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似水流年
——印象乐先生与80年代
戴锦华
在中国，大约没有哪个人文学科的建立，曾如比较文学那般起始分明、风生水起；或如比较文学那样，挟携着、铭写着一个时代的梦想与欲求，同时反身书写、形塑着自己的时代。
或许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史上“最好的年代”——侯孝贤曾注释：所谓“最好的年代”，意不在“好”，而在于独特、鲜有先例、无从复制。在我体认中，这正是80年代的独有特质。那时节，两种体制彼此叠加、冲突碰撞、时有交融；那时节，社会、文化正在纵横交错的细细裂痕间悄然绽破，尚未断裂开的“地表”结构，依旧震慑着断层间、近现代百余年的幽灵与怪影。因此，充满80年代天际的，是新旧时代飞扬的理想旌旗。
一个激情盈溢的年代，一段悲情对决的岁月，一份因理想而青春勃发的记忆。曾说过，80年代的中国，或许正经历着一次“倒置了的全球60年代”——尽管中国也曾是60年代，那一全球青春骤涌、乱象环生时代的重镇和推手。这不仅由于80年代我们年轻，我年轻，更由于那时节的精神气质年轻，以往时代蓄积且震慑的激情与梦想正喷薄而出。我们相信未来，寄望未来；我们信任文化，崇尚文化。意欲终结过去时代的共识，令我们忽视了我们正践行着“文化革命”的逆子与传人的角色。浑然不觉与高度自觉之间，“世界”，这个为“亚非拉”所标识的巨大参数悄然褪色；“中国”，这个未满百年的民族国家的形象与意义，正从陡然向西展开、为欧美所指称的“世界”视域间渐次凸显。彼时，人们喜用的习语是“老中国”；在我们的历史想象视域中，背负着历史重负的中国老迈蹒跚；甚至在其起始处，便如林庚先生点评的《楚辞》：越过了童年与少年时代，一步进入了成熟。因此中国诗歌中第一个成熟的意象是“秋”——“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然而，我全部的成长年代，却深深浸淫在判然两别的青春文化与氛围之中。先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继而是“希望的田野”、“60年代”式的主题：以知识对决权力……80年代，一份迥异的青春气质盈溢在激变暗流涌动、勃勃欲出的中国大地。
那时节，西来且新鲜的“比较文学”，便如同某种时代的微型肖像与文化印鉴。
1950年，乐黛云在北大对一万名学生演讲
在我个人的经历与体认中，我对比较文学的认知、国际视野中的比较/差异意识、我与这一学科丰厚而稀薄的联系，都系于一个人、一位领袖——乐黛云先生。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的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记忆中，比较文学的旗帜重叠着乐先生的名字，她不仅是中国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与确立者，她也自始至今，以她的学养、气度、胸襟、精神气质与人格魅力召唤并集聚着人们对新学科、新思想、新理论与“走向世界”的热望和实践。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乍暖还寒、阴晴不定的时日。我的求学岁月。在彼时的北大，乐先生于我，于我的同学们，是一则“传奇”、一个偶像。1979年，昔日的诸多“右派”从种种放逐中归来，课堂上突然多了一些新鲜却沧桑的面孔，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悲情与激情的标识。多少荒诞又迷人地，“流放地”或“归来者”的称谓与命名无疑有着俄罗斯历史与文学的出处和印痕，却错位地叠加在彼时风靡的美国当代文化史系列之一部《流放者的归来》之上，逻辑而错乱地指向《伊甸园之门》——修辞性挪用，也是对将来未来、未死方生的时代的期盼与预想。那时节，课堂上不同科系的归来者，尽管多少带着某种生疏、谦卑与木讷，却因为苦难或蒙难的光环而带着莫名的浪漫灵氛。乐老师则不然。当她再次出现在文学课堂上，迸发出的是一份受阻良久、骤然喷发的意气与才情。要很久以后，她传奇般的青年时代，《当代英雄》杂志或“集团”，她的落难，她和汤先生间的世纪爱情……才会在学院内外流传。在乐老师的课堂上我曾始料未及地遭遇震撼：听她以尼采哲学的视野读茅盾，“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如此强烈且鲜活地洞穿了茅盾笔下的、或激进或颓废的青年形象；“大革命”时代的“动摇、幻灭、追求”，在西来的光束下，陡然呈现了迥异的色调与意蕴。在神采飞扬的讲述间，乐老师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轻，间或遗忘了那泼洒在田间、牛棚、锅炉房，那折损在污蔑、侮辱与无望中的23年的光阴。不久后，这位令我们这些年少轻狂、桀骜不驯的学生折服的“新”老师暂且离开了我们的视野；那时，没多少人知道，乐老师是最早接受美方学术邀请、负笈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文学者。及至她与汤先生相携归来之时，她已然成了校园偶像。
犹记彼时宿舍里熄灯后的倾谈。乐老师是其中的主角。其时，带着激情和饥渴、羡慕（些许嫉妒），同学们谈得最多的，不是当年令人艳慕的“归国人员”特权物——日本电器，而是与乐老师伉俪同回的十几箱书——“国外最新学术著作”！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我们的心中，那不啻是一座阿里巴巴的神秘宝藏。再以后，同学中的勇敢者登门求教，受到师长热情接纳，俨然成了乐老师的座上客。黑暗中的倾谈里便多了亲历者讲述的细节：乐老师的豪爽，汤老师的儒雅，那一对出色的儿女；乐老师家独有的“壁纸”：四壁上顶天立地的书柜，满满的古籍与新书。新年夜，乐老师开门纳客，宾客如云，其中不乏师者，但多有学生。亲历者特别描绘了屋中的一道风景：十字拉起的挂绳上密密匝匝地悬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美贺卡。师生们一起包饺子、度新年……我不在其中。那时候的我，阴郁、多少自闭，在少年时代的政治介入与风云之后，在雾非雾的情窦初开与创伤记忆之中，正处在生命的最低谷。今天回看，也许会称之为迟到的青春期效应，或少年意气间的孤傲吧——也许，只是“玻璃心”的矫情。但至今犹然的是，“耻于做真诚状的自我表白”。那时，对我所倾慕和折服的，我只会远远的注视，默默的关注和倾听，不愿近前半步，生怕唐突、亵渎，生怕被拒绝或轻看。校园里、未名湖边，偶遇老师时，也只是交臂而过，驻足默送背影。甚至在夜晚热烈的倾谈时刻，我也大半沉默，却在心里为自己勾画着同学口中的图画：那书斋，那藏书，那亲情与才情，那对读、伏案时刻的静谧，那满满的贺卡展现了“外面的世界”与学术连接……暗暗地，向往着并尝试为自己勾勒那样的未来人生。
1971年，乐黛云在南昌
渐渐地，乐老师不再仅仅是北大校园中的一个身影、学生们口中一个口耳相传的故事，而且是80年代幕启时分最响亮的名字之一，而且这名字与一个悄然舶来、渐次耀眼的学科之名重叠在一起：比较文学。似懂非懂地体认到：那是全新的学科与方法，那是豁然洞开的视野与路径，那是新的可能与未来；甚至，那就是新的十年、新的世代的号角和召唤。悄然清晰起来的是，比较文学不仅关乎文学，更是重新校订中国的位置。将中国再度放置入欧美开启并主导的世界与世界历史之中。彼时彼地，那是对冷战结构的超越，那是冷战时代对冷战逻辑的文化突围。那是大学、人文学科自觉的更生与重建；那是无关政治，却充分政治的文化实践。彼时，在远处的角落，今天，在时光的此端，我可以想见乐老师当时所置身的风云际会之处，所肩负的重压与冲击。她事实上树立并执掌着“比较文学”这面旗帜，至诚、谦和地站在前辈至尊的后面，积聚起那时节无数激情张扬的一代青年学子。一个学科的建立。一个时代的开启。及至90年代中期，我已在乐老师麾下，西渡大洋彼岸，才购到乐老师赴美时出版的自传。捧读之时，那题名：To the Storm（《面向风暴》），显影出更长的时段，更丰满的意味——乐老师的一生充满了疾风暴雨，但她始终未受困或失陷，而是迎向风暴。那时节，比较文学是一方沃土，一隙蓝天；继而是一场悄然的飓风；到它成就为一处异常热烈的论域、最终坐落为一个全新的学科，它已在乐老师的预期与自觉之间，改写了中国文学的地形图。然而，即使彼时，乐老师已棋高数筹：当人们借比较文学而仰望欧美、追随西方之时，乐老师在这处高地上，瞩目的是中国的文化与诗学传统，她思考与学术的落点，是将差异而普遍的中国思想带往世界。深深地内在于代表着“五四”文化的精神，又自觉地尝试超越其上，乐老师在她逾不惑再起步的学术生涯里，有着寻觅、发现、建构、确立现代中国文化主体的高度自觉，但其中毫无夜郎自大、顾影自怜。作为暴风雨时代的女儿，乐老师始终保持着批判、自我批判的犀利、锐敏与勇气，因此绝不会陷囿于“国学”、“国故”的窠臼。于我，于我的时代，乐老师一边不断延展着理论、甚至是西方新锐理论的天际线，一边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展示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博大精深的宝藏。
彼时，我也于懵懂之中热切地向往着“比较文学”，悄悄地撰写过长文《司空图与华兹华斯》。今天回望，当然是暗自庆幸未谋发表，不然必是深悔之“少作”——不仅由于少不更事、才疏学浅，也是由于那无疑是蹩脚且妄自揣摩的“平行研究”。但年过知命，却蓦然间对其生出几分“爱怜”——只因那是乐老师写就的历史在我生命中划过的第一道印痕。毕业了，我终于与比较文学擦肩而过，在无选之选间去了电影学院任教。但我学术生涯的起步、立足之初，仍是受惠于乐老师的、也许是无心之举的点拨。将结束学生生活时，乐老师第N次访美归来，在办公楼礼堂讲座。人头攒动、一立足地难求。门外走廊上满是渴望不得入内的学生。我早早到场，也只得有幸跨在窗台上听讲。那次，老师讲“西方新思潮”，洋洋洒洒间论及“结构主义”，寥寥数语清晰勾勒出这个其时闻所未闻的“主义”。那是我与结构主义的首度相遇。惊闻之时，若有所得。依着老师的路标，我在彼时新理论的热络与荒芜中搜寻着结构主义的断篇残简、只言片语，自那里启程我电影学术生涯，自那里理解了为师者的意义和快乐。就是这样，乐老师出演着时代的启门者。在彼时上狭小却珍稀的一隙间，欧美世界悄然涌入，中国正起步登场。她获知，她指认，她引领，她助推。她呼唤风暴，也细雨润物。
1988年，乐黛云与她第一部英文著作To the Storm的合作者卡洛琳·威克曼（中），密友薇娜·舒衡哲（右），摄于波士顿
到我得以面对面结识老师之时，比较文学已蔚然壮观。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历经艰辛，开始确立。中国文化书院揭幕，我曾是无数学生中无名的自费学员。在台下听乐先生、汤先生及列位“武林至尊”侃侃而谈，真是人生快事。至今仍占据书柜一格的书院教材：从比较文学、比较史学到比较政治学……覆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那时，乐老师麾下、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北京的长街短巷上的各类青年志愿者，如今早已成为各大学、各学科的头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不仅是其时最壮大的学术团体，而且是80年代中国新理论、新学科的发祥地与庇护所。今天，已很难想象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可以具有那样的量体和影响：不仅拥有数千会众，而且下辖百余个二级学会；中国之“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学派”——意指跨学科、理论建构与批判的功能和角色，是其时人们对乐老师的团队、对学会的期许。一则小趣事：80年代中后期，负笈北美中国学子已初涉美国学术，为了在白（/男）人中心的学术圈赢得一席之地，他们积聚起来，为自己搭建舞台，他们最初的自我组织正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旅美分会”。而今，其间美国大学的“讲座教授”已不胜枚举。这一切，固然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奇迹，但无疑清晰刻写着乐老师的人格魅力与个性特征。如今，我身历半个世纪，不能说阅人无数，也可说交往颇广，但乐老师的胸襟、气量、风度与胆识，仍是我至今所未见。“和而不同”，是人们间或挂在嘴边的说法或引用，但作为一种可望难及的境界，却是乐老师为人、治学的基本。乐老师自己做人坦坦荡荡、毫不苟且，但待人、用人却是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绝无苛求。因此，麾下诸众，千人千面，路数所思各异，却能一呼百应。此间，偌大舞台的台上台下，固然少不了明枪暗箭、命攻暗算，乐老师自也免不了“中招”；也见过她愤懑、无奈，但永远只是一瞬，挥之而去，从不挂心。自彼时至今日，乐老师一以贯之的，便是倾全力知人善任、珍爱人才、提携后进。不仅我辈，及至我辈之弟子，乐老师几乎是有求必应，助之不遗余力。
2010年11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发展30年暨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创建25周年会后合影（左起：滕威、乐黛云、张锦、戴锦华）
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们身处的时代将陡然落幕，一个全新的“世纪”行将开启；那时我还无从想象，我将在新“世纪”舍弃我深爱的电影学院、追随在老师的左右，由此揭开我个人生命全新的一页；那时我还尚未认可：老师——乐先生，将是我毕生仰望，难于抵达的高山。
责任编辑/赵柔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