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华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文学、戏剧、影视等各文艺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涌现出大批精品力作，形成了十分繁荣的创作局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一种开放多元的大众文化思潮逐渐兴起，它在极大丰富和改善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泥沙俱下地带来了功利性和世俗化的大众消费审美趋向，从而在创作观念、艺术形式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很大程度地影响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本文拟从大众文化、新历史主义和地域文化等视域对大众文化语境中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审美取向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和反思。
一、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叙事
19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生活各领域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消费为主导、以通俗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思潮。这种甚嚣尘上的大众文化主要“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照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体验”，很快取得了与精英文化“分庭抗礼”的文化格局，并在艺术创作领域带来了显著的审美生活化趋向，从而导致文艺创作视点下移，日常生活叙事兴起。在大众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视角开始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叙事，更多地表现革命英雄的日常生活和私人空间，尤其在一些反映革命领袖人物的影视和戏剧方面，伟人剧开始走向人化伟人，注重挖掘伟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和心理。这方面的代表作如：电影《毛泽东的故事》《毛泽东与斯诺》，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我的青春在延安》，话剧《毛泽东的故事》《李大钊》，湘剧《布衣毛润之》等。1992年上映的电影《毛泽东的故事》，由峨眉电影制片厂出品，韩三平执导，古月、孙敏主演。导演韩三平在谈及该片创作时说，他的主要任务是把毛泽东还原成一个人。影片以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毛泽东壮年至晚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心理为线索，时间虽跨越近半个世纪，从抗战到“文革”，但全剧主要由若干小故事组成，不再塑造伟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光辉形象，而是表现毛泽东与家人、朋友、同志等的日常生活往来，以此凸显革命领袖作为普通人的人生际遇和情感心理。影片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获第一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特别奖。2007年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由龚若飞、嘉娜?沙哈提导演，谷智鑫、徐亮、钱枫等主演，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读书生活为背景，展现了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向警予、杨开慧、陶斯咏等一代革命先辈“恰同学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和情谊。导演龚若飞事后回忆说，他们一直遵循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为了让电视剧更好看也更真实，在创作过程中作了一些合理想象，剧作中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个性突出，勇于挑战，甚至有些偏科，后来在杨昌济等师长的帮助下才一步一步走向成熟、走向成功。该剧正是将伟人形象凡人化，表现出一种时尚、青春、活泼的风格基调，从而夺得当年央视电视剧收视桂冠。湘剧《布衣毛润之》同样是革命历史日常生活叙事的成功典型。导演天博说，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的思想，他的平凡在于他的感情，和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和拥有个人嗜好，我导演全剧的立意‘于伟大中塑造平凡’”。全剧主要运用“片段连缀式”结构，描写了20年代初期青年毛泽东在长沙从事工运时期的几则动人故事，着重表现的是“主人公对同志、对战友、对亲人、对敌人的不同情感，而不重在表现大罢工的情节过程”，甚至还删去了“工地相争”等片段，“以求内容上的统一和演出风格上的和谐”。该剧自演出以来受到戏曲界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1994年被文化部评为“全国第四届文华新剧目奖”，1996年又荣获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不难发现，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日常生活叙事中，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已然退居幕后，革命历史背景下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心理成为叙述的中心，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生活的幅度和情感的深度方面赢得了新的艺术空间和广大观众的喜爱。
二、新历史主义与革命历史叙事
新历史主义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兴起，随后输入中国，并在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语境中得到进一步彰显。新历史主义以斯蒂芬?格林布莱特和海登?怀特等的理论为代表，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论，否定旧历史主义的历史整体性、未来乌托邦、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终结说，主张文学和历史彼此开放，作家可以自由在历史中书写，甚而操纵历史。在新历史主义视野中，历史永远是“现在”的历史，历史的作用表现为对自身的“唤醒”或“重组”，并为“未来”进行“预期叙述”，“历史”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被人们接触到，人们的历史经验与历史话语是分不开的，所以历史“甚至从根本上是由一种独特的书写话语与过去相协调的一种关系”。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一批新历史主义小说从民间视角重新进入并建构历史，在文坛掀起了一股新历史主义思潮，如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在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逐渐以个人化、民间化的叙事取代阶级性、正史性的传统革命历史叙事，重现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个体生命，塑造了一批鲜活的革命英雄形象。代表作品如《父亲进城》《亮剑》《军歌嘹亮》《走出硝烟的女神》《英雄无语》《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我在天堂等你》《我是太阳》《楚河汉界》等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作品。这些作品大多采用民间野史和个人化经验，对历史和命运的偶然性、多重性甚至荒诞性展开叙述，展现人的本能欲望和本体诉求，探究革命背后的复杂人性。革命英雄身上有优点也有缺点，心中有爱也有恨，甚至可能在他们最初参加革命时的动机也不够纯粹。《历史的天空》中，主人公梁大牙原本准备投奔“国军”，却因走错路阴差阳错地投了八路军。《父亲是个兵》中，父亲参加革命的原因更让人啼笑皆非，竟然是因为地主给他吃了生猪肉，自尊心受到伤害，才决定参加革命打倒地主来复仇。《军歌嘹亮》中，高大山也是在日本人烧了屯子后不得不参加了抗联。尽管这些因“阴差阳错”投身革命队伍的主人公最后都在战火硝烟中淬炼成英雄，但他们始终都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摆脱原初的民间草莽习气。《亮剑》中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等，无不是亦正亦邪，敢爱敢恨，充满血性甚至野性。毋庸讳言，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重构了革命想象方式，由个体的革命生涯展现革命历史景观，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人性和历史的真实性与复杂性，契合了大众的审美期待，取得了既叫座又叫好的双重效果，构成了1990年代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靓丽风景。
三、地域文化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19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国内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区域意识逐渐增强。浓郁的地域文化与文艺创作的结合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景观，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等，都以其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成为享誉一方的文学重镇。而地域文化也日益成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从风俗习惯、方言俚语和民间歌舞等方面探寻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充分挖掘不同地域的革命历史文化资源，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方面开辟出一派丰富而生动的话语空间和文艺景观。云南的滇剧《朱德与唐淮源》运用滇剧丝弦、襄阳、胡琴等声腔杂调来表现朱德与唐淮源长达三十余年的交往经历，选取了南昌起义、井冈山重逢、血战中条山等三个历史片段，以滇剧的艺术魅力再现了革命先辈形象。福建的京剧《山花》运用现代京剧形式，将闽西地域风情融入革命历史书写，生动再现了闽西根据地一群平凡的山村女性在腥风凄雨中英勇无畏的革命风采。山东的吕剧《石龙湾》以“化装扬琴”等地方曲艺形式呈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渔村石龙湾年轻寡妇彩螺在危急关头毅然收养烈士遗孤的英勇事迹。大型情景歌舞剧《井冈山》，将《十送红军》《井冈山上太阳红》《请茶歌》《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改编自赣南歌谣的革命经典歌曲融入其中，将井冈山雄伟壮丽的自然风光与伟大的革命历史呈现于舞台，以既弘扬革命传统又与时俱进的新的舞台表现形式，展现出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高度统一。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江西拥有丰富的革命历史资源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使得江西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融合地域文化风情方面独走一脉，成绩斐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歌舞剧《八子参军》以赣南采茶歌舞形式艺术再现了苏区人民投身革命奋不顾身、无私忘我的热情与大义。电视剧《可爱的中国》将深厚悠久的赣鄱文化传统与英勇无畏的革命文化精神相融合，在方志敏形象的塑造上取得了创新突破。杨佩瑾的“天意”三部曲（《霹雳》《旋风》《红尘》）、罗旋的《红线记》《南国烽烟》、温燕霞的《红翻天》、刘华的《红罪》等小说都将赣南地域文化风情融入革命历史书写，开拓了革命历史叙事的新领域。四、问题与思考
在开放多元的大众文化语境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叙事视角、主题意蕴、人物形象和表现手段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创新突破，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引人深思。1.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
在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历史题材创作向来有以“正史”为蓝本的宏大叙事和站在民间或个体立场的日常叙事两种路向。前者大多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塑造历史人物，叙述历史进程，为读者大众提供关于民族国家的文学想象，为新的社会作出合法性证明，姚雪垠的《李自成》、郭沫若的《蔡文姬》、梁斌的《红旗谱》等是这一类历史题材创作的代表；后者常常从野史传说中“取一点因由”，加工点染，铺成想象，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余华的《活着》等是这一类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从题材选择和叙事方式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亮剑》《历史的天空》《父亲进城》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无疑属于后者一路，它们从民间视角重述革命历史，描写英雄人物的平凡生活和情感心理，彰显了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生活伦理和人文关怀。然而，历史既是英雄主导的社会史，也是普通人物的生活史。关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常常因凸显英雄人物的光辉业绩而遮蔽日常生活伦理，站在民间或个体立场的日常叙事又总是迷失历史理性。因而，正确处理在革命历史叙事中的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是当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需认真思考和妥当解决的问题。2.平民色彩与英雄品质
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领域卓有建树的著名作家王朝柱认为，“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的创作能否获得成功，一是取决于剧作家对这一题材的驾驭能力，再是看剧作家能否把剧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大众文化语境中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最突出的问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上突出的是英勇无畏、有勇有谋的英雄品质，甚至一度出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式英雄。20世纪90年代以来，革命历史叙事在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上虽突破了此前英雄品质的窠臼，转向英雄人物的平民化书写，注重表现英雄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却在很大程度上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突出英雄人物的野性和匪气，从而缺失了令人敬畏与崇高的英雄本色。因此，在塑造英雄人物形象时，应处理好英雄品质与平民色彩的平衡问题。3.历史深度与时代高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不断下移，走向民间，向历史深处不断掘进。然而，一些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展现英雄人物的日常生活伦理，让读者在生气淋漓的细节中触摸历史真实的时候，却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本应驻守的立场，在追求情感厚度的时候，放弃了思想高度，在追求历史深度的时候，放弃了时代高度。历史既是英雄豪杰博弈的舞台，也是平凡百姓生活的空间。黑格尔在谈及处理历史题材时说，“艺术作品应该揭示心灵和意志的较高远的旨趣，本身是人道的有力量的东西，内在的真正的深处”，“历史的外在方面在艺术表现里必须处于不重要的附庸地位，而主要的东西却是人类的一些普遍的旨趣”。黑格尔在此强调的高远的普遍的旨趣既来自思想深度的追求，更与时代高度相毗连。时代的高度能使作者站得高，看得远，在书写革命历史时留下时代的印记，显示出时代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