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藤井省三 贺昌盛 编译
[编译者案] 本论文为东京大学文学部藤井省三教授在2008年3月1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 “村上文学的中文翻译与接受”研讨会上所作的学术发言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后以《村上春樹の中国語訳》（日文）为题刊载于《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1期（总140号）。由于多年来有关村上春树作品的翻译之争一直未曾终断，加之藤井先生以村上作品的译介为个案所展开的跨文化交流研究确实具有明显的典范意义，这里综合多种资料将原文编译出来，目的只在能引起更大范围的相关研究的注意。一个研究课题的深化和拓展毕竟比单纯意气化的论争重要得多。
一、鲁迅（1881-1936）与村上春树（1949-）
村上春树（Murakami Haruki）借助翻译学习鲁迅，成为了日本作家。台湾的《联合文学》杂志在1993年1月号上曾刊载过香港的比较文学研究专家郑树森博士对村上的一次访谈（interview）。当郑教授问道“读过哪些中国文学作品”时，村上回答说：“现在还记得的小说家是鲁迅。”①那么，村上春树是如何接触到鲁迅的呢？村上在散文集《村上朝日堂》（一集）中回忆说：“当时（1960年代前期），我家每个月都能收到书店一册一册送过来的河出书房的《世界文学全集》和中央公论社的《世界历史》，我就这么一本一本地读着度过了少年时代。”这其中，《世界文学全集（第47卷）》即是鲁迅的作品集。
1979年，近30岁的村上春树将《且听风吟》投给了文学杂志并获得了新人创作奖。村上最早的这篇小说就是以“不存在所谓完美无缺的文章，就像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绝望”一句来开头的。尽管村上是用“……啦”这样的口语体书写的，但其逻辑结构却跟鲁迅在散文诗集《野草》中所写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②一句完全一致。
收入早期的短篇小说集《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中的小说《完蛋了的王国》，讲述的是叙述者“我”与学生时代“比我漂亮570倍的帅哥”密友Q氏十年后再次相会的故事。③这个Q氏是1980年代日本进入后现代社会之时的典型的中产阶层，村上对丧失了伦理和感情的Q氏给予了批判性的描述。如果与鲁迅的《阿Q正传》相比，虽然阿Q与Q氏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各有不同，但两篇作品的叙事结构、叙述者的绝望感，以及所谓“国民性批判”的主题却是完全共通的。
事实上，村上春树在1997年出版的《为年轻读者编写的短篇小说指南》这部优秀的战后日本文学评论集里就曾指出，长谷川四郎（1909-1987）是一位对战前的中国东北及战后苏联西伯利亚的强制性劳改有着深切体验的作家，他的《阿久正的故事》就有着鲁迅《阿Q正传》的意味。村上在《长谷川四郎论》中的如下文字也涉及到阿Q：
这回拿出放了很久的 《阿Q正传》重新读了一遍……鲁迅的《阿Q正传》呈现出一种结构：通过对与自己完全相反的阿Q这种人物的精当描写，鲁迅自身的痛苦与悲哀也浮现出来了。这种二重性赋予作品以纵深感……鲁迅的阿Q……有着“切肤之痛”的活生生的现实性……④
鲁迅在自传体小说《藤野先生》里曾描述过在日本留学期间的1926年何以放弃了老师所寄予的殷切的医学期望转而开始从事文学的历程。村上在最早的短篇小说《去往中国的慢船》中也曾延续了同样的结构，不服外籍教师管束的“我”在一个遥远的不知名的市镇再次遇见了老师，已届中年的“我”重新回忆起了往日的离弃之事。村上只是对鲁迅的短篇进行了大幅度的重新改写。
二、汉语文化圈对于村上的接受
那么，中国读者阅读村上的作品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村上作品的汉语翻译历程。最早将村上春树的作品翻译为汉语的是赖明珠，1985年，赖明珠在台北的《新书月刊》杂志上刊载了一组名为《村上春树的世界》的小特辑，其中所译介的《街的幻影》、《一九八〇年超级市场式的生活》及《镜子里的晚霞》即是世界上最早的村上作品的外语翻译。赖氏的这个小特辑在翌年曾被中国长春的《日本文学》杂志转载，这是中国大陆对村上最早的接受。1987年9月，《挪威的森林》一经刊行即成了日本史上最为流行的畅销书，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也开始陆续出版《挪威的森林》的汉语译本。中国大陆桂林的漓江出版社在1989年7月出版的林少华的译本带有明显的情色恋爱小说的意味，该译本虽然保留了日文原作中“第一章、第二章……”章目，但这个漓江版却给创造性地加上了“第六章、月夜裸女”、“第七章、同性恋之祸”等之类的标题。封面采用的也是穿和服的半裸（seminude）女性。对照日语原版的那种上卷红底绿题、下卷绿底红题的简洁（simple）装帧，最早的赖氏译本以保留原著的装帧再现了作品的原貌，而林译本所采用的则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封面设计。⑤
与出版社的这种刻意的设计有所不同，《挪威的森林》是作为学生中间产生的挫折感和失落感的作品而被接受的。一位名叫柳叶的读者在香港的报纸上描述过自己的阅读心境：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客居广州，心情极为沮丧之际，朋友寄了一本《挪威的森林》给我。此前我很少读日本作家的小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村上春树这个名字。但一读之下，竟然非常喜欢，马上推荐给上海的朋友，后来这本书就在朋友中广为流传。⑥
这是中国出现第一次村上热潮。1990年6月，钟宏杰与马述祯合译的《挪威的森林》由哈尔滨的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初版即发行了5万册，比林少华译本的初版3万册还多出了40%。《ダンス·ダンス·ダンス》（1988）也在1991年出现了张孔群翻译的《舞吧，舞吧，舞吧》、林少华翻译的《青春的舞步》及冯建新、洪虹合译的《跳！跳！跳！》三种汉语译本。从1992年8月到1996年6月的约四年间，由于政策的影响，村上作品的翻译一度中断。但1996年7月，林少华翻译的《挪威的森林》和《青春的舞步》又被重新再版，而且有了新的政策规定以后，村上作品的翻译又再次起步了。1998年以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心城市上海又出现了第二波村上热潮，它甚至逐步扩展到了北京、广州，一直持续到现在。村上的作品在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翻译史了。这期间，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的竞相盗版及曾出版过盗版后获得了版权的漓江出版社刊行的《村上春树精品集》之后，“林译品牌（brand）”得以确立。第二个阶段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获得了新版权之后出版了近乎全集的“林译村上系列（series）”，林译本完全控制阅读市场的历程由此即可见出。
早几年前，在台湾地区也能追溯到同样的情形。1994年6月，盗版的作品译本被禁止出售，台北的时报出版社在获取了村上汉语翻译的繁体字版权以后，赖明珠的译本就基本独占了台湾、香港及新加坡的汉语阅读市场。
很早就加入了国际版权公约的香港地区未曾经历过盗版的阶段，叶蕙的翻译从1991年开始，到第二年陆续由博益出版社出版了《挪威的森林》、《寻羊的冒险》、《舞舞舞吧》。叶译本、林译本和赖译本各自占据了三个汉语翻译的一角。博益出版社在1994年以后开始刊行台北时报版的译本，《挪威的森林》、《寻羊的冒险》、《舞舞舞吧》三本则作为例外被继续再版，但在2008年3月末已被废止，很遗憾，叶译本从此成为绝版了。
以下希望以林少华的翻译为中心来讨论一下有关村上作品的汉语翻译诸问题。
三、汉语翻译诸问题
2007年10月，我在东京大学主持了“东亚与村上春树”的研究会（workshop）。据杨炳菁报告，⑦林少华的译本在中国评价很高，他还引用了王向远教授所说的“体现了在现代汉语上的良好的修养及译者的文学悟性”来作为证明。⑧不过，王教授也许对日本社会和村上的作品稍微有些误解。1994年，王教授在论及村上时曾认为，“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⑨所谓后现代，一般指的是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换，对于信息化有着重大作用的信息工具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的普及是从80年代才开始的。日本的后现代文学一般指的是80年代以后。另外，王教授还写道，“村上春树的作品大都是轻松幽默的青春故事”，像《家庭事件》这样的短篇小说只是个例外。那么，像《挪威的森林》这样的死者频现的作品也能称得上是“轻松幽默的青春故事”吗？《挪威的森林》中，仅自杀者就有木月、直子、直子的姐姐与叔父，以及永泽的恋人初美五个人。
还有，王向远教授在评价林少华的翻译“准确到位地再现了原文的独特风格”时，他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核对过林氏的译文呢？我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林译本《挪威的森林》就发现了好几处错误。比如渡边对敢死队的室友说明自己的专业“戯曲を読んだりしてさ、研究するわけさ。ラシーヌとかイヨネスコとかシェークスピアとかね”，林氏翻译为“是学习和研究戏剧。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亚啦。”（2001林译本第16页）。“イヨネスコ（伊欧内斯克Eugene Ionesco）变成了易卜生。渡边和同舍的学长永泽的对话中，永泽说：“一口气生吞三条蛞蝓的人，除我找不出第二个！”渡边回答说：“いないでしょうね（不会吧）”。林译本中这句话被译漏了（林译本第38-39页）。
2005年，中国的谢建梅曾发表过关于《挪威的森林》中误译的调查，指出了其中46处翻译的错误，⑩这还不包括我和后面要提到的園山氏与孙氏两位所指出的几处误译。
再有，王向远教授评价林氏的翻译“再现了原文的独特风格”是否合适呢？日本的两位研究者曾对此给予过严厉的批评。園山延枝举了林译本中的两个例子：“一人の子はきれいだったんだけど、もう一人がひどくってさ、そういうの不公平だと思ったんだ。（298页）／一个如花似玉，一个简直奇丑无比，我觉得这有失公道。（246页）”“まともな人間はそれを恋と呼ぶ。（303页）／正人君子称之为爱。（250页）”认为林译本并没有充分理解和再现原作的文体特征与人物形象……它只是林少华的二度创作。?
在东京大学留学时受到小森阳一先生指导的孙军悦则指出，林少华把“ラディカル”译作“经济基础（下部构造）”、把“会社に就職しちゃいけない”译为“必须走出大学去公司工作”都是明显的误译。并批评说：“在文脉上，弥漫在原作中的历史及社会背景被抽象化了，而重点被放置在了强调感情和营造完美的氛围上，以此形成了新的文脉。在文体方面，采用的是典故，对偶等多种华丽的修饰手法，感情和观念倍增的同时，具体的事件却被压缩成了读者所熟知的公式化的设想与表达。”?
这里并不是说像園山和孙氏那样的“二度创作”和“强化感情回归的设计”之类的批评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我以为，冷静客观地分析林氏在村上作品20年的汉语翻译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恐怕才是真正学术研究的态度。
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用于村上作品的汉语翻译史的研究呢？一种办法是依照时序，随着时代的变迁来展开研究。中国方面，王志松教授的论文《消费社会转型中的“村上现象”》已经在这样做了；拙著《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以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为研究对象，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构架，只是围绕汉语翻译的细微部分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王教授明确地指出：“自一九九八年版‘精品集’出版后渐渐地形成林译本垄断的局面。这其中固然有商业因素，但重要原因还是林译本质量高于其他几个版本。有学者认为：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林译本的质量到底有多高，还需要作具体的调查，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如前所述，《舞》在中国，1991年就有过林译等三种译本，相关的比较研究已经在“东亚与村上春树”研究会中作过报告。报告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日语系的于桂玲副教授经过审慎的核查，特别举《舞》的第23章为例，对三种译本中的误译漏译情况、翻译的技巧及文体等给予了详尽的分析，得出了如下的初步结论：
三种译本中，相比之下，林译算是比较优秀的，冯译次之，张译较差。三种译本共同的缺憾是，误译或者省略了音乐、饮食及名牌商品等用片假名标记的那些外来语词汇……林译本也有不少误译之处。?
《挪威的森林》在中国也有三种译本，村上其他作品的多种翻译也不少。借助有限的几本村上的短篇、长篇作品的汉语翻译的详细比较，大体是能够推断出林译本质量的优势之所在的。另外，《挪威的森林》和《舞》在香港地区只有一种汉语译本，台湾地区有两种汉语译本，《国境之南、太阳之西》在台湾地区也只有两种汉语译本，台北时报版的《村上春树作品集》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村上系列是重复的。如此以来，将香港、台湾的汉语译本与林译本相互比较，在考察林译本的个性及汉语圈接受村上的特点之时就会起到很重要的参考作用。
尽管新加坡同中国大陆一样使用的是简体字，但时报出版社的繁体赖译本与林译本相比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何以会如此呢？是林译本与赖译本的个性差异，还是本土读书市场方面的需求？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就读书市场而言，参与“东亚与村上春树”课题研究的香港地区负责人关诗佩博士和台湾地区的负责人张明敏讲师两人，都分别关注到了生产和流通的功能，他们对翻译者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们都作过采访。关诗佩的论文明确地显示出，相对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所谓“南下”出版社的“北上”文化策略来说，香港资本的博益出版社选择的则是“东行”的日本文学翻译的路线，而且博益出版社作为广播电视有限公司（TVB）的关联企业还可以借助电视来展开宣传。由此，香港地区接受村上的“商业性元素”的一面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此外，据张明敏的论文，台湾地区在1992-1994年颁布实施了新著作权法，即所谓《6·12期限法》，其对时报出版社的垄断所带来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可见，要讨论中国大陆接受村上之时的“商业化因素”，恐怕还需要进一步详细地展开出版史方面的研究。
如果回到翻译质量的问题上来，林少华、赖明珠和叶蕙三位的汉语翻译也有必要与韩语、英语等其他外语的翻译作个比较。英国和美国在2000年已经出版了由哈佛大学东亚文学系的杰·鲁宾（Jay Rubin）教授翻译的“Norwegian Wood（《挪威的森林》）”。日本在 2008年也刊行了两本有关村上作品英译的研究著作，其中“列举了误译、改译、省略、增补等方面的例子，并附有简短的评述”?。“东亚与村上春树”研究会中有关美国接受村上的研究由科罗拉多大学的阮斐娜（Faye KLEEMAN）教授承担，韩国对村上的接受研究则由东国大学的金良守教授和首尔大学的任明信讲师负责。?
四、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与本土文化的变革
欧美有关翻译理论的研究颇为盛行，已经出版了很多专门的研究著作。最近有一本名为《翻译研究读本》（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的翻译理论研究的论文集，编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本身就是活跃在翻译理论研究第一线的专家，书中也收录了他自己的论文《翻译、共同体、乌托邦》（Translation，Community，Utopia）”，在这篇论文的开头，韦努蒂这样写道：Hence，the domesticating process is totalizing，even if never total，never seam less or final.It can be said to operate in every word of the translation long before the translated text is further processed by readers，made to bear other domestic meaningsand to serve other domestic interests.……When motivated by this ethical politicsofdifference，the translatorseeks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foreign cultures，to share an understanding with and of them an d to collaborate on projects founded on that understanding，going so far as to allow it to revise and develop domestic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所以，归化就是总体化的过程，即便从来不是整体的，从来不是天衣无缝或终极的。可以说，在读者进一步加工译文、使其带有本国意义、服务于其他本国目的之前，这就是每个词的翻译过程。……当以差异的这种伦理政治为动机的时候，译者就寻求建立与外来文化融合的一个共同体，分享并理解外来文化，进行基于这种理解的合作，进而允许外来文化改造和发展本土价值和体制。（本段文字取陈永国译文，参[美]大卫·达姆罗什，陈永国等《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
如果借用韦努蒂的这种外来文化本土化的理论，则村上的作品也在一字一句的汉语翻译过程中已经被中国化了，林氏翻译的汉语版本恐怕也被中国的读者再次作了进一步的加工。林少华在《落花之美》中所说的下面这段话表明，翻译者自己也承认了这种中国化的过程：
说美化了，是因为汉语本来就是世界上最富于装饰美的语种，而我原本又是搞中日古诗比较的，难免多用几个文言词儿。说没有美化，是因为日本文学如日本料理，以淡为主，以淡为美。问题是如果同样译得那么淡，中国人就未必觉得美。我为了缩短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审美距离，有时就在允许范围内调整一下，即多放几克盐。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美化，而是一种“信”，一种忠实，即审美忠实，这在文学翻译上不但是允许的，也是必需的。?
但林少华的问题在于完全没有自觉地意识到韦努蒂有关本土文化的变革理论。林氏断言，“汉语言大概是世界最美的语言之一”。并且认为，“你们村上还不是多亏我们绝妙中文的关照”。应当说，国语（Nation Language）和民族市场（National Market）是共同建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关键因素，这样的民族国家体制最早始于18世纪的欧洲，后来才传到了东亚。19世纪末期，日本创制了国语，20世纪20年代，鲁迅等人也创制出了“国语（guoyu）”。如果从现代“国语”体制的历史来考量的话，可以说“汉语对中国人来说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但如果说“汉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别的国家恐怕就会有人说：“不，不！我们国家的语言才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当外国人自豪地说“我们国家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时，熟知外国语言文学的知识分子只会礼节性地笑一笑，心里其实在想：“是的，是的。不过只对贵国的人来说是这样。”
韦努蒂的本土文化变革理论（foreignization，即异化论）认为，翻译者寻求一种建立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共同体，并且认同这样的共同体对于本土价值与体制的改造和发展。村上的作品在被汉语译介的过程中，必然会促进它的中国化。建立在对村上作品的共同理解基础上的共同体，也会对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带来变革和发展，这是翻译者的使命，而不是翻译者藉本土化的华丽语言以自炫的一件差事。2007年7月，本人的拙著《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一出版，我就赠送了一本给林少华敬请赐教。林少华在11月末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林译村上：“0”分？！》的短文，认为藤井给林少华的翻译打了零分。我的研究目的实不在判定翻译的优劣，而是在考量村上作品的翻译对于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及台湾地区的现代文化史的意义。林氏大概产生了误解，所以才批评我说：“更不赞成以带有火药味的政治批评代替心平气和的、持论公允的学术批评。”事实上，对于日本的“美女编辑”所指责的“林译过于傲慢”之辞，林氏自己在《落花之美》中就曾写道，“美女编辑遭遇战至此硝烟散尽”?。林氏在这篇短文中还引用了村上君的话，“我想，出色的翻译首先需要的恐怕是语言能力，但同样需要的还有——尤其文学作品——充满个人偏见的爱。说得极端些，只要有了这点，其他概不需要。”
这是村上君1996年的《翻译、被翻译》一文中的话，但考察村上的翻译观之时不能只看他往年的文章，还应该征引2000年出版的村上与美国学者柴田元幸先生合作的新著《翻译夜话》。在这本书中，村上这样写道：
翻译的时候，姑且放弃自我。但无论如何，自我也无法完全被放弃。所以，尝试彻底放弃的时候，多少都会有些残留，但这对于文体来讲是有益的。如果一开始就尝试着依照自己的文体去翻译，就难免会出现“创作译”。?
我以为，像林氏那样，首先确立了“汉语言大概是世界最美的语言之一”的前提，而对村上作品加以美化的翻译策略，与村上的翻译观念是大相径庭的。但在另一方面，村上也说过：“比起那种精细的表述，故事中还有更为深层的东西需要传达出来。如果能展示出作品本身的生命力，多少有些误差是可以忽略的。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这样的翻译。”?如果是这样的话，村上君对林少华用世界上使用者最多的汉语来翻译他的作品想来会感到非常“满意”吧。
村上春树是在少年时代阅读鲁迅的日文译本而接受其深刻影响的。日本对于鲁迅的接受，从1909年有关《域外小说集》出版的报道至今已经有百年历史了。村上所阅读的是竹内好的译本，竹内先生193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中文系，是我的前辈学长。鲁迅借助竹内的翻译对村上产生了影响，村上又通过林译影响了中国的年轻人，进而诞生了卫慧、安妮宝贝、田原等可以被称作“村上之子”的新一代作家，而且，中国的“村上之子”的作品被翻译为日文，又激起了众多日本年轻人的共鸣。
以此可见，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已经有悠久而深远的历史了。这其中，中国文学的日语翻译及日本文学的汉语翻译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鲁迅自己本来就是优秀的日本文学翻译家。中日两国的翻译交流史，既是中国文化在日本的本土化与日本本土文化变革的历史，也是日本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变革的历史。
祝愿林少华今后能更加活跃，同时也希望从现在的学生和研究生中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翻译人才。也并不是说大家都得成为翻译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各个方面都需要活跃起来，这样才能以知识跨越中日之间的国界。希望这种知识型的越境者会越来越多。
【注释】
①[日]村上春树：《村上春树作品全集（1979-1989）》，东京讲谈社 1990年版，第7页。
②鲁迅：《希望》，《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③ [日]村上春树：《村上春树作品全集（1979-1989）》，东京讲谈社1990年版，第115-120页。
④ [日]村上春树：《为年轻读者编写的短篇小说指南》，《文艺春秋》“文春文库”，2004 年，第 203、204、213 页。
⑤关于封面和章节题目，王志松在《消费社会转型中的“村上现象”》（《读书》2006年11月号，第64页）也有过同样的批评。
⑥柳叶：《村上春树自述》，《信报财经新闻》2004年9月9日。
⑦杨炳菁：《中国大陆地区村上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该论文及以下注释[14]???的于桂玲、吴耀宗、叶蕙、关诗佩、张明敏、Faye KLEEMAN、金良守、任明信、岛村辉的论文均出自2007年10月东京大学中文系“东亚与村上春树”国际研究会的报告，2009年3月由若草书房收入论文集中拟定出版。⑧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378页。
⑨王向远：《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村上春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第5期。
⑩谢建梅：《关于〈挪威的森林〉——汉语翻译的误译》，王精诚、侯仁锋主编《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论文集》，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吴耀宗：《从絮语运作到反向书写：论新加坡的“村上春树现象”》；叶蕙：《马来西亚汉语媒体对村上的接受——以中文报纸副刊及文学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