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粹
独立批评是远离红包和棍子的
王石川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说:北京的文艺评论家们终于有组织了!酝酿多年的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正式挂牌成立,经过全体会员选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成为协会首任主席。谢冕表示,文艺评论家协会不会对会员有太多约束,评论家要排除人情、权势、金钱的干扰,发出独立的批评,主要靠自律和个人良知。说到独立批评,最近颇流行一个词:“交口”。近期,这个词风生水起,已经衍化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往往出自影评人之口,出现的时间多是观影之后,地点则是媒体或网络上。何谓“交口”?按照坊间的说法就是:“一个娱乐圈流行的新词,每当一部电影出来,领了观影费或被导演托付了伟大友谊的达人们,就开始在报刊、博客和微博上交口称赞,简称交口。交口必须公开,片子好不好私下再说。”
当年,鲁迅对批评家十分鄙视,“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鲁迅为何反感批评家?因为批评家总在“乱骂与乱捧”,“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时至今日,乱捧的文艺批评确实不少。为何不顾一切地乱捧?有的碍于人情,有的基于红包,有的慑于权力,有的则属于沸点太低,无论哪一种原因,都不是真正的批评。
批评是个良心活,也是技术活。当下的文艺批评备受诟病,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公信力危机,被坊间嘲笑为红包评论和棍子评论。一个真正拥有独立人格的人,就应该拒绝这两类倾向。只有远离权力的侵袭和金钱的干扰,才能写出具有独立品格的文艺评论。与此同时,还应昂扬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批评者不能因说了真话而遭受攻击,甚至打击报复。
中国一定要有能直起腰来的专家
王蒙在《新华每日电讯》撰文说,咱们中国有一个问题,咱们的专家直不起腰来,原因可能跟历次政治运动被收拾有一点关系,还有经济上不能完全自立。在中国我看到的专家是什么样的呢?比如某地声称某文化名人的坟墓就在这儿,就请专家过来,有的专家不来,有的因各种关系、各种原因,就被请过来了,请来了以后,当地各种的招待,又吃鲍鱼,又吃龙虾,住在五星级的宾馆里,临走的时候还有若干表示、红包之类的。专家很快就接受了:这个坟头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专家硬不起来呀!就是说,一定要有能直起腰来的专家,一定要有坚持学术和艺术标准的专家,一定要有坚持对国家、民族、人民负责的专家,没有这样一个专家的评估体系,或者这样一个体系的声音非常地微弱,或者这样一个评估体系本身就没有权威、没有公信力,这个国家文化的发展是不是就失去了方向?我再举一个例子,美国是一个非常讲商业的国家,但是它文化的产品非常的厉害。《纽约时报》的评论很厉害,是书评、影评、剧评上的权威。1982年我去美国看望一个著名的剧作家,阿瑟·米勒,他是文化部原副部长英若诚的朋友,英若诚翻译并排演过他的名戏剧《推销员之死》。当时他的一个作品在纽约剧场上演,我就向他表示祝贺。但是阿瑟·米勒忧心忡忡,他跟我说:“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到现在为止,《纽约时报》的剧评没有表态。”就是说,连阿瑟·米勒这样的大家或者他背后的大投资人都怕《纽约时报》的评论,说明这个评论是多么权威!我们这最好还别评论,只要你一评哪个作品、一骂哪个作品,它就红了!如果这本书只卖了三千册,在中央的某张报纸上批一下,起码三万册就卖出去了。怎么样建立权威的、高水平的、严格的、绝对六亲不认的评估体系?任重而道远。
“伟大作家”能“呼唤”吗?
作家阎纲在《人民日报》上说,多年来,我们“呼唤”艺术大师和“伟大的作品”,说了不知多少偏离美学原则的话!我自己早在28年前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时,写过一篇文章:《呼唤史诗的时候已经到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孙犁看后大不以为然,批评我说:“史诗是‘呼唤’出来的吗?”文坛是非多,是非之大莫过于对于“创作自由”、“自由度”的理解。中央领导曾多次倡导“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指出:“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政策界限是明确的,但这是原则精神,我们在实施中需要行业自身加以细化,具体操作起来才不至于遇到难障。研讨会该开还得开,但求名心切,太滥,有钱就能开,能开就是精品力作,登发言、发消息,形容词高耸入云,要能拿个什么奖的,立马改换门庭。研讨会的学术质量亟待提高。文艺“除草”、“扫黄”,什么是草是毒是黄祸、黄色描写,缺乏法理的依据,致使有的作品昨天禁、今天印,禁有说法,再印却什么也不说,只能被认为禁是对的,开禁也没有错。“以人为本”的文艺立法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