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些年长篇小说创作已成为中国文坛最受人瞩目的现象。文学奖获奖作品尽管多，但普通读者记住的，恐怕还是那些获奖的长篇小说。长篇小说不仅影响大，而且产量也越来越高，高到每年超过四千部。长篇小说的作者人数也在增加，多到超过百万。长篇小说文体本身在变，体量和形态越来越多样，尤其是篇幅，越来越大，百万字、千万字的作品都已出现。如此超出想象的长篇小说发展态势，真正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坛最壮观的文学景象。
一
长篇小说顾名思义是长。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中，推崇长篇小说的长，他认为长篇小说要长，至少在二十万字以上，否则没有气吞山河的壮阔气势。而这种长，“不是抻面，不是注水，不是吹气，不是泡沫，不是通心粉，不是灯心草，不是纸老虎；长是真家伙，是仙鹤之腿，不得不长，是不长不行的长，是必须这样的长。万里长城，你为什么这样长？是背后壮阔的江山社稷要它这样长。”的确，很长一段时间，长篇小说被视为文学世界的纪念碑，像曹雪芹的《红楼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等，都是作家心中的丰碑。而且，很多作家的创作道路，也都延续着从短篇到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莫言自己坦言，他的创作道路，是从短篇写作开始，然后中篇、长篇。但他同时认为，每个作家的写作才能是不一样的，会写短篇的，不一定在长篇写作上行。而能够书写长篇小说的，在短篇写作上，有时也会输给短篇小说家。莫言所推崇的长篇小说写作经验，是我们文学史上所熟悉的，但这种经验与今天中国文坛流行的长篇小说写作风气之间，似乎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今天中国文坛长篇小说的写作，已经成为一股流行的风气，大凡从事文学写作的，谁不写长篇呢？因此，对作家、批评家而言，不是要简单地沿用文学史经验，来评判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水准的高低，而是应该去思考，何以长篇小说创作，在当下的中国文坛，成为一股创作的流行潮流。
长篇小说成为写作主流，始于20世纪90年代。一批“新生代作家”初出茅庐，从短篇写作一下子飞跃到长篇小说的写作上。这种飞跃，不仅粉碎了原有的从短篇到中长篇的传统写作路径，更是引发文学批评从理论层面反省原有的文学史经验。曾几何时，有评论家指出，用过去的文学史经验来要求当下作家的创作，有点不合时宜。尽管一些批评家对90年代文学创作评价不高，但长篇写作逆势而上，每年的数量节节攀升。从最初的年产八百部，到一千部，后来又发展至两千部、三千部，直至今天超越四千部。作品的体量也在扩大。1998年，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出版时，二百多万字的篇幅，让很多读者感到震惊，但新世纪以来，张炜《你在高原》四百多万字的篇幅，孙皓辉的《大秦帝国》五百多万字的篇幅，屡屡刷新长篇小说的新纪录。至于网络小说，百万字的篇幅基本上是一种常态。像《回到明朝当王爷》三百多万字，《鬼吹灯》二百多万字，《盗墓笔记》三百多万字。长篇小说为什么越来越长？其实，不仅仅是长篇小说越来越长，诗歌、戏剧、影视的篇幅体量也在扩大，整个文学的作品篇幅，从文学史角度看，都在趋于大型化。文学作品篇幅体量不断增长，并不是因为古人的创作状况不如今人，而是受到诸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印刷技术是一个很重要的助推因素。以机器印刷技术为标志，此前是传统社会，此后是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的文学写作，受印刷出版条件的限制。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尽管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文字书写和传播能力，但印刷成本居高不下，无法形成写作的普及化和市场化。随着机器印刷时代的开启，出版因具备规模效应而获得盈利，文学市场逐渐产生，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报纸杂志以及稿酬支付形式，职业文人也粉墨登场。长篇连载小说与职业文人、机器印刷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独特景观。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长篇小说，是与现代社会的逐渐降临相呼应的。换句话说，机器印刷时代最典型的文学文本，或许就是长篇小说这样的文体形式。传统社会或许偶尔会有一两部长篇小说，但那是偶尔，不是常态。只有进入机器印刷时代，长篇小说才有可能成为文学领域中常见的文学形态。像巴尔扎克、左拉等人，都雄心勃勃地要以巨大篇幅的写作，来展示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全貌。这种勃勃雄心，与黑格尔所认为的美学上的散文时代，以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似乎遥相呼应，真正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象征。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出版成本降至零的水平，写作自由与出版自由在高科技的支撑下，开始变成现实。在新世纪的文学世界里，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化图景交相辉映。一些延续着20世纪文学写作方式的人们，在纸质媒体的世界里，与报纸杂志和出版社编辑往来密切，他们在写作—出版的现代文学产业链中亦步亦趋地前行。而另一些网络世界的写手们，似乎没有纸质媒体写作的复杂关系。他们不用与媒体编辑频频交往，他们的生活变得无比简单，每天只要面对屏幕，打字、修改，然后就是上网、登录和发表。与20世纪文学交往复杂关系相比较，新世纪以网络为标志的文学写作，撤除了横亘在作家、编辑之间的门槛，发表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只要你想发表，在网络上随时随地就能发表。没有出版门槛限制的网络写作，带给新世纪文学的影响，是写作变成一种最大众的文学活动。文学写作不再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是全民写作。有感想，有体会，有写作冲动和表现欲望，每一个写作者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网上，将无形的情感体验变成文字现实。这种全民写作的普及，让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释放潜能。新世纪文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人员庞杂，各行各业，什么人都有。这样的环境气氛对于文学写作的激励和刺激，是前所未有的。
二
长篇小说写作在今天成为一种写作潮流，改变了人们对文学价值功能的认识。文学史上，小说文体在从传统文学世界中挣脱出来时，是被赋予特别的实用功能。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识语中，强调小说的启蒙作用。“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将小说与国家兴盛富强联系在一起，并推举小说文体为第一流之文学。在这样的误打误撞的文学观念推动下，小说写作一枝独秀，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最为强势的表现形式。进入21世纪之后，时间的节点似乎又到了一个特别的转折时期。只不过今天的文学分野不再是语言工具或是文体形式之争，而是网络媒体与纸质出版之间无声的竞争。在一些人眼里，网络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而不是文学价值的再现。但从眼下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缺少了网络支撑和刺激的文学写作，可能就不是今天文学的真实生存面貌。一个不可回避的文学事实是，大量的文学传播和接受，在今天是通过网络技术实现的。纸质媒体不仅在萎缩，而且，纸质媒体也在转向内容供应方面。从大的发展趋势看，网络的发展前景越来越明显。如果说，表达即思想的话，那么，越来越多的文学表达依赖于网络技术，也就意味着网络在未来的文学表达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在网络刺激下，将发生哪些变化的思考，也将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依我之见，长篇小说数量增多，篇幅增大，参与人员越来越多，正是网络时代文学发展的一种对应形式。就如美国学者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在《传播革命》一书中所指出的，媒体与传播技术的发展，到了今天，已经是走到了一个关节点上，这样的变化，需要我们正视变化着的现实，并调整我们的研究和价值视野。endprint
或许有人会感到不解，网络技术发展与长篇小说写作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以为，中国长篇小说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在今天一枝独秀，真真切切是网络时代的文学象征。为什么今天的作家千军万马，大家都挤到长篇小说这样的文学天地中来发展自己，而不是别的文学形式？这当然是长篇小说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是别的其他文体所无法替代的。从写作者方面看，新世纪文学写作者自由职业的社会身份特征越来越明显。以往寄生于文化机关、大学研究机构和出版、杂志编辑部门的文学写作者，逐渐游离出来，面向社会，自谋生路。他们依赖文学市场，靠不断地写作来维持生计。这其中，网络写作，提供给他们最多最大的便利。像唐家三少、骷髅精灵等网络作家，几乎都是在网络世界沉浮的自由写手。没有网络，就不会有他们的事业前程。他们的写作，或许对很多所谓的纯文学写作不发生直接的影响，但不要忘记，网络空间的存在，与他们的写作之间，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说到底，网络如果单单是一种技术手段，它不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发生如此大的影响，只有在它变成一种社会的支柱产业，才有可能影响人们的生活。在当下的文化产业中，网络技术与机器印刷技术相比，前者毫无疑问是支柱产业，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资金和人员参与其中。至于它对于文学写作的影响，不管直接间接，都在持续扩大。典型案例之一，是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繁花》的写作和传播过程，自始至终，都与网络有关。像金宇澄这样的作家，基本上是在与纸质媒体的交往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但他尝试着将《繁花》的一些章节放在一个不起眼的弄堂网上发表时，意想不到地获得了一群网络读者的欢迎，并不断催促他将帖子贴上去，有时还通过网络，与他交流作品人物和细节描写上的各种意见。这样的写作—发表-反馈的文学链，在以往常常是通过文学编辑、评论家和读者来信的形式完成的，不仅过程繁复，而且，很有可能在今天的环境气氛中，因为种种原因，而被作者和读者所厌弃。然而，网络空间提供了一种自由交流的桥梁，使得作者与读者之间，在一种最为直接、平等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另外，从出版、传播角度讲，长篇小说之所以有压倒性的优势，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市场的逐步建立和成熟有关。如果着眼于中国当下文学的现实，市场化进程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的加入，大大强化了文学出版和传播的社会影响力。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文学是在政府控制之下，属于意识形态宣传领域，作家、编辑等，都属于国家干部，服从于意识形态宣传需要。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展开，意识形态功能被迅速淡化，不仅作家的写作与市场联系在一起，编辑和传播更是与经济效益、社会影响相互关联。这种变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写作与金钱的关系。的确，这种关系的文学史显现，除了20世纪上半段，以后就是20世纪末的最后这十多年。假如从文学的实绩来考察中国文学，也正是这两个时段中的文学业绩最为丰厚。这中间似乎隐含着比文学与金钱关系更为丰富的内涵。换句话说，文学与市场的结合，不一定给文学带来自由与解放；但如果没有文学与市场的关系，那么，文学很有可能会失去更多。这种生活体验，在很多中国现代作家身上是非常强烈的。如沈从文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一文中，回顾自己的写作经历，认为：“一九二八年后由于新出版业的兴起，印行创作短篇集子容易有销路，我的作品因之有机会一本一本为书店刊印出来，分布到国内外万千陌生读者手中去。工作在这种鼓舞下，也因此能继续进行，没有中断。”
三
市场化进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现代文学条件下，对文学写作的影响是有所区别的。在网络时代，中国作家更愿意以一种职业写作的姿态，呈现自己的创作。就如莫言在《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中所表明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无论他是小说家、诗人还是剧作家，他的工作，与社会上的民间工匠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对照现代文学家对写作经验的陈述，我们明显感到，新世纪中国作家对于政治、道义和社会责任等相对比较严肃的社会话题，采取的是一种有意淡化和回避的态度。尤其是对于敏感的政治话题，几乎普遍避而不谈，而不是对抗的姿态，这与战斗性十足的鲁迅、茅盾、郭沫若等现代作家的写作姿态，有着天壤之别。或许这与新世纪中国作家面临的社会生存环境有关。面对一个开放的经济市场，他们宁愿脱离人事关系的约束，进入市场的汪洋大海，呼吸自由的空气，而不愿意在一些敏感话题上纠缠。然而，经济的汪洋大海并不是一贫如洗，而是一个权钱纠集的斑斓世界。一个文人的价值理想又怎敌得过权钱交易的权贵世界呢？在西方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有知识分子这样的社会角色与金钱、权力抗衡。而在现代中国，有启蒙思想这样的现代传统。但到了新世纪，似乎这一切都与中国文学擦肩而过。法国学者让-诺埃尔·让纳内在《西方媒介史》的最后一章，用我们听到的是丧钟还是警钟，来描绘网络时代的文化现实之争。中国当今的作家中，不是没有人对那种职业写作提出过批评，但这些批评意见似乎在文学现实面前，变得不堪一击。换言之，批判在职业写作面前，似乎变成了高调作态。反倒是职业写作变成了一种操作性很强，现实感突显的文学务实派。掩藏在勤奋写作面相之下的问题，似乎没有人进一步追问。一些作家拼命地写了那么多作品，而且，有那么多长篇巨作不断出现，这些努力对于改变我们今天的文学生活而言，意义何在？事实上，很多网络写手，基本上是不考虑文学写作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只在意自己的写作状态和作品的流行程度。如果写不出，或作品没有点击率，基本上职业生涯到此结束。而那些所谓的纯文学作家，虽然也在意写作状态和出版、传播情况，但他们考虑较多的，可能还是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那些文学史上青史垂名的作家，并不一定写得多写得长，而在于其作品有价值。所谓有价值，可能包含着无限丰富的意义，但核心的一条，是这些作品在文学世界具有传承的地位。今天的很多文学写作者，选择长篇小说作为文学写作的一种最最基本的表现方式，或许是网络时代文学传承环节的一种重要表达形式，但单单形式的选择，可能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文学表达内容的选择上，是否有超越自己、超越前人的地方？事实上，面对今天这样一个长篇小说遍地开花的景象，读者和评论家普遍的感觉，不是欣喜和兴奋，而是阅读的疲惫和乏味。几十万字、几百万字的小说，并没有带来文学上的惊喜，而是恐惧和担忧。这种恐惧和担忧，是指向文学写作如果变成了一种写作的马拉松，那么，是否也意味着文学接受也将在这种没完没了的马拉松中，承受乏味与疲惫呢？在现代社会，长篇小说曾有过全景式的宏大视野。但在今天长篇小说创作中，文字篇幅尽管有无限制的增加，但视野与现代作家相比，其实是变得更加细碎和细小。假如将那些超过百万字的当下中国长篇小说加以细细阅读，不难发现，故事的情节线索并没有多少复杂，但细节的描写和叙事繁复，得以无限扩大。就像是同一个细胞，原来在显微镜下显现，现在则是在光谱仪器下显现，其机理、脉络相差不多。
四
长篇小说的问题，事实上是当今中国文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于一些评论家，媒体喜欢用“你读过这些作品吗”来诘难。但真正的问题还是长篇小说既然已经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问题，那么，它的时代涵义包括哪些？我们不是在一般的写作角度，论述长篇小说的写作意义和价值，而是在网络时代文学表达和传播的意义上，讨论文学写作变得长篇化、巨量化，就像今天中国的经济一样，如此庞大。如果忽略了这些价值问题的思考，而仅仅是将眼光落在一部部具体的作品上，强调一些细节描写、文字语言的个性特色等，当然也是文学批评建构的一个方面，但似乎与今天文学写作面临的问题之间，有着一种巨大的隔阂。
2015年10月于沪上寓所
【注释】
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见《生死疲劳》，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美]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传播革命》，高金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12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见《莫言讲演新篇》，26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法]让-诺埃尔·让纳内：《西方传媒史》，段慧敏译，33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杨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