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潇含
勇闯巴黎
巴黎，仅仅读出她的名字都会让人浮想联翩。这里是海明威的流动盛宴，是聂鲁达背井离乡的庇护所，是毕加索窗外的街道。
可是我的巴黎就没有这么平静美好了。因为要从博韦飞去维也纳再去布拉迪斯拉发，所以我们短暂地在巴黎停留了几个小时。说来也奇怪，来法国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只有转车的时候路过巴黎，完全没有真正游览过这个城市。上一次作为游客来巴黎还是将近十年前的事情，当时年纪太小，什么也没有记住。但是每一个来自小城市的法国人都在孜孜不倦向我灌输他们对巴黎的距离感。
Thomas不用说，他除了里昂和猫，什么也不喜欢，总是不遗余力向我历数巴黎的无序和拥挤。还有在巴黎出生的Simon，告诉我他爸爸在地铁上被人偷过手上的劳力士，还在巴黎郊区被人从副驾驶的窗户里抢走过新买的鞋子。
自由放荡的Aurélien没头没脑地告诉我：“巴黎人不喜欢穷人。”巴黎人确实不喜欢穷人，虽然谁也不喜欢。在里尔会有一欧一夜的庇护所提供给无家可归的人，巴黎的大街小巷却常能见到露宿街头的人。当然这不是巴黎的错，也不是巴黎人的错，只是我看见的表象而已。我只能说出来，却没什么可说的。
大家会讨论移民、黑人，但是鲜有人提及真正在巴黎横行的吉卜赛人。曾经法国政府把他们作为“流浪者”驱逐过，但是现在只是沉默，最大的蔑视莫过于连提也不提起。
两年多前提起北非和东欧涌向法国的难民潮，Thomas会说：“这是我们为了‘二战’要付出的代价。”马克龙会说：“接收难民是我们的责任也是荣誉。”在里尔的地铁出口我也收到过为了移民权利和长居而组织游行的宣传单，学校的餐厅里贴满了“为女性而战”的海报，还有学生慷慨激昂地控诉学校的考试制度和宿舍制度。我们的校门在这次无限期的罢工中，被垃圾桶无限期地堵了起来，垃圾桶上写着更多要求的学生权利和福利。
可是直到我的背包被三个吉卜赛女人打开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吉卜赛人在法国是如此庞大的存在。不过当然，巴黎的小偷不只吉卜赛人，黑人、白人，贫穷从来不会选择人种，它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不口是心非，不进行种族歧视的东西。
不过吉卜赛人从他们流浪多年的老祖先手中继承了更多技巧。
让我用我和一群傻乎乎的国际学生的经历讲上两句，不只是为了抱怨，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会消停地待在里尔，好好享受罢工罢课带来的平静，还有巴黎赠送给我的贫穷。
其实在罢工之前我已经离开法国了，在去巴黎的大巴上，我美滋滋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刚好赶在无限期罢工的前一天离开法国。结果一上地铁，大概5分钟的时间，我放在大包暗格小包里的钱包就被偷走了。他们很善良地留下了我的护照，但是带走了我身上全部的现金，法国银行卡、中国储蓄卡和信用卡、让我在各个景点通行无阻的欧盟学生卡，还有我连着所有软件和银行的中国电话卡。
当然怪我，他们甚至连往常分散注意力的诡计都没有施展，轻而易举就成功了。
我的同学一般遇到的情况是有人上前搭话，反复向你用法语提问题，趁着你困惑的时候，旁边就会有人偷偷打开你的包。
Mikako遇上的更技高一筹。一个女生很友善地在拥挤的地铁里为她腾出一个扶手，告诉她要抓稳，小心跌倒，结果下车之前Mikako就发现自己的钱包被打开了。她立刻抓住那个搭话女生的手，问她干了什么，结果那个女生不紧不慢俯下身，假装从地上捡起钱包，笑着说：“要小心哦。”但是钱包是不会自己拉开拉链离家出走的，更不用提Mikako消失的日本护照了。
偷，毕竟是偷偷摸摸的，可是在巴黎，偷更具有戏剧性。
我的乌克兰朋友也曾在地铁上被人搭话，有人试图偷走她的钱包，好在被同行的法国朋友发现了。但是朋友只是拉住她，叫她把包背在身前，不要说话。结果失手的小偷盯着他们看了好一会儿，在下一站下了车，和小偷一起离开的还有整个车厢的人。她的法国朋友很紧张地说：“千万不要试图和他们争论，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每次被偷的时候从来都没有人上前提醒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已经和真正的人群隔离开了。
还有朋友在埃菲尔铁塔前，被人拉住填问卷。在我朋友打开包拿笔的时候，他们抓起包里的东西就跑了。
更有趣的是，从布拉迪斯拉发回巴黎之后，下车之前我和秋天说：“好激动啊，又要坐巴黎的地铁了，从来没有坐过上千块的地铁呢。”
秋天一边走下大巴，一边笑着对我说：“没有关系，你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丢了。”我一想，也是，我自己都从包里掏不出值钱的东西了，别人更没有机会了。结果在去地铁的路上我和秋天又被偷了，她瞄到有人在打开我的包，结果回头一看，她自己的包也被拉开了，好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东西可偷了。可是被发现之后，走在我们后面的三个女人并没有匆匆离开，而是尾随了我们一段路，最后还朝我们大叫。这是我在法国第一次感受到惊慌失措。
我去过很多声名狼藉的城市和国家，我朋友的整个行李箱被人从大巴上偷走的马德里，被店老板严肃告诫不能把包放在桌上的巴塞罗那，还有移民众多的马赛。当然，还有我刚刚去的，以人口拐卖著称的布拉迪斯拉发，甚至我在里尔住的区域也是“臭名昭著”的阿拉伯人聚居区，但是从未遇到任何麻烦。
只有巴黎如此“瞩目”，如此“脱颖而出”。
不愧是巴黎。
我的法国朋友说，这可能和罢工不无关系，因为警察也罢工了；就算不罢工，警察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退一万步讲，就算警察有闲情逸致，也不会插手和吉卜赛人有关的事情。
雪梨对我说：“我们好难啊，比我们更难的人只有马克龙了。”
马克龙真的很难吧，连警察都罢工了。
里尔也有罢工的情况，因为我的学校是政治学院，而且在市中心，所以多少受到了影响。但是我的大多数法国朋友的态度是漠不关心，反而对我说：“好羡慕你啊，我们学校一点事都没有，明天还要上课。”
周一回学校上课的时候，刚好是一节关于欧洲的社会、价值和个人认同的课，老师嘴角带笑告诉我们第二天的课全部取消。然后向我们提问，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次会有这么严重的罢工？结果大家鸦雀无声。对于大多数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满，这不过是一次理直气壮的“狂欢”而已。其实这次的罢工影响如此之大是因为马克龙试图改革退休制度，而他的矛头直指公务员，所以法国最中流砥柱的一群人终于感受到切身威胁了。
其实在里尔也是，每周六是固定的游行日，但是从来没有过太大型的游行，因为永远是一个群体为自己发声。比如说贫困学生，或者移民，他们只是一小群本来就鲜有发言权的人。我还有朋友组织过纪念自己被警察杀死的堂兄的游行，但是也仅仅是一场穿着队服的徒步而已，难以激起什么波澜。
当游行成为家常便饭，也就失去了意义。
而这一次法国铁路局、警察局、消防局、学校，还有很多公共服务部门全都发现改革之后自己离退休遥遥无期，而且很多福利都被削减了，这一群本身就是社会根基的人们才有能力发动如此声势浩大的游行。以此为开头，触发了每一个人的不满，每一个人都在大浪潮中抱着自己的想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回头想想那句话，巴黎不喜欢穷人，法国也不喜欢穷人。
这就是法国，我没有办法说这是好是坏，作为一个被堵在路上疲惫到极点只想回家的人，我太讨厌罢工了。
我朋友返回中国的航班被取消，去冰岛的飞机也被改签，在巴黎等待薛定谔大巴。它可能下一分钟就会来，也可能永远也不会来。谁不讨厌罢工呢？
但是自由表达的权利是法国人捍卫的东西，而我也当然不能因为自己所受到的不便，就否认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还有一个民族之所以能被建立的信念。
巴黎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虽然我还没有领略到。
终于在晚点一个小时之后，我告别了巴黎，在深夜回到了里尔。里尔的地铁班次也大大缩减了，但是毕竟还在运转。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见还在巴黎的秋天给我留言：“时哥，我又被偷了。”
我想起我第二次被偷的时候，她的包也被拉开了，当时她还有些调侃地对我说：“时哥，被偷一次还这么不小心吗？”防不胜防啊。
可能问题出在我们的亚洲脸上，我的圭亚那舍友说：“你们的脸看起来很有钱。”对于如此高的称赞，我竟然开心不起来。
对于我们来说，法国有太多美好的小城市，那里有安静的山脉，很多愿意施以援手的人，还有可以把手机和钱包放在桌上的小酒馆。我在那里度过了很多阳光明媚的时光，也不会因为一段荒谬的插曲而放弃这些美好的东西。
只是巴黎再好，也不是我的巴黎。
加莱的下午
加莱是一座很干净的小城市。小到半天就能转个一干二净，但却让人想要留在这里半个月，或者更久。加莱就是一个让人一往情深，不会感到厌倦的地方。
我和阿铉一起躺在厚厚的草垛上，让温暖的太阳照在脸上，目光的尽头是海天相交之处的英国。学校朋友们的喧哗声慢慢远去，留给我们的只有一片静谧。青草长得很厚，带着一点水汽，像是在喝多了的晚上一头倒到床上，盖上厚厚的被子之后感受到被包裹的柔软一样，整个人都要被埋在草丛里了。
阿铉扬了扬手机，给我看他收到的一条短信，他的时间和地区都跳成了英国。我问他：“要不你干脆游过去算了，反正这么近。”
他说：“不了吧，你看英国那边的天空乌云密布，还是在这里晒晒太阳就好了。”看来在里尔生活的人，都领教过寒冷又阴郁的天气的厉害了。我时常会想起《围城》中的那句话：“你没法把今天的温度加在明天的上面，好等明天积成个温暖的春日。”
里尔其实并不算非常冷，但是无奈阴雨绵绵，已经好几天没有放晴过了，而且还有不知疲惫的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收到秋天的短信，说：“今天风太大了，走在我前面的鸽子被吹得一个趔趄。”如果不是要在里尔度过漫长的冬天，我差点就被逗笑了。
里尔的春天我不知道能不能等得到，所以格外珍惜能感受到温暖阳光的小城市。就好像是闻一多所说的，“不作声的蚊子，偷偷地咬了一口，陡然疼了一下，以后便是一阵奇痒。”让你在里尔望着阴沉的天花板，躺在床上听雨打屋檐的时候，不仅想念起深圳的秋老虎，也想念起在加莱那个躺在草地上的下午。这样的阳光突然捂住我们喋喋不休的口，教我们沉默，倒也不是无话可说，只是想留住这里的一份宁静，留住这种踏实的感觉。
在加莱最多的是法式花园。圣母院的后花园，用花组成了一只开屏孔雀的小公园都值得驻足，在别的城市我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人们如此热爱园艺。春天没有在这里遗失寂寞的花朵，这里也没有瘦弱的街道和荒郊的月亮，有的是花团锦簇的繁华热闹，色彩缤纷却并不显得杂乱。甚至在市政厅的旁边建了一个关于一个小男孩的梦想的花园，从入口走进去就是这个男孩子的故事。
我们在这个孩子的梦里徘徊徜徉。
一开始我觉得加莱政府的童心实在是太浪漫了。甚至有点浪漫得过分。不过从花园的尽头走出来，就看到了一个纪念碑，纪念那些在国外战场上为法国牺牲的加莱男孩儿。围着纪念碑读名字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那个花园就是他们的梦吗？
他们是那些曾经做梦的男孩子吗？
加莱的古建筑其实整体上都透着一股笨重的感觉，乍一看并没有高耸入云或是金碧辉煌的绝美，甚至教堂的墙壁都有两米厚，这是因为这些建筑之前都是抵御外敌的堡垒，所以都是用灰灰的砖瓦筑成的厚实建筑。这个时候想一想隔海相望的英国，再想一想那个男孩的梦境，又别有一番滋味了。
后来我们因为早上喝了太多冰牛奶，急匆匆寻找洗手间，才发现遍寻不到的不仅是我早已丢失的梦想，还有免费的洗手间。只能匆匆走去海滩，寻找海滩上的移动洗手间。
在我们离海滩还剩五百米的时候，我们恍然大悟，为什么刚刚法国朋友都消失了，原来法国人都知道海滩才是加莱的心脏，早早地就躺在海滩上晒太阳了。
加莱的海大概是法国北部最干净的。最先看到的是一片蓝色的天空，就是丹麦舍友望向我的蓝色瞳孔里的那种天空。连云都是薄纱状的，薄而均匀地涂在天空中。海的颜色深邃，就如同一双带着酒气的眸子。沙子细白，像幼儿园隔壁班你愿意分她一个棒棒糖的小女孩儿的脸蛋那样白皙。但是我们最先走到的海滩竟然是封闭的，这在法国是不可能的，即使加莱人民为此拥上街头举着横幅游行也不过分。结果认真一看，在海浪冲刷的地方，有一片黑压压来回移动的东西。
原来是上百只小海鸥。
大海鸥远远地伏在沙滩上，坦然晒着太阳。小海鸥在这片海滩出生，在这里长大，还没有离开过，所以迫切地想要冲向海里，但是又被拍来的海浪吓退。他们一直乐此不疲地随着海浪的起落，向前跑又跌跌撞撞退回来，不知道他们需要多久才能想起来自己有翅膀。现在，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冲到开放的海滩上，躺下来，听听海浪，看看明晃晃的天空。
但是不行，我们要先去洗手间。
法国的洗手间很有意思。平时大多数洗手间是不分男女的，男男女女都排在一起，而且男生的洗手间都没有门。这也就意味着每次去洗手间的时候，我都要经过几个正在解决个人问题的男生。而法国人恰好是很讲礼貌的，万一有眼神交流就免不了要打个招呼，打个招呼之后，在等待洗手的两分钟里，还要进行礼貌的聊天。在洗手间里聊天能聊什么呢？我连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万一男生想要用里面的坐便也是可以的。有一次我从麦当劳的卫生间隔间走出来，一个风度翩翩的男生拉开门问我：“你好吗？”还没有等我思考完我今天到底好不好这个问题，他就已经闪身进了隔间。我长舒了一口气，难道我要回答：“上厕所之前不太好，但是现在感觉好多了，你也快去吧？”
我的法国朋友一边洗手一边毫不在意地说：“你说你很好就行了，问这个问题没有期待答案，只是礼貌而已，所以你也不用费心去想。”
洗手间礼仪，我又学到了。
而加莱的海滩洗手间非常折磨人。本来大大咧咧的法国人突然讲究得过分。洗手间的地板可以称重，里面只能进一个人，多于一个人的重量就会报警，而且会无法关门。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和别人一起进去呢？而且每使用一次洗手间，门就会在使用之后重新被自动锁上，连马桶带地面清洗三五分钟。清洗完成之后，下一个人才能进去。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卫生间慢条斯理地被清洗了四遍，和身后的法国大叔聊到无话可说，度过了人生中最煎熬的半个小时。
海鸥在湛蓝的海上翱翔，海浪带走白沙，又把白沙送回岸上，海滩上的欢声笑语声声入耳。我远远地看见笑起来有一双弯弯的眼睛的匈牙利小哥在沙滩上教日本小哥后空翻，还有一群法国同学在沙滩上一边吃东西，一边放声大笑。
而我们，在看着灰色的墙壁，等待洗手间自动清洁。
最后我们终于如愿以偿脱下鞋子，坐在沙滩上，把脚深深地埋进软软的沙子里，看着远处纯净的天空。然后从包里掏出法棍，一边聊天一边用余光欣赏匈牙利小哥在空中划出完美的弧线。
时间好像也不愿意离开了，在这里久久驻足。言简意赅一点，给我一瓶酒和一个朋友，我能在这里从日出坐到日落，看潮水涨上来再退下去，看海鸥饥肠辘辘地飞出来再在夕阳中倦鸟归巢。在法国短短的时间，我们很快速地都沾染上了法国的习惯。比如说出门永远带着自己的小饭盒，宁愿坐凌晨的大巴也不坐会耽误半天白天时间的火车，能一天回来的旅行就肯定不会过夜，还有永远不急不忙地乱逛，毕竟有很多我们以为无法完成的事情最终都能被顺利解决，索性好好看看风景。
就像塞利纳口中的法国人：“看上去老是忙得要命，实际上他们从早到晚都在闲荡。何以见得？要是天气不适合闲荡了，比如过冷或过热，就看不到他们了，因为他们都躲进室内，喝咖啡和啤酒去了。”
有一个漫长而无聊的下午，我打电话给Luis，问他想不想去公园，他说他有安排了。我丝毫没有留情面地揭发他，他显然是在床上，躲在厚厚的被子里接的电话，我甚至能感受到电话那头的困倦和温暖。他“落落大方”地说，这种寒冷的天气，只有要上班和上学的倒霉蛋才会出门，他的计划是躺在床上一边喝啤酒一边看书。
显然，啤酒还是要冰的。丧失了直接又真实的思考方式，法国就不能称其为法国了。以至于我现在，在有人邀请我出去玩的时候都会提前说：“请在一个不下雨的晚上，带我去一个不贵的酒吧，要不然我情愿在家里待着。”在那个躺在加莱的沙滩的下午，我还不知道法国具有如此神不知鬼不觉的感染力。
在里尔“等待戈多”
“做了一连串的噩梦，等早上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虫子，正在床上躺着。”“肚皮是褐色的，表面由很多呈弧状的甲壳组成……由于肚子膨胀得太大，被子显然不够盖了，滑落下去已是迫在眉睫。”
我反复品味卡夫卡的《变形记》，我也在梦里变成了一只大虫子。
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深夜，因为第二天早上有课，所以我早早就准备睡觉了。正仰面躺在床上，双手把手机屏幕贴在眼前，津津有味地看手机。突然目光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圆圆的小黑点，我眯着眼睛看了一眼，眼前出现的是我杂草丛生的头发。我把目光移回屏幕，心里想，原来是头发呀。
过了一会儿，觉得有点不对，为什么在发梢上会有一个黑色的圆点呢？
我在常年艰苦玩手机的劳作之下，早已小眼昏花，所以从床头摸到了眼镜，仔细看了一眼。
墙上趴着一只蟑螂。个头不算小，在小蟑螂中算是出类拔萃的壮汉了。贼眉鼠眼地摇摆着长长的触角，对于前路在何方看起来有些踌躇。
我是一个在南方长大的人，偏偏最怕蟑螂。
我到现在都记得，有一年暑假一个人在广州实习，住在广美老校二楼。当时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夜晚的风带来一丝凉意，窗外树影稀疏。于是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窗边，把窗户打开，小风吹进来，比空调的冷风多了一丝潮湿和清新。忽然窗口传来一阵翅膀振动的声音，一个黑影趴在窗框上。
原来是翩翩然飞进来一只比我大拇指还大的蟑螂啊。
他很舒展，目中无人，黝黑发亮，是大哥中的大哥。
这个夜晚注定要有一场腥风血雨，这个房间里只能剩一个。
但是别说大蟑螂，我连小蟑螂也不敢打。不要误会我是一个矫情的人，钓鱼的时候我喜欢把蚯蚓放在手里玩，长的还能用来做手链，一圈一圈绕在手上。小时候家里的蚕养了一批又一批，我现在还记得他们化蛾之后，翅膀上细碎的白色粉末。在梅林一村住过的人应该不会忘记某个季节会泛滥成灾的金龟子，红岭学子也不会害怕翅膀会掉落的飞蚁和伏在潮湿处的小飞蛾。更不要说我养了八年的蜥蜴小胖和他的口粮面包虫。
但是蟑螂是我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
这种障碍是一种隔绝一切的狂风暴雨，突然全世界变得很小很小，小到螂兄周围直径1米的距离。
那是一个会移动的深渊，无法靠近、无法跨越、无法逃离。
当螂兄飞檐走壁的时候，我心里五味杂陈，第一对他的盖世轻功心生崇敬，第二担心他由于地心引力的束缚而掉落下来。还要感谢他没有选择起飞。
由于深深的恐惧，我只能使用远距离攻击的武器，拖鞋太近了，纸巾想都不要想。只能远远投掷重物，试图背水一战，给螂兄致命一击。
在广州的那个夜晚，我迅速把自己包裹起来，翻箱倒柜找了一瓶定画液，把他驱赶到了厕所，让螂兄消失在了比他头顶还乌黑的下水道里。
第二天安安静静收拾起不多的行李，换了一个住处。
后来，在北方读大学的两年，我几乎没见过螂兄。
里尔在法国北部，连只虫都难见到，没想到能和螂兄不期而遇。而今天这只螂兄，给我的独居生活带来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
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尖叫，也不是逃跑，而是缓慢地移动了一下重心。我不想吓到螂兄，免得他突然大鹏展翅。就像车向人开过来的时候，人突然连步子也迈不开了一样，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只剩下那个黑黑的小点。做出了翻身下床的姿势，盯着他慢慢滑了下去。
螂兄也很惊慌失措，他这辈子大概还没见过几次光亮，突然就被照亮了。他贼头贼脑试图钻进墙缝里，无奈过于肥胖，很费劲地退了出来，笨手笨脚的样子让人怀疑他是个不熟练的新手。我远远地敲击墙面，试图让他到开阔的地方，首先避免他掉到我的床上，然后让他面对疾风。可是他东蹿西走，爬过我的杯盖、纸巾、充电线。
两分钟之后，我开始因为无能狂怒而痛哭。边哭边给说好“有什么事都可以给我打电话”的Antoine打电话。
笨手笨脚的螂兄突然也醒悟了过来，钻进了床和墙壁之前的阴影，消失不见了。
我哭得更撕心裂肺了。什么样的蟑螂最可怕？当然是消失的蟑螂。就像我爸百说不厌的脑筋急转弯，“苹果里吃出多少虫子最可怕？”
“当然是半条。”
现在我面对的不是一只螂兄，而是一只薛定谔的螂兄。
他不再是一个实体，而是萦绕在心头，虚无缥缈的恐惧，让你永远无法释怀却触不可及的威胁。他可能在，也可能走了，他可能现在爬出来，也可能等你关了灯再出来遛弯，可能夜夜出现，也可能再也不出现。
我一般趋向最坏的可能。
敌暗我明，不得不防。
等待螂兄，就像准备自杀的流浪汉在等待戈多，他们在等什么呢？谁是戈多呢？戈多等来了又怎么样呢？
他消失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我永远无法睡个好觉了。就像绝交前被掐断了的半句话，会让你久久不能释怀一样。这是一个永远横亘在心里的深渊。
我边哭边问Antoine，里尔的蟑螂很多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告诉你，但是是的。”
他又说一定要关上窗户，不然他们会爬进来。鬼知道我有多少个夜晚在打开的窗户前，畅快地呼吸着冷空气，保持着妈妈“让房间通通风”的好习惯。
我把床往外拉了一点，拿手电筒往里照，试图找到消失的螂兄，但是找到又怎么样呢？我还是什么都不敢做。
Antoine在电话那头告诉我，螂兄比我更害怕，他也希望和我两不相遇。
我说蟑螂很恶心，想到我睡着之后他会在我身边爬来爬去，我就无法入睡，甚至连躺在我的床上都不行。
Antoine很耐心地为螂兄辩护，他说：“他们也不想长成这样，他们也很抱歉。你想想，他可能想做一只兔子、一只狗，结果变成了一只蟑螂，他也很难过，这不是他的错。”
我的房间是不可能睡了，我仔细地照了一圈之后，把床垫搬起来，三条被子全部抖了一遍，搬进Tinka的空房间。从我房间出去的时候，我跟Antoine说，我要把手机放下来，去关一下门。
他欲言又止地说：“不用了，没用的。”——门拦不住螂兄。
我本来已经暂停的无能狂怒，又伴随着一阵寒战回到了心里，我坐在Tinka床上，边哭边想，除了每天晚上会发出奇怪声音的老房子，不知道是不是邻居敲自己家墙解闷发出的奇怪的声音，还是有人在封城的夜晚留在我门前的一串敲门声，窗外呼啸的风声，以及我想象中会随着灯光投下的一个人形黑影，现在还多了一只薛定谔的蟑螂。
别的都可以接受，可是没想到独居的平衡就这样被一只娇小的螂兄打破了。
于是我对着电话痛斥Antoine和法国，他很小声地说：“也不能怪法国啊。”因为无人可怪，一阵莫名的愤怒让我挂了电话。
已经两点多了，几乎没有人醒着了，只能又打电话给澳洲的甲鱼。我红着鼻子的大脸出现在屏幕上，丑得惊心动魄。甲鱼才起床，正在阳光明媚的房间里岁月静好。在澳洲的她早就能轻松面对一切虫蛇了吧。最后我用甲鱼在地球那一端给的勇气，拿着类似于“威猛先生”的厨房“重油污净”喷剂回到我的房间。又从客厅里拿了吸尘器，把房间翻了一个底朝天，连床架都翻起来。
但是在一个半小时的努力之后，只在床架上留下了螂兄惊鸿一瞥的倩影。
我把“威猛先生”喷满床周围的各个角落。像是越南战争中的美军，在崇山峻岭之间不得门道，只能漫山遍野不计代价地追求一点点成果。有一种财大气粗但其实苦苦挣扎的绝望感。又用吸尘器吸遍了木地板之间的每一个缝隙。
最后发现我在最开始的慌乱中还踢翻了一大瓶水，还好没有浸湿不远处的厕纸。窗户紧闭，门也紧闭。清晨4点钟，我在Tinka房间用被子紧紧裹住自己，在淡淡放亮的晨曦中沉沉睡去。
3天过去了，螂兄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倩影。
在Antoine对我的反复模仿和嘲笑之下，我们给这个“法国男孩子”螂兄，取了一个法国名字——FranGois。用最高的人道主义关怀，表明他纯正的法国身份。
偶尔甲鱼还会问我一句：“找到了吗？”
我看了一部关于螂兄的纪录片，企图通过了解敌人的方式，从内而外击破敌人的防线。还在网上留下了“怎么克服对蟑螂的恐惧”“怎么找到蟑螂”等十分好笑的搜索记录。
现在，最大的挑战又回到了半夜上厕所，我需要把电话连到音响上，拎着音响，听着电话那头响亮的声音，“咚咚咚”跑下楼梯。轻手轻脚地冲水，防止水声吵醒熟睡的怪物。
Antoine会问我：“你是在怕什么？难道是……”接着就是一个令人崩溃的鬼怪故事。但是只要回到房间里，我又安全了。
可是螂兄不一样。
我忘不掉那句：“不用关门了，没用的。”
我还能在烤了苹果挞的时候，开玩笑地说一句：“庆祝我不再独居，有螂兄和我做伴，给螂兄也留一块。”
每天晚上，我还是在飘荡着“威猛先生”味道的房间里晃悠一圈，试图寻找螂兄僵直的身体。
戈多他还不来，他到底来不来。
连着第三个晚上去Tinka房间睡觉，我做了一连串的噩梦……
走路去斯洛伐克
去布达佩斯不是第一次了，上一次对于这里的记忆主要和每天晚上混着晚风喝的酒有关，而这次作为一个成熟的大人，我们不再流连于塑料杯装着的廉价啤酒。刚到布达佩斯的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一家酒店的天台喝酒，打开酒单一看，有一栏酒的名字叫做：“用低度酒精延长对话”。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我到的那天刚好是匈牙利国庆的前一天，所以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松弛感，要不是现在因为疫情禁止游行，大街小巷早就充满了披着国旗疯跑的人们。
我发现长期住在布达佩斯的人和巴黎人很像，他们管除了布达佩斯的任何地方都叫乡下。而这次我们的目的地就是乡下。
在我们班的第一次见面会上，每个人都被要求说自己的人生规划。我们班几乎一半都是法国人，法国人中的一半是巴黎人，他们说的无外乎是想去电影或是奢侈品行业，总之都是一些透明的东西，像是未经烹饪的蛋白一样。
而轮到我身边的一个南非女生的时候，她说她的人生规划是成功。多么质朴可爱的人啊。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从乡下来的人对大城市的人总是充满敌意，就像他们对我们一样。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并不对我们抱有敌意，而是一种带着些不好意思的轻视。
他们说完巴黎之后会在胸前挥一下手掌，嘴里发出“噗”的一声，好像在说一件让他不好意思的事，好像对巴黎有很多不满一样。
但是仔细一想，不会有哪个法国北方人说：“我爸爸是矿工，他每天都钻到地下700米去挖矿。”然后也像巴黎人一样无所谓地挥一下手。
当我们说我们住在Roubaix，法国几乎最萧条的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的表情是坦坦荡荡的，而不是像巴黎人一样通过伪装的不满隐藏他们心里的骄傲。
我很喜欢匈牙利的车站和火车，这里给人的感觉好像停留在上个世纪，车是铁皮的旧车，人们拖着行李，背着大包，让阳光在他们的身上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
最旧的那种车里连空调也没有，只有那种能从上往下拉开的车窗，阳光和风都能直接进入车厢里。检票员背着大腰包，能准确地记住谁刚上车，谁的票已经查过了。
我们要去的小城叫Esztergom，中文叫埃斯泰尔戈。
说实话这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就是些欧洲城市的老几样，雕塑、城堡、教堂、管风琴、高大的市政厅、渺小的人类。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走路跨越国界，去到斯洛伐克。
其实不用走路，这里有观光火车，直接开过国界，但是我们不想花钱。
在此之前，在国界线边上一点点，有一个陈年的矿址，这里开采出来了很多矿石。虽然已经不再开工，但是这里还是卖很多之前开采出来的石头。
在这里买鹦鹉螺或者是紫水晶之类的东西，拳头大小的一块和喝杯奶茶的价格差不多，甚至还低一点。
我不太懂这些东西，也不是很感兴趣，只觉得要是靠这个搞个“国际物流”，肯定能告别Roubaix，去到巴黎，让咱也尝尝瞧不起别人的滋味。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间隔着一条河，河上架着一座桥，桥的中间一面画着斯洛伐克国旗，一面画着匈牙利国旗。
我们在那里迈出一小步，就进入另外一个国家了。
站在桥上回首Esztergom，看到的又是高耸的绿顶教堂，又是厚实的红顶城堡，好不热闹，而河对岸只有望不尽的森林和矮房。
来之前我们就打听好了，在斯洛伐克的边界上，有一家很原始的中世纪餐馆，里面摆满了各种标本，大到熊，小到鹰和狐狸。
走进店里的时候我心想，真是好大的胆子，要是在法国，非要有络绎不绝的人站在门口抗议不可。
吃得也很原始，服务也很原始，甚至连房子都是原木搭起来的。
这里的服务员们都矮矮壮壮的，膀大腰圆，下颌骨方得有棱有角。女孩子都圆滚滚的，脸蛋红扑扑，头发扎成两条麻花辫。他们看起来像是从《霍比特人》里走出来的一样，说话的嗓门大极了，要是听不懂的话还以为他们下一秒就要跳起来打人了。
重重地把我们的菜单摔到桌上之后，服务生小声地凑过来说了一句：“别害怕，这是我们特色，你们现在回到了中世纪。”
等到点餐的时候，我问他能不能点个小啤酒，他坚定地点点头，说：“可以，一升的。”
我说：“不对，我要的是小的。”怕他不理解，我还用手比划了一下。
他更坚定地点了点头：“嗯，最小的。”然后我们合点了一份烤猪排。
五分钟之后，一个留着络腮胡，挺着大肚子的服务生把一个大搪瓷缸“咚”地一声扔在桌上，那个搪瓷缸是用来打饭的大小。
菜单的最下面写了一行字：备餐需要半个小时到七十分钟，我会把他们端上来的，你们这些混蛋闭嘴不要催！
其实他们不需要写这些，看着他们的体格，我也一句废话都不会有的。
隔壁桌人多，点多了些，上菜的时候需要三个人抬着一条长木板走出来，木板上堆着一座肉山。他们走的时候带走了六个打包盒。
非常安静地等了快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的烤猪排也终于上来了。
别看这餐厅的服务狂野，烤肉还真是不错。又香又韧，还甜丝丝的。唯一的缺点就是份量太大，为了解腻还送了半个烤苹果，又配了一个硬如磐石的面包做主食。他们平时拿这个面包做盛汤的碗，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觉得这种面包好吃，法国人吃了又非要搞一场大游行不可。
就这样一份我们两个人合力也没吃完的肉，一结账才一百块出头。
唯一的缺点是他们在洗手间里把厕纸藏在一具骷髅的黑袍子下面，不仅要忍受着骷髅的注视上厕所，还要掀开她的袍子扯纸巾，让人感觉彼此之间欠缺了一点神秘感。
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个边境小城还可以再来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