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郝庆军
鲁迅在1933 第三章：为什么要批评胡适？
文 郝庆军
鲁迅和胡适都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巨匠，但他们却走了不同的道路。不能简单地说谁是谁非，也不能用现今的立场评判他们谁高谁低。
一切似乎应该交由历史为好。
鲁迅与胡适历来不和，已经是学界的共识；鲁迅曾专门撰文批评胡适，文章和书刊俱在，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鲁迅和胡适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曾经同在《新青年》编辑部共事，两人为什么渐行渐远，以致最终反目并发生争执，究竟原因何在，这一点可以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自然，从表面看来，政治立场不同是造成他们分歧的主要原因。一左一右，一个主张激进革命，一个主张渐进改良，鲁迅是坚定的左翼文化旗手，胡适是自由知识分子的领袖，二者分道扬镳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并非如此。鲁迅好友中也有许多自由派作家，如郁达夫、台静农，而胡适交往密切的也有倾向革命的激进派，如陈独秀、李大钊。用政治眼光和各自的思想立场来判断和解释鲁迅与胡适的复杂关系，是一个比较通行而便捷的方法，但又失之粗略，太过简单，往往会流失一些有趣而重要的历史细节，对人性深处的复杂和思想演变的跌宕也容易忽视。
观察鲁迅和胡适的复杂关系需要站在一个方便的时间节点，需要一个近距离的瞭望平台，既要照顾到历史演进，还要能够考察人性复杂一面；既有国家政治和文化变迁的观察，又要有个人遭遇和人事更迭的细微分析。也就是说，从历史、文化、生活和人情等多个层面来观看鲁迅与胡适，才有可能比较真切地观察到两个文化巨匠在现代中国纷扰争吵中的清晰面影。
1933年就是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在这一年，鲁迅与胡适同时成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胡适因视察北平监狱事件很奇怪地被总会开除；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此间遭到暗杀，又因萧伯纳访华期间在北平视察遭到胡适等人抵制，鲁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嘲讽和批评胡适，二人或明或暗发生交锋。这些事件把鲁迅和胡适搅在了一起，历史让二人重新站在前台，而复杂的思想文化交锋隐约其间。所有这些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为我们切近而细致地观察鲁、胡关系及其背后的历史脉络，形成了一个不错的视角。
一
在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从事的都是反帝反封建，打倒孔家店，建设新文化的大事业，关系不说非常密切，但还说得过去。另外，因为二人都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爱好，在一些资料搜集和观点交流方面，颇有些交集。查《鲁迅全集》，鲁迅在日记中提到胡适达40处之多，写给胡适的书信也有8封收录。但这并不说明鲁迅与胡适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相反，他们无论在性情、学养、见识和思想立场方面，都有巨大的分歧和难以逾越的障碍。
鲁迅很早就发现胡适很有“韬略”。在著名的《忆刘半农君》一文中，鲁迅说到他参加《新青年》编前会，这样比较胡适、陈独秀与刘半农，凸显胡适性格的内有“武库”：“《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内有武库的意思，就是胸有城府。其实胸有城府也没什么不好，鲁迅也不是个直肠子，许多人也说他是个“世故老人”。问题是，鲁迅很早就发现胡适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让他反感。
最早的分歧是胡适反对《新青年》谈政治。
1920年，《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但在办刊方向上，胡适写信给陈独秀等编辑同仁，对刊登马列言论表示不满，抱怨“色彩过于鲜明，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提出改变《新青年》性质，申明杂志“不谈政治”。鲁迅当即表示异议。他给胡适写信说：“发表新宣言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疼，不会优容的。”
鲁迅信中虽说的含蓄，但意思却是明确的。他看出胡适所谓“不谈政治”，只不过要求不谈马列主义的政治，倘若谈“好人政府”之类的政治，胡适恐怕不会反对，而且大谈特谈。胡适多次说自己“三十年不谈政治”，但却总是谈政治，为政府出主意，想办法。胡适有做“帝王师”的情结。1922年5月，这位新文化领袖竟然拜见了逊位的宣统帝，在胡适的日记做了详细的记录：“即日因与宣统帝约了见他，故未上课。”
为了见皇帝，胡适不惜翘班，连给学生的授课都推辞不上了，可见他对此极为重视。
胡适在日记中继续写道：“十二时前，他（宣统帝）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他们打完电话了，我们进宫门，经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着大玻璃，门口挂着厚帘子；太监们掀开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坐在前面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上，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
胡适称逊位的清帝为“皇上”，执礼甚恭，作为这样一位爱谈民主和自由，极力反对集权和暴政的新文化人，从表面看来，确实令人匪夷所思。但从他的政治抱负和私下交往来看，其实也不难理解。胡适倡导“好人政府”，四处游说，竭尽全力促成王宠惠的“好人内阁”，人尽皆知，而他与段祺瑞、吴佩孚暗中来来往往，参与善后会议，支持清室活动也瞒不过人们的眼睛。
1925年，《京报》主编邵飘萍接到两篇投稿。一篇是董秋芳的《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一篇是袁伯谐的《敬告胡适之先生》，都是批评胡适参与北洋军阀的善后会议的。邵飘萍拿不定主意，是否刊登，便致信胡适征求意见，顺便把这两篇书信体的投稿一起寄给胡适。不料，胡适以为邵飘萍故意与自己为难，很生气，在信中说：“我，不能不感觉一种不愉快，今读来书云云，益知先生真怀疑我与‘当局’有何关系，或怀疑我参加善后会议是为‘同乡’（段祺瑞）捧场。”
胡适为什么生气呢？因为董秋芳在信中对胡适背离五四精神，猎取名誉之后，为统治者服务的作为进行了嘲讽：“恭喜先生，数年来埋首书丛的结果，构成了名流学者的资格，运会所致，居然得了临时执政段祺瑞先生底宠招，行将与许多达官贵人们握手谈心，讨论所谓军国大事。……我们读过先生给善后会议筹备处的一封信，不能不想到两年前先生在《努力周报》上答复我们讨论好政府主义的几句话——分头并进，各行其是，不能不感到先生所说的这几句话里含有乘时窃势的意义，并且不能不悟到数年前先生所提倡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新文化运动，原来是窃猎浮誉。以为现在活动的一种步骤。诚然先生之用心，亦良苦矣。”
董秋芳说的话有些狠。他认为胡适埋头治学获得声望之后，便与达官显贵眉来眼去，替他们说话，令人失望。而新文学运动和思想革命倒成了胡适“窃猎浮誉”的一种手段，一旦获得高位，便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事实上，五四之后，许多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物在获得社会声誉之后，便被蒋介石南京政府征召入朝，进入权力中心。胡适因为他信奉的自由主义不便直接为当权者服务，但是他与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保持密切来往，这是不可否认的。
胡适因提倡人权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警戒”之后，态度似乎有所转变，1930年写了著名的《我们走那条路》，提出打倒并铲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他说，在这五大仇敌中，资本主义不在内，资产阶级不在内，封建势力不在内，帝国主义也不在内，而其中最大的仇敌是“扰乱”。而这个“扰乱”，除了20年的“革命”与“军阀”外，实际是指“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这些扰乱又大抵是“长衫朋友”造成的。
这些文章和言论是很有针对性的，相当符合当局的口味，也为刚刚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在意识形态的形成方面不无建设性作用，因为当时蒋介石正与桂系、冯玉祥作战，南方共产革命也势头正猛，学生运动又有所恢复，这就是胡适所说的“扰乱”的背景。蒋忙着打桂、冯，剿“共匪”，平“学乱”，都是驱除“扰乱”鬼，都是在打击“长衫朋友”的捣乱，胡适的这些言论正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配合了蒋介石政权的工作。
于是，胡适陆续荣任美国退还庚款所组成的中华文化基金会董事兼秘书、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等职，渐渐进入权力中心。1932年创办《独立评论》，实际是为政府“支招”，呼应着政府的政策，影响着社会舆论，形成一个相当有“话语权”的言论空间。于是在北平执政的张学良，在南京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便成为胡适“私交甚密”的朋友。有几封信可以作为佐证——
1932年8月，张学良致胡适：“适之仁兄大鉴：手书敬悉，高论同愚见甚相符合，非素爱良之深者，安能出此诚恳之论。……拟于今晚或明日过贵宅一访，请先生切勿客气，……”当时的张学良是北平最高行政长官，尚能亲自过宅来访，可见张、胡关系非同一般。
1933年，汪精卫同胡适往来信件达15通之多，信中汪精卫多次请胡适做教育部长、驻德国大使等职，胡适虽未立即答应，但却推举了胡适派的王世杰、唐有壬等人进入汪精卫内阁，而胡适则希望做一个政府的“诤臣”，是想“在紧要的关头，或可为国家说几句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
随着胡适的文坛盟主地位日益巩固，更加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影响，不会轻易听从蒋介石的邀请，不愿意入阁从政，但他绝不会与蒋介石政权公然作对。他与蒋介石保持一定距离，希望“为国家说几句公道话”，企图用自己的思想影响蒋介石，实现多年来做“帝王师”的梦想。
1932年底，胡适在武汉首次见到了蒋介石，给蒋留下了一册《淮南王书》。在日记中胡适说：“盼望他能够想想《淮南王》‘主术训’里的思想”，“做一个好的国家元首”。
我们可以想见，1933年前后，胡适角色的自我认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政权的高层频频送来示好的眼色，“九一八”以后的中国政局又复杂多变，国民党上层的各派谁都难保自己的命运将来走向何方，抓住这位文化界的名人对自己的权力巩固只有好处，本无害处。胡适已经成为众多政治势力拉拢的对象，正在一步步走红。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到了1933年，胡适与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闹翻，公然挑战同盟的权威，同盟开除他，他也在所不惜的内在原因了。
二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
1933年初的一天，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宋庆龄收到一封信，反映北平监狱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这封信对北平陆军反省院虐待政治犯的事叙述非常详尽。宋庆龄便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在外国报刊上发表了这封信，揭露种种监狱黑幕。但是，这封信的发表却触怒了胡适。
胡适写信给《燕京新闻》说，他曾同杨铨、成平访问过北平监狱，“他们当中没有人提到上述呼吁书所描绘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胡适其实是说宋庆龄不该发表那封信，表示那封信是假的。胡适在信末说：“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情况，然而我不愿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
事后，蔡元培、林语堂共同致信胡适说：“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Appeal一篇，确曾由史沫特列女士提出会议，史女士确认为自被拘禁人辗转递出之作，而同人亦以此等酷刑，在中国各监狱或军法处用之者，本时有所闻，故亦不甚怀疑。”当时，蔡、林二人都是民权保障同盟的负责人，这封信一方面向胡适说明在报纸上发表的Appeal的信并非捏造，确有此信，另一方面实际就是批评胡适不应公开指责同盟，搞内讧，转移视线。
为了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查看了《胡适来往书信集》，发现1933年2月1日史沫特莱给胡适的信和附录的《史沫特莱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译文）》，经过对照可知，史沫特莱提供的关于北平监狱的酷刑之事，并不违背事实。尤为可信的是，在《胡适来往书信集》中，还有一位被囚拘在北平宪兵司令部中的叫做关仰羽的人也给胡适写信，并写有《黑暗惨酷之宪兵司令部》一文，叙述了北平的监狱机构“随意捕拿，酷刑拷打，惨无人道，黑幕重重，所谓人间地狱者，今北平宪兵司令部……”可见，北平监狱对犯人（尤其政治犯）施以酷刑的事实是不容抹煞的。
令人不解的是，胡适却昧于事实，于1933年2月22日在回答《字林西报》的记者问题时坚持说：“孙夫人（宋庆龄）信中作为依据的陆军反省院政治犯所写的控诉书，显然是伪造的。”
在这篇谈话中，胡适无意中透露出他为政府开脱，为当局说话的真实意图，报道最后是这样说的：“胡博士说，民权保障同盟不应该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于法律制裁的要求，如某些团体所提出的一样。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但政治嫌疑犯必须同其他罪犯一样按照法律处理。”
胡适的言行显然有悖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章程，于是1933年2月28日，宋庆龄、蔡元培共同署名致电胡适，严肃地警告他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
这是同盟对胡适的不妥言行提出警告，要求他公开承担责任，更正错误言论，不然，就别在本会里面了。胡适自然不会听从宋庆龄、蔡元培的指令，于是同盟于3月3日召开了临时会议，“议决开除胡适会籍”。
以提倡自由精神著称，正在主办《独立评论》，标榜“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的“独立精神”的胡适，为何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替政府当局遮掩罪行，为虐待政治犯、侵犯民权发言辩护？
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胡适此时正在一步步走红，区区一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民间组织，只有虚名，而无实权，更无实力，宋庆龄和蔡元培这些已经失势的国民党元老人物，胡适哪里会放在眼里！于是，他借北平监狱对政治犯实施酷刑的调查一事，公开向上海的同盟总部叫板，挑战国民党元老派的权威，同他们公开闹翻，这样，既可表明自己的立场，给外界一个说真话的印象，又可获得南京高层的击赏；还有一层原因，这样做算是给足了北平最高行政长官张学良的面子，为巩固自己在北平的地位打下基础。一石数鸟，一本万利的生意，经深思熟虑后是应该做的，于是便有1933年2月22日《字林西报》上胡适公开挑战民权保障同盟的谈话。
1933年上半年，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王道诗话》，一篇是《“光明所到……”》，直接针对胡适为监狱酷刑辩护的事件，他用一种非常奇特的修辞策略和叙述策略，对此事进行深入骨髓的剖析，对胡适予以毫不客气的批评。
应该说明的是，《王道诗话》和下文提到的《出卖灵魂的秘诀》其实是瞿秋白所作，但也是经过与鲁迅商定了主题，交换了意见之后才动笔写出的。瞿秋白写完后，交给鲁迅，鲁迅找人誊抄，用自己的笔名署名后，送报馆发表。后来，鲁迅在结集出版自己的杂文集的时候，把瞿秋白写的这几篇文章一并收入文集。
《王道诗话》中说胡适是文化班头，说人权是假，为政府当局说话是真，沦落为一个为专职政权洗脱罪责的无行文人。有诗为证：“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其实“文化班头”的说法，对胡适的批判有些漫画化的成分，未必击中要害。现在看来，胡适的观点和作为并没有多少可指责的。他在《人权论集》的言论为中国争取人权尊严发出了先声，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起码他把西方的人权观念引进到中国，让国人知道自己的哪些权利应该受到维护和尊重，哪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都具有进步意义。至于他后来为张学良的监狱说话，也有他自己的苦衷。
1949年，胡适匆忙逃亡台湾的时候，许多书信和资料没有带走，后被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收集整理，出版了《胡适来往书信集》，实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料。翻阅1933年的胡适书信，我发现胡适与张学良通信中涉及到北平监狱曝光一事，张学良很不安，便让他的秘书王卓然致信胡适，暗中“摆平”此事。信中王卓然对胡适说：“先生笃念时艰，抒发伟议，审微见远，良殷心倾。所提各节，然即向汉公（张学良，字汉卿，故王卓然称他‘汉公’——引者注）商办，冀能一一实现，不负先生苦心。至反省院政治犯绝食之说，然询之该院，并无其事，外传非实。知念谨闻。恭请近绥。”（《王卓然致胡适》）
此时胡适正在北平任教，是文化古都的精神领袖，主政华北的张学良很尊重和信任胡适，多次登门拜访，有来往书信为证。这其实没有什么，反倒说明胡适的影响力超越了学界，进入政府和军界，是胡适的光荣。一个学者能为国家所用，说明他的价值所在。鲁迅批评胡适的倒不是他如何影响政府要员，而是批评胡适一面争人权，一面讲王权，既获得独立学者的清誉，又不时为政府当局开脱说事。独立学者暗中与政府高官互通款曲，互相抚摸，确实有点令人侧目。
鲁迅则与胡适不同，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思想倾向性。他反对北洋政府，被通缉而南下；他旗帜鲜明拥护共产主义，参加“左联”的文化活动，领导“左联”开展斗争。尤其让鲁迅不能释怀的是胡适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主席，公然睁眼说瞎话，替北平当局辩护，不惜指责总会，与蔡元培和宋庆龄闹翻。
在《“光明所到……”》中，鲁迅说：“中国的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个月，民权保障同盟曾经提起了这个问题。”文章接着笔锋一转，转述了胡适调查情况的报道：“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都没有。……’”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ry News）是英国人在上海办的一家英文日报，它至少有80多年的在华史，是当时殖民者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文报纸之一，它有强大的西方背景和浓郁的殖民色彩，因而指出胡适能够在这家报纸发表谈话，并且“很亲爱的”对记者谈话，实际是在暗示他们之间的共谋关系，起码留给读者这样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会英国话的胡适博士在英文报纸上“很亲爱的”谈论中国的监狱的情形，与后面的用英国话同犯人谈话，“很自由的”诉说，说中国监狱没有严刑拷打……等等相联系，便会令读者很容易地怀疑到胡适谈话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如果不是胡适撒谎，那就是这张报纸在撒谎；如果胡适在撒谎，这张报纸就在跟着传播谎言。鲁迅让人看到语言与事实之间的距离，让读者自己去鉴别真伪，分辨是非。
接着鲁迅写道：“我于是大彻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但不知这位‘光明’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英国话’和犯人会谈否？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
谁都知道，监狱里不允许用外国话同犯人交谈，却准许胡适博士同犯人讲话，这说明监狱当局特殊照顾他；为什么要照顾他，因为他来的目的是“公开检举”民权保障同盟，而且能够“很亲爱的”与外国记者交谈，能替政府说“公道话”。对监狱当局来说，胡适就是“光明”，这个光明能够驱走监狱里的“黑暗”，能掩饰虐待政治犯的罪恶，能抹杀公众对政府当局的憎恶。文章戏说道：“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即是说，胡适博士就是政府的“光明”，他能替他们驱赶黑暗。但文章进一步追问：“光明”回府以后，监狱将会怎样？当然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这就让读者领会到胡适所说的监狱里没有酷刑，很自由地谈话之类，无非是为政府当局涂抹粉饰的伪词，同时活画了胡适以“光明”自喻，让“黑暗”利用，为黑暗开脱的形象。这样，谎言与事实发生了戏剧性的颠倒，增添了发人深省的讽喻力量。
三
1933年3月22日，鲁迅写了一篇杂文《出卖灵魂的秘诀》，批评胡适对待日本侵略问题上表现的怯懦与悲观，批评一些学者文人在战争和死亡面前的畏葸和逃避。文中提到胡适劝日本“征服中国人心”的话题。
文章说：“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就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鬼。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下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正如前文提及，胡适撰文《我们走那条路》，指出中国有五大仇敌，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矢口否认中国有资本主义、封建势力，更不承认帝国主义是中国的仇敌。话音刚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三省，炮轰上海，继而占领热河，突破长城防线，步步进逼华北和黄河流域，中国掀起反日、仇日的浪潮。
于是，胡适便写了《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此文先发表在1933年《独立评论》第42期，而后在1933年3月22日的《申报》上又有《北平通信》之《太平洋会议讨论中日问题·胡适之谈话》的报道，两个文本都有上面所引关于劝日本人“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说法。
为了不至于对胡适这句“关键语”断章取义，引起误解，我专门查考了原文，看看胡适所说的“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上下文”是怎样的。胡适的《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原载1933年3月《独立评论》第42期。1933年3月22日《申报》专栏《北平通信·太平洋会议讨论中日问题·胡适之谈话》也登了这个讲话，个别字句与《独立评论》有点差异，但关于“是的，决不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话，原文照录，无一字改易——
日本的真爱国者，日本的政治家，到了这个时候，真该醒醒了！
萧 伯 纳（George Bernard Shaw）在二月二十四日对我说：“日本人决不能征服中国的。除非日本人能准备一个警察对付每一个中国人，他们决不能征服中国的。”（这句话，他前几天在东京也一字不改的对日本的新闻访员说了。）
我那天对他说：“是的，日本人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句话不是有意学萧伯纳先生的腔调，这是我平生屡次很诚恳的对日本朋友的忠告。这是我在这个好像最不适宜的时候要重新提出忠告日本国民的话。
从这几段话的语境来看，胡适关于“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说法并非戏言，更不是正话反说的打诨，而是“平生屡次很诚恳”的“忠告”。在1933年国家日危，民众反日情绪高涨时，胡适为什么如此无视“民气”，出此悖谬之论？仅仅以胡适的“立异以为高”的个性来解释很难说得清楚，若联系1933年前后胡适言论与行为的“上下文”，可知他的这番话自有其真实的思想背景和内在理路可循。
其一，胡适对中国能够战胜日本侵略不抱希望。他认为日本太强大，中国太贫弱，他被敌人在1933年进攻热河时，能够以“一百二十八人，四辆铁甲车，可以爬山越岭，直入承德，如入无人之境”的局面所震慑。认为中国虽然“养兵百万，却器械窳劣，没有科学，没有工业，以‘太古式兵器’，对付现代化武装的日本，而且国家贫穷，官员贪污，人民愚昧，这个国家是不能自存于现代世界的”，因而，他要人们“承认今日不中用”，“要准备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除此一条活路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自救的路子”。
胡适已经完全被日军的气焰所征服，所谓要中国“低头苦志做三十年小学生”，就已经是在表明他的“心志”，表明他已经完全丧失中国战胜日本的信心。在《我们可以等五十年》一文中，要人们守住“不承认主义”，“隐忍苦守”。他列举了比利时和法国的实例，说：“一九一四年比利时全国被德国军队占据蹂躏之后，过了四年，才有光荣的复国。一八七一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
也许是真的让日本的军事威胁给吓怕了，胡适竟然指望着将来几十年的时间来为中国人洗刷耻辱，他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的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了什么？”胡适的意思很明白：中国打不过日本，但可以等待，不妨先做了奴隶，用它的话说是“隐忍”、“低头苦志”，寄希望于将来。这种失败主义的论调和自欺欺人的苟活主义，经由大名鼎鼎的胡适在当时颇有影响的《独立评论》上鼓吹，便能构成一种社会舆论，并影响到政府高层的决策。
其实胡适的等候五十年，源自于他对中国的彻底“失望”，源自于他的中国“百不如人”的民族信念的虚无感，也许还由于“现状下苟安，思想上躲懒”以及卑怯、无奈、不知所措等等因素。在《我的意见不过如此》一文中，胡适仍然反对对日“作战”，认为中国对日作战，是“白日说梦话，盲人骑瞎马，可以博取道旁无知小儿的拍手欢呼，然而不是诚心的为社会国家设计”。然而，胡适“诚心的为社会国家设计”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一个字：等。即“等候五十年”，或“苦守待援”。
其二，胡适虽然对中国打败日本不抱什么希望，但对国联主持公道、对美国的好心援助却抱有极大的幻想。李顿报告书发表以后，胡适惊喜地称赞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可以使中国这个“狂醉”的民族得以清醒。即便当日本不承认国联的调停书，退出国联，调解失败时，胡适并不认为国联调停只是为了同日本讨价还价，多获取一些在华的利益，仍然满心欢喜地要中国人指望国联，因为他认为“国联的责任是要使人类在这个世界可以安全”。
他在要求中国人“可以等候五十年”时，寄希望于国联的支持：“第一，我们要对得住国联和美国的‘不承认主义’，……第二，我们不应该抛弃国联，……国联在这一年半中对中日冲突案的努力是值得我们全国人的深刻的感谢的。”到了1933年下半年，胡适到美国访问，参加了在加拿大举行的太平洋会议，回国途中又访问了日本，于是在本年11月发表《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一文，给政府出谋划策，让当局更加依靠美国和国联，提出“多交朋友，谨防疯狗”的方针：“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应该是：我们必不可抛弃那国联的大路。”所谓“多交朋友”就是和美国、英国亲近，而“谨防疯狗”就是不要让日本咬住，躲着它走。只有多交英美这样的朋友，才能更好地防止疯狗的扑咬。这是胡适对日本和西方的观察和态度。而事实呢？英美哪里真心帮助中国？倒是日本真心侵略中国。
其三，胡适与国民政府高层的亲日派有着很默契和紧密的呼应。我仔细通读了《胡适来往书信集》中1933年胡适和汪精卫的15封通信，吃惊地发现汪精卫竟然送给胡适密电本，并约定开头用Yone为暗号，由此可知胡、汪秘密通电颇为频繁。前文述及，汪精卫多次拉胡适入阁，胡虽未应允，但他向汪内阁荐自己的朋友，主导汪精卫内阁舆论力量，可以想见，在对日政策和方略上，胡适与汪精卫彼此呼应，互相影响。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告诉我们，汪精卫内阁的亲日倾向一直十分明显，致使抗战全面爆发后，汪公开投敌，为世人所不齿；而此时胡适的许多对待日军侵华的态度与言论，如不宜对日作战，中国太弱，日本太强，应依靠国联，与日本虚应故事等等策略都对汪内阁的外交有较大的影响。
以上三点简略分析可知，1933年胡适对待日本侵华的态度是：日本太强大，中国无力抗击日军；应该“鸣钲待援”，“等候五十年”，紧密依靠美国和国联；不能轻言“作战”，因为战则败，要争取议和。
四
有了这个背景的认识，再来观察胡适请求日本放弃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说法，其思想理路便可以有所了解；至于这个说法隐伏的更深更细腻的机心，以及牵涉的中国历史深处更辽远的东西，还是让我们再回到鲁迅杂文《出卖灵魂的秘诀》上来。鲁迅写道——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确实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来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生和平，更忠孝……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这段话是文章的核心，在这短短二百余言把批评的锋芒指向中外、古今、灵肉三个维度，多方位地聚焦胡适的这个言论，透视出令人警策的意义。
鲁迅把这个话题放置在两个空间：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或者说一个是针对日本的入侵中国而言，另一个是对中国的小百姓的忍受侵略而言。
如果把胡适的“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放置在日本方面，则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因为日军的暴行使中国对日本的仇恨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你愈施暴，中国人对你的仇恨愈深，这对胡适来说，是可忧虑的，这样下去，积怨太深，是妨碍自由、人权的争取的，所以胡适就说：“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上”，你日本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立即停止侵略，征服人心。因此胡适认为，这是日本人“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
但鲁迅进一步追问，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将会如何呢？鲁迅分析道，中国的小百姓在胡适眼里是“愚昧”的，不懂得胡适所说的“民族性”之类的大道理，只知道，别人打我，我就产生仇恨，你打得愈狠愈猛，我对你的恨就愈深愈烈；如果日本人采用胡适的“征服人心”的方法，“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那将会如何呢？鲁迅进一步分析道，如果用软功，用“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办法，中国人就不会有仇恨了，也就放弃抵抗了，然后就和平了，忠孝了，中国人的灵魂也就被征服了。所以说，若用胡适提议的办法来替中国治心，中国百姓的肉体是保住了，性命也无忧了，但也有一个小小的代价，那就是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日本友邦，出卖给天皇陛下。胡适的“治心论”对日本来说可以不费枪弹就能奏灭亡中国之效，对中国来说，可以心服心折地甘愿做日本人的奴隶；侵略者只管治心，中国人埋头苦干，肉体还能使用，灵魂早已出卖。
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中，鲁迅把胡适的劝说日本征服中国人心，既看作出卖中国灵魂的“秘诀”，更是看作出卖中国人的“秘密”。秘诀者，秘而不宣的办法也；秘诀，贵在秘不示人，如羚羊挂角，踏雪无痕，不以形迹，不露声色，神不知鬼不觉，明一套暗一套，此谓“秘诀”。表面上以“独立”、“自由”、“人权”等字面打扮自己，用学术、知识、科学的名义粉饰自己，而私下里却与政府当局的高官来来往往、密电频频。嘴里喊着要一个世界的秩序，为国家的兴亡从长计议，其实心里向往着西方的“黄金世界”，蔑视着这个“百不如人”的，被贫穷、愚昧、疾病、贪污、扰乱“五鬼”缠身的中国，希望打扮祖国“睡美人”好嫁给“西方武士”。
当祖国遭到日本军队的侵略，胡适却重弹“己不如人”、自我丑陋的老调，要求当局“鸣钲待援”，“苦撑待变”，决不言战；并且劝说日本人来征服中国人的心。不管如何替自己的理论冠以怎样的“苦心”、“真正为社会国家设计”、“道德上的勇气”等冠冕堂皇的名号，你的真实用意不管掩饰得如何曲折、隐蔽，但事实俱在，人心自有衡准，良知便是尺度。鲁迅早已看透当时的情势下出现的各种各样变化的手法、挪移的身形，只须拈出“出卖灵魂的秘诀”一词，便指称了先出卖自己的良知，妄图再出卖中国和中国人的诡秘机心。
鲁迅的《出卖灵魂的秘诀》就是经由一篇报道，从分析胡适的谈话入手，把谈话的内容及其指涉的事实重新植入生活之中，让人们重新思考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中国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和言论。当时有人完全被敌人的气焰所吓倒，有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立场和私欲，企图寻找逃路，竭力回避战争，也有人早已在思想上缴械，散布失败主义情绪和无力抗争的言论。胡适恰在这时公开撰文劝说日本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正是这种意识的代表。鲁迅看到这股思潮的危害性和深层的卑劣心理，用“出卖灵魂的秘诀”来隐喻这股思潮，把这种悲观逃避而又振振有词的社会情绪给予重新命名，让人们看清它的实质并加以警惕和抵制。短短几百字，一个极具社会涵纳力的隐喻，便产生肖神肖貌、画骨入髓的效果，所谓剔骨见肤，活画出一班畏葸丧志而又巧言掩饰的士大夫嘴脸。
在文章的末尾，鲁迅更进一步让人看清这种“出卖灵魂”的秘诀可能还有另外的方式——
因此，胡适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何况这并不难，所谓“彻底停止侵略”，原只要执行公平的李顿报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在这里，鲁迅提醒人们，出卖灵魂的这桩买卖中，买主不仅只有目前侵略我们的日本，还有与我们交好的“友邦”，即胡适先生真心称赞的“黄金世界”的美国、英国……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