有很多，确实透露出旅行指南较少或者不愿意呈现的某些负面信息。

　　伴随着天津成长起来的民国时期新一代城市居民，由于逐渐适应了现代化城市生活，头脑中的公共意识已经树立起来，对于扰乱城市公共秩序的各种行径展开批判。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天津城市中充斥着各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军政势力对公共空间的占据和公共秩序的挑战，给城市居民带来巨大困扰，让人难以容忍。《天津便览》中不无叹息地说道：“洎乎奉军末次入关，占据民房之后，复以河北公园为驻兵之地。园之对面有直隶图书馆，亦为若辈之寓所。竟将十余年培植之蔽荫树木、小桥竹亭、编竹围箩，折之无余，尽供奉军之炊薪矣。”

　　一位青年曾在杂志上发表这样的文字，强烈谴责军队在天津城市公共空间的肆虐：“可怜了的中国地！居民渐渐地稀少了，商店都静静地关着门。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那挂上了第X方面，第X团……等等的牌子。街上走的人，大多数是穿着灰色的军服，手里擎着军用票，嘴里喊着‘他妈的……’的军人。天津底中国地是素来淹没在黄土里的——比不得租界里的洋灰马路——简直说是没有一块可以容人插足的地方。不，总算还有一个‘门票六枚’的河北‘公’园来给中国地装装场面。但是，就这中国地的唯一的‘公’园呵，还被野蛮的丘八大爷作了公馆！小树都被砍作柴木烧了；池里的鱼当然也不免到油锅里去走一遭。”“他们（士兵）可以白坐在中国地行驶的电车，他们可以看戏不花钱，他们可以踢打洋车夫，他们可以焚毁那他们暂住着的图书馆里的书取暖，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捣毁娼寮，他们总算是作乐了，享福了；但是想起他们被驱到阵前去入殓，却也有些可怜。”字里行间，浸透了年青人对军队侵扰天津市民公共生活，侵占公共空间的义愤。

　　在城市中，公共空间往往处于最显露的位置，受到侵犯也极为容易；加上中国人“公”的意识偏弱，难得有人肯为公事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为恢复公共秩序而不惜冒犯横行霸道的军人。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空间因为凝聚着城市中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维护。而公共空间，特别是公共秩序的稳定与否，已经成为城市生活正常与否的主要标志之一。

结语

综上所述，旅行指南事无巨细地将城市中的各个角落网罗、定位并加以呈现，方便了游人在该城市的旅行和生活，增进了对该城市的认识和了解。因此，旅行指南，不仅是一种商品，而且是捕捉近代天津乃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宝贵资料库。

　　游人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受到多方面的吸引。其中，不仅包括因为地域性的自然、人文景观所呈现出来的差异，还有现代化事业的不均衡所带来的城乡间、城市间的差距。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虽然推倒了古旧的城墙，但是却造成了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甚至是一个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在主权、景观、文化、心理上新的区隔。在不同国家政治势力的侵入和本土政治经济力量的抗衡中，天津成为各种空间重叠交错的混合体。旅游指南试图以清晰的层级划分和精准的地理坐标对城市的公共空间进行秩序化的重构，使城市便于外来者解读和进入。这既是对心理城墙的一种冲击，也是这座无形城墙不断强化的一种体现。

　　(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常春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l Conflicts of Public Space in Chinese Modern Cities——Research on the Tianjin Travel Guid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ou Jie Chang Chunbo

　　Tianjin Travel Guid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not only met the needs of visitors,but also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the urban spa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forces, local government and social elites,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various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appeared. Modern schools,newspapers,publishing companies were also established.Travel guides introduced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involving the city management,which not only reflected the fact that with the expansion of urban public space,the running of Tianjin faced a lot of pressure,but also revealed that the social elites in Tianjin wanted to play a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public space.Tianji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emi-colonial and commercial city,so its public space was filled with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s,social levels and the cultures.By analyzing the travel guides and the experience of visitors and citizens,th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public space in Tianjin and the Modern China could be gained.

　　Public Space;Tianjin;Travel Gui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