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吉乌拉
那是个星期一上午，办公桌上的蜂鸣器第25次响起时，我叹了口气，无奈地拿起听筒。我在路易斯安那的一家医院贫民住院部担任主管，每天都忙忙碌碌。
“谁在呼叫？”我厉声问接线员。
“是一位女士，她需要一名医生到她家出诊，看看她的儿子。”接线员有些紧张，“您愿意跟她谈谈吗？”
隔壁办公室里一个护士等着和我谈话，门诊部里四个常驻医生正在为他们的病人诊断，需要我的指导，而且我的病人也等着我。因此，我实在抽不开身。
“帮帮忙吧？”接线员央求道。
“好吧，把她接进来。”我无奈地答应了。
“吉乌拉医生？”一个有些颤抖的声音传了过来，“我是罗杰斯夫人，我需要一个大夫到家里看看我的儿子巴迪，他瘫痪在床上，必须马上看医生。”
“那么之前是谁为你儿子看病呢？”我打断了她。
她解释说，之前的医生现在不出诊了。社区诊所也不再派护理人员到她家了，除非有一个医生定期到她家出诊。
“对不起，夫人，我帮不了你，我们没有足够的医生。”我说。
“噢，天啊！”听得出来，她很失望。
尽管心底有一个声音劝我赶紧挂电话，但我还是询问了巴迪的情况。
“他天生残疾，不会说话，一直靠药物维持生命。他两岁时学过走路，但好景不长，53年前他的腿断了。”
53年前？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您的儿子多大啊？”我问道。
“他今年69岁。”
我在心里迅速计算着。“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能告诉我您的年龄吗？”
“我今年91岁。”
“您是说您一直照顾着残疾的儿子？在家里？69年？”我简直不敢相信。
“没错。”
“夫人，”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到您家出诊。”
第二天，我带着助手来到了罗杰斯夫人家。精神矍铄的罗杰斯夫人优雅地跟我们打招呼，她看上去并没有91岁。我们穿过整洁的起居室来到屋子后面巴迪的房间，里面摆设整齐、一尘不染。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古典音乐，窗户旁一盆杜鹃花开得很娇艳。巴迪躺在床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
“巴迪，你的新医生来了。”罗杰斯夫人轻轻地抚摩着他的肩膀说。
我们给他检查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身体极度扭曲，一双不能用的胳膊紧紧地挤压在胸脯上。
“他竟然没有生褥疮。”检查完毕后，我对罗杰斯夫人说。
“我和社区护士每天都给他翻几次身。”罗杰斯夫人说。
助手给巴迪做理疗时，罗杰斯夫人静静地向我讲起了20年前丈夫去世后，她独自照顾巴迪的艰辛过程。巴迪小时候，医生曾建议他们把巴迪送到残疾儿童护理院，他们拒绝了。
“我只是认为没有人能像我一样把巴迪照顾得这么好。”她说。
“罗杰斯夫人，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呢？”我大声问。
“我需要一名医生定期来家里为巴迪检查、治疗。我想让巴迪待在家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尽力把他照顾得最好，决不会把他送到疗养院。”她的声音急切而坚决。
“您放心，夫人，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们的。”我说。
当我们回到汽车里，我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罗杰斯夫人的话让我对无私、持久、不讲条件的母爱有了更好的理解。
（冷霜摘自《齐鲁晚报》图/宋德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