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林 琳
王仁湘：叩访往古时代的使者
文 林 琳
2014年7月，韩国电视台的记者不远千里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拍摄纪录片《随园食单》，寻访退休多年的王仁湘先生。王先生玩笑地对记者说，做饮食文化研究，当初被视为“旁门左道”，没想到后来“旁门左道”的反响在海外比考古界还大。
两个月前，作为评委代表，王仁湘在第三届李济考古学奖学金的颁奖仪式上发言，“致探访古代社会的年轻使者们”，他说：“考古人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遣往古代探访信息的使者，使者要有自己的担当，为现代与未来社会服务，将考古明晰了的古代信息反哺社会。”他把在古与今中的流连纠结看成是考古人的命运，认为除了化腐朽为神奇，通古博今地将人类文化的脉象呈现给世人，才是考古人更重要的责任，尘封地下的器物，记录着人类绵延的文化，考古不是高深的“象牙塔式”研究，而该是学术普及的桥梁，告诉人们衣食住行背后的历史与文化。
这大概是王仁湘做考古却能在饮食文化界名扬海外的因由。自入行，他就以文化的视野做考古，思考考古关联的问题，他讽刺自己不算合格的考古人，虽然从未懈怠，却几次“跳槽”未遂。若即若离的考古缘分常使他从不拘泥于学院派，大江南北的野外考古“实战”则给了他纵横时空的宽阔视野，加之由始至终的人文关怀，他从业几十年一次次“僭越”权威，不但填补了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边疆考古研究、彩陶研究、饮食考古研究、带钩带扣研究等诸多空白，更是倡导“公众考古学”的第一人，提出考古学需要由封闭和神秘走向广阔与平易的学问之道，考古学家们需要从“尘土学者”转身科普教育者，担负起社会文化责任，“让每一个人都像爱护自己的家业一样去爱护历史遗产”。
误入“其”途
1950年，王仁湘出生在湖北天门，一个城乡交界的小地方。小学成绩优异的他，在考入城里读中学后失去了优越感。一次语文课上，老师宣读了他的作文，不是因为出色，而是因为开头不合时宜的四个字“劳苦大众”得了个“不及格”。要强的他，此后奋发图强，抄字典、背词条，练就了一手好文笔。加上画画的工夫，分配工作时他赢得了进入文化馆的机会。在文化馆，他负责文物工作。一年多以后，上面下来指标，给了一个到四川大学考古系读书的机会。本来，这么好的事儿轮不到资历尚浅的他，可是被推荐人迫于生活压力无奈放弃了机会。于是，阴差阳错，他争取到了进大学读书的难得机会。
尽管考古不能算是他喜欢的专业，但求学心切，先入学再换专业成了他的打算。然而，学校取消了自主选系的制度，考古就此成了他一辈子的专业。幸运的是，童恩正先生时任川大考古系的一名讲师，在这位独树一帜的考古学家和科幻作家的影响下，王仁湘对考古这个神奇而又艰苦的专业少了几分排斥，种下了一颗致力考古科普的种子。
大学毕业后，王仁湘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79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招考，年轻同行劝他一起考研，但老先生们却告诉他考古工作在实践中学就行。他认为有个深造的机会岂不更好，于是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心得。早年主持半坡遗址发掘的石兴邦先生看了，鼓励他参加考试，最终接收他为硕士研究生。
硕士学习期间，王仁湘跟着石兴邦先生走江南，渡黄河，耳濡目染，收获很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迷上了彩陶，一有空闲时间就一面描图，一面琢磨，后来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地纹理论，确认了旋纹彩陶，构建起大鱼纹彩陶体系，在考古界产生了重大反响。毕业后，王仁湘先后被派去陕西、甘肃、四川考古，然后是新疆、西藏、云南、贵州，从中原到边疆，每年两季，他马不停蹄。
那些年，风餐露宿，颠沛浪迹，路遇翻车，困顿无着，可王仁湘只记得一路走来令人忍俊不止的趣事儿。有一回，他们困顿到使用毛驴当作交通工具。被征用的毛驴虽然个头不小，可是遇到身材高大的王仁湘，充其量也就算个门当户对。骑在毛驴身上如同坐纺车，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与身体的一次撞击，痛苦颠簸的路程还没过半，毛驴就将他摔在地下，随后压在他身上起不来了。受了伤的王仁湘还没来得及说道自己的痛苦，就被同行者关于一次车祸的讲述引得开怀大笑……
做考古的人很容易局限于一个小区域，“啃食”狭窄的一块地儿，可王仁湘每逢春秋全国各地的跑，眼界自然开阔，很多兴趣之处未必是主业，却因难以割舍，得暇而专，年头久了便在各个涉猎的领域都有了影响，哪个地方有新发现，同行们就会向他知会一声，而有他到场，则随时可能有意外的发现。例如千禧之年，中央电视台邀请王仁湘做文化遗产日的直播节目，在遗址发掘现场，他一眼发现了两个普通石片，他断定这两个没引起重视的石片是古代乐器石磬，便在直播过程中，找到导演商量，临时改变了原定的策划方案。事后，经当地音乐史研究者测音，这两块石片被确定为珍贵的早期乐器。王仁湘考古“嗅觉”的灵敏，一半靠天赋和眼界，一半靠人文关怀，借入饮食文化领域，是他最为得意的“旁门左道”。
往“食”历历
当初做饮食上的学问，王仁湘受到过不少责难，因为饮食不该与考古发生直接瓜葛。当然，除了自己“不辨是非”，他还有一些引路人，那就是当年活跃在饮食研究领域的精英们。初入考古学之门，王仁湘看到，学者们将大部分精力放到了出土器物的研究上，器物尤其是史前器物历来是考古学研究的重点，以此系统地建立起重要的类型学和年代学标尺。但是他发现，学者们倾注精力较多的是那些容器，而对其他器具的研究却用力甚少。直觉让他开始关注史前生产工具的考古研究，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他写出了几篇石器、骨器和蚌器方面的论文，着眼虽小，但用心甚专。就是在对这些生产工具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旁及了一些生活工具，不少出土的进食器具进入了他的视野。从那些有着数千年古老历史的筷子、勺子和叉子上，他仿佛嗅到了往古筵宴上飘出的丝丝香味。
很快，他写成《筷子》一文，将考古发现的筷子做了一番梳理，由于觉得这东西难登大雅之堂，他小心翼翼地将稿件寄给了外地的一家刊物。结果泥牛入海，久无消息，他想大概是刊物不愿收留，也就不再作什么念想了。不曾想，有一天突然收到来自《中国烹饪》杂志寄来的一封信，原来是《筷子》一文由人辗转带到北京，被送到不相识的这家杂志的主编那里。
主编萧帆先生对《筷子》一文表现出大喜过望之情，希望王仁湘能在杂志上每期都写一篇饮食类的小文，这让他受宠若惊。于是他以“知子”为名，开了一个“饮食考古论丛”的专栏，写了几年，最后结集出版为《饮食考古初集》。
后来这些小文反馈回考古圈中，引起一些反响，他又将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重新讨论，将包括《筷子》在内的中国古代进食器具的研究撰写成论文发表在《考古学报》，小玩意儿终于登得大雅之堂。
不久，30多岁的王仁湘出版了《民以食为天》和《中国史前饮食史》，还有《饮食史话》和《珍馐玉馔》先后在港台和内地出版，特别是《饮食与中国文化》在人民出版社前后印行三版，台湾印行两版，并出了日文版和韩文版。另外一本部头不大的《往古的滋味》主流媒体也多有推介，曾在一年之中多次加印。
王仁湘的饮食考古研究，算起来已近30年，从8000年前的餐勺，4000年前的餐叉和面条，5000年前的煎饼，到菜名的学问、菜品的形状、厨师的掌故，再到茶之趣、酒之令，饮宴上的规矩礼节等等，虽都是偶尔为之，没有作为主业，却惊喜连连，轰动不小。他曾用“盐卤”的滋味作比喻，说饮食研究对于自己是“不能没有又不能贪多”的宝物。新世纪以来，他由文物考古重新研究古代分餐制的成果再次于业内掀起波澜，连续两年为日本中国料理考察团作中国饮食考古专题讲座，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叙说昨日盛宴。由此看来，“旁左”未必不能为之，也未必不能有所为。
“咸盐”碎语
2007年1月，有一家出版社要与中国盐业总公司拍部纪录片，由于在饮食文化研究领域王仁湘已名声在外，所以主办方找到他，邀请他参与现场调研，撰写关于盐史的多集电视片文案。这是“旁左”带来的又一次华丽转身。在此十多年前，王仁湘去海南做民俗学调查，曾乘车穿过盐田村所在的西海岸，那个时节盐田村默默无闻，他与它失之交臂。这一回，与摄制组踏上这座古代晒盐场，当那些“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盐槽映入眼帘时，王仁湘慨叹，古往今来，多少事物被岁月更替的历史击碎了，可远在天边的洋浦盐田，居然能从千年前的浪潮中日复一日地走到了今天的阳光下，这个千年之久的袖珍晒盐场，居然不仅完整保存在现代环境里，而且还不间断地生产着海盐，实属难得一见的奇迹。
在盐田村，王仁湘做了古代海盐生产技术由“粗煎”向“日晒”转变的研究，不想六年后，一次海南万宁之行，打破了他既有的观点，意外地识得了消失已久、尚待人考证的海南煮盐工艺实例，开启了新一轮的探“盐”之旅。
2013年应讲座之约，王仁湘去万宁向听众介绍古代制盐的考古发现时，他了解到，万宁至今还有个盐墩村保留着由古代传承下来的制盐旧迹，而且是煮盐遗迹。煮盐工艺早就被认为是消失了的海水制盐方法，真的保留到了今天，还能见识真迹吗？他心存疑惑。
抵达盐墩村后，在一座低矮的小棚子里他再一次展开了制盐工艺的调研。这座小棚子，是村民世代煮盐的场所，样貌老迈，好像经历过多次修补，棚顶棚壁有很多缝隙，似乎不能抵挡风雨了。棚内一座灶台，在不过五六平方米的空间里占据着主要位置，方形，边宽不超过1.5米，砖砌泥糊而成。灶台上安放的铁质盐锅也是方形，边长1米有余，锅沿高约10厘米上下。灶台的一边堆满了木柴，还有几个满装着盐的盐包。棚门外立着一口大缸，是用于存放卤水的，旁边堆有不少木柴。
出了小棚，看到半人高的卤水缸，王仁湘心里涌出许多问题：卤水是如何制成的，盐民是怎样判断卤水浓度的，煎煮过程有多长，煮盐过程中如何提升成盐的纯度？延续到现代的这种海盐煎煮技术，难道在这一地区没有遇到阳光晒盐技术的挑战么？采访盐灶的主人之后，这些疑问一一解开，两种制盐工艺在一地同时存在，日晒工艺竟然没有排斥火煎工艺。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调查标本，究竟是个例，还是曾经在历史上普遍存在过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回京后，他查阅了相关资料，对海南自古延续到当今的制盐工艺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本以为洋浦那样的晒盐工艺，具有从“煎”向“晒”过渡的性质，由盐墩村见到的“煎”“晒”并存的工艺看，两者确实同流，都是古法传承的活例。这是盐史研究上又一次突破性的发现。除此之外，借盐史考古的机会，王仁湘对盐商、盐路、盐灯、盐币、盐贡、盐官、盐战、盐歌等与盐相关的文化一并进行了探究，在各地考察时多了一份“盐”思，最终写成《中国滋味：盐与文明》一书出版，将盐文化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王仁湘、张征雁著《中国滋味：盐与文明》书影
“僭越”权威
王仁湘的主业是史前考古，“地纹彩陶” 的概念就是他首创提出的，尽管对主业他时常保有理性的头脑，但“地纹彩陶”的重大发现是个例外。他第一次被出土的资料深深打动，茶饭不思，寝不能寐，如醉如痴，在端起彩陶用反观的方式观察到仰韶文化的旋纹以后，一连几天心情都不能平静，这个过程让他体味到一种从未达到过的境界，他亢奋地写下这样的话：当我眯缝着双眼，用近乎观看三维立体画的方法再一次读到仰韶文化的这些彩陶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面前的彩陶映出了与以往全然不同的画面，满目是律动的旋纹，我几乎没有看到前人所说花朵的构图。于是连续数日，它让我如入迷途，让我寝食不思。那感觉又像是一种顿悟，如释重负。
王仁湘觉得有一些彩陶，特别是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只有反过来看一看，看空白处的地纹，才可以看得更为明白。多数原来感觉布局毫无规律、图形不明确，特别是那些无从读起的图案，一下子豁然开朗，一目了然，画工要表现的纹饰是在彩绘图案间的空白之处，完全是另一番天地。仰韶文化彩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地纹彩陶，地纹彩陶可能是具有比一般彩陶更深邃的文化内涵，这是一个被忽略了的研究领域。
顿悟之后，他反思当下，认为现代人对彩陶的认识可能远没有到解开谜底的时候，尤其是对庙底沟文化彩陶的研究，也许还没有真正入门，还没有找到解密的正确途径。大半个世纪的彩陶研究、成绩的背后存在着大量问题，例如读法固定不变，对于大量彩陶标本采用固定不变的阅读方式；缺少综合研究，虽然有些彩陶母题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讨论也深入，但对于彩陶面貌却缺少整体把握，学者们更多关注编年意义，而文化史意义讨论甚少；急于诠释，对于新出土的某一件彩陶或某一批彩陶，迫切地进行诠释，没有深思熟虑；孤立举证，孤立地分析某类彩陶纹饰，或者止于局部资料的考查，虽然也能自圆其说，却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结论很容易被新出现的资料否定。
彩陶界的问题也是其他图像类考古所面临的。王仁湘说，过去人云亦云，每个问题主流的观点，左右着学者，跟着主流走，错了也不算错，没有人深究，这很可怕。“地纹彩陶”的发现，给了他崭新的考古认识，只有激发于心底情感，为挖掘出来的质料魂牵梦绕时，才会驱散“不可撼动”的权威，迎来突破和制高点。
联系“地纹彩陶”的规律纹饰和各个出土地点，放眼更高的文化视野，秦统一六国之前，华夏大地上或许早有了统一的文化脉象。一种艺术图案的纹样，其生命力主要依靠它的象征性维系，而象征性本身，包容着某种特定的认知体系，就是千年延续的文化。
基于深入研究与发现的“僭越”，往往是颠覆性的，如今，享受“三休”生活的王仁湘，在休息、休闲、休养之余，再一次被湖南的皿方罍回归事件煽动起“僭越”之心。他由大量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解构认知，兽面本体都是由两个侧视的兽形合成，很多兽面其实是带有左右两个身子的。我们能看到的许多饕餮纹，不过是双兽纹和双鸟纹。这应当是吉祥之象，如何与饕餮相提并论？从战国、宋代流传的所谓饕餮纹之说，可能是一个历史大误解。祭鬼神敬先人的礼器不会铸上戒贪的饕餮，否则便是大不敬。如此看来，这项商周青铜纹饰的研究也是很有创意的。饕餮即将远去，中国青铜艺术研究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责任编辑/胡仰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