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最红火的时候，全国有六千万人，几场仗打下来，只剩不到三千万，经过东汉几百年的繁衍生息，总算又回到了六千万的水平。隋朝最红火的时候，全国有五千万人，几场仗打下去，只剩不到三千万，经过唐朝二百年繁衍生息，不仅回到原来的水平，还飙升至一亿六千万，创了纪录。可惜这个纪录很难保持，几个军阀一掐架，它又噗噗地瘪下去了，瘪到北宋初年，只剩两千七百万。
翻翻历代的户部档案，和平时期都在拼命地生，使人口势不可挡地爬上去；战乱时期都在成片的死，使人口势不可挡地滑下来。爬上滑下，循环往复，仿佛缸里一堆蛆。从这个角度回顾历史，咱们的五千年文明倒像是一个巨大的蛆缸。
宋朝当然也逃不掉做蛆缸的命运。北宋初年，全国457万户，到景德三年(1006)，就爬到了742万户的位置。此后庆历八年(1048)，1072万户；熙宁十年(1077)，2088万户——到了缸沿儿了，金兵狼牙棒一扫，众蛆纷纷跌落。然后南宋接着爬，绍兴三十年(1160)，1157万户；乾道二年(1166)，1233万户；嘉定十六年(1223)，1267万户——又到时候了，元兵大炮一轰，又是骨碌碌往下滚。
单看爬上爬下其实毫无意义，问题是爬的过程中，蛆在长，而缸不变，于是越来越挤。像北宋大观四年(1110)，全国2088万户，按每户六人算，就有一亿两千万人，而全国土地面积只有280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43人，这个密度超过了今天的挪威，接近瑞典，与芬兰基本持平，开发水平却远远不如人家挪威，瑞典和芬兰，土地资源势必紧缺。
北宋崇宁五年(1106)，宋徽宗想给孩子们盖房，一看图纸，“居者栉比，无地可容”，居然找不到一块宅基地。连皇上都为地皮发愁，可见土地供应是多么紧张了。其实在宋徽宗发愁之前，苏东坡就为营房用地细了腿，到底也没申请到，最后给当兵的发租房补贴了事(参见《苏轼集补遗》尺牍肆佰玖拾叁首)。
(王景波摘自李开周的新浪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