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解玺璋
张恨水传选章四
文|解玺璋
圈子
张恨水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传统社会逐渐向现代社会过渡，这种触及到社会深层变革的剧烈震荡，不能不影响到一个人的人生选择、前途命运和择友标准。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本是乡土社会，他用了“差序格局”这样一个概念来描述中国传统社会基层结构的特征，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是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儒家的人伦不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吗？《释名》的解释是：“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这是传统社会人际关系赖以形成的基础和出发点，推己及人，与周围发生关系，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从而编织起一个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其远近亲疏，依次为同族、同乡、同学、同年、同事等等，所谓圈子，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成就一番事业，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则难乎其难，总要有几个朋友，有自己的圈子，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一定意义上，圈子的品质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成败。许纪霖的团队在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时，特别强调要考察“都市的空间网络”，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化社会关系”，说白了就是“圈子”。这里所谓“空间网络”，自然是相对于传统社会的“时间网络”而言之。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由血缘、地缘关系，还是由私塾、科举或书院等空间形态所形成的学统、道统关系，“其根源无不在历史之中，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在寻找历史的脉络感中实现的”。而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显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统关系为经纬”，形成一个“圈子”的话，那么，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建构，所依赖的条件，已经在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元素。由于帝国王权制度和社会宗法制度已经解体或趋于解体，此前赖以形成人际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源不再必然地发挥作用。尤其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读书人从传统秩序中游离出来，虽然获得了某种自由，但作为代价，却也失去了从前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那些由乡村进入都市的读书人，曾几何时，他们背靠祖宗家世，进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并以此为“门票”，加入某个社会关系网络以求得仕途上的发展；退可以归隐于乡，过那种“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儒者半为农”的生活。然而现在，他们却可能因为失去了以往所凭藉的种种资源，进退失据而沦为无依无靠的城市游民。他们的当务之急，恰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但前提是要建构一个新的可以使他们感到安全的“圈子”，许纪霖称之为“具有归属感意义的空间关系”。
这种空间关系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或曰构成新的“圈子”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一层是以文凭为中心而形成的等级性身份关系”，这里所强调的，对进入都市的读书人来说，也就是名校或出国留学所赋予的显贵出身，这是现代都市关系网络中实现自我认知和相互认同的第一道门槛。“第二层是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这里所说，其实是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的一致性，现代都市知识群体的分合聚散常常以此为理由，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第三是不同的都市文化空间结构”，指的是都市知识群体构建关系网络时所倚重的文化标识，其中不仅与城市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气质密切相关，也取决于读书人自身的生活方式、性格气质和审美趣味。上述三个方面是都市知识群体建构新的关系网络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不过也要看到，“传统的血缘、地缘自然关系虽然不起主导功能，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发挥着其潜在的影响，宗亲关系、同乡关系，深刻地镶嵌在现代都市的人际交往中，与现代的文凭身份等级、意识形态认同和都市地域文化交织成一个巨大复杂、相互缠绕的交往关系网络。在这个迷宫一般的彼此重叠的关系网络中，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认同、交往空间和身份归属不是单一的，而是呈复数状态，可以按照不同层次的价值和身份取向，有多种团体认同和身份归属，这形成了知识分子个体身份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这就是张恨水走出家乡，来到大都市，寻求发展机会时所面对的新旧杂陈的社会现状。他于民国二年（1913）只身来到上海，第一次走进这个人称“冒险家乐园”的现代都市。那时，他丧父不久，失学在家，堂兄张东野便邀他来此求学。张东野是他二伯父张联炉的长子，比张恨水大六岁，早年也曾随祖父张开甲在江西景德镇及广信府（今上饶市信州区）生活、读书。他们既有最亲近的血缘关系，那么，在张恨水窘迫之时，张东野出手相助，自然不需要任何理由。在这里，张东野不仅推荐他报考了由著名革命党人、上海都督陈其美担任校长的苏州蒙藏垦殖学校，还介绍他认识了自己的同乡、同事兼同志郝耕仁，以及诗人石钟鸣。事后证明，对张恨水来说，与郝耕仁的相识，是他青年时代最重要的收获之一。直到晚年，他还对子女们说：“没有郝大哥，就没有我张恨水。”
孙中山为讨伐袁世凯发动“二次革命”，经月余即宣告失败，连带着苏州蒙藏垦殖学校也被迫解散，张恨水因此再度失学，不得不返回老家潜山。困居家乡数月之后，民国三年（1914）秋天，张恨水无奈之中离开家乡，还是到城市讨生活。这一次，他投奔的是在汉口一家小报做编辑的本家叔祖张犀草（谱名张兆良，字寿书，又作授书，号雄才，犀草、楚萍为其笔名）。在这里，除了给几家小报写写补白，发表过几首诗之外，他并没找到更多的事做。这时，因“二次革命”失败，陈其美被袁世凯下令通缉，逃亡日本，张东野亦受其牵连，不得已投奔文明话剧团，以艺名“颠颠”混迹江湖，在湘鄂一带排演新戏。当他们流落到汉口的时候，张东野便邀张恨水加入剧团，一起演戏去了。
民国四年（1915）上半年，张恨水一直随剧团在湖南各地巡演。六月，剧团来上海参加演出，住在法租界。这是张恨水第二次到上海，在这里，他遇到了已在芜湖《皖江报》任编辑的郝耕仁。这次相遇，鉴于张恨水年纪轻轻就有不俗的笔墨，郝耕仁劝他不要跟着张东野到处瞎跑瞎混，“可以到内地去找个编辑做做”。这个建议可以说是后来郝耕仁介绍张恨水到《皖江报》做编辑的先声，张恨水动心了。到了秋天，天气转凉，无钱添置夹衣，张恨水病了一场，他用一件短夹袄换了点钱，买药吃了。在上海既混不下去，他便“借了路费回了安徽老家”。
民国五年（1916）五月，张恨水第三次来到上海。此番来沪，是随郝耕仁搭救张东野和张犀草的。据《张公东野资料辑要》记载：“1915年在上海，张东野与叔公张授（寿）书密谋暗杀一名袁世凯派来的密使要员，不幸所用炸弹意外爆炸失火，二人先后被英租界警察围捕。所幸英国未将二人引渡，否则必被袁世凯政权处死（因张东野当时名列袁世凯政权的通缉黑名单）。”他们的救援行动似乎未见成效，张东野、张授（寿）书仍被关押了五年，最终，张授（寿）书死于牢中。而正当他们在沪奔走期间，陈其美遭人暗杀。郝耕仁曾在陈其美领导下参加过辛亥年（1911）武昌兵变之后的上海光复起义，听到他遇难的噩耗，自觉赶来参与其后事的料理。事后，所有参与者照了一张合影，其中有蒋介石、郝耕仁，还有张恨水。此时的张恨水与国民党、同盟会，或上海的帮会并无任何关系，他参与此事，显然是因为郝耕仁的缘故。
1916年的上海
这一年冬天，张恨水依然是在老家潜山度过的。转过年，阳春二月，天气渐暖，郝耕仁便写了信来，邀他一同出游。他们打算仿照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所描写的“老残”的做法，一路卖药，由淮河北上，经山东而浪迹燕赵。可惜，行之不远，即受挫折，只好返回上海。这已经是张恨水第四次到上海来了，他与郝耕仁仍住在法租界。过了几个月，依然无事可做，无奈之中，只有先回老家，再做打算。说是再做打算，其实是没有打算，只能坐等机会的降临。
民国七年（1918）初，郝耕仁的老朋友，在粤军任旅长的季硕夫（父）驻军湖南郴州油榨墟，电邀他去帮忙，而他自己也很想到南方去参加革命，便写信给张恨水，要他来芜湖接替自己在《皖江报》的编辑职务。对张恨水来说，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其重要性不仅在于解决了一直困扰他的生计问题，而且扩大了他的交际范围。在这里，他结交了张九皋、谭明卿、王夫三、方竟舟等一批新朋友，他们都是安徽芜湖新闻事业的早期开拓者。后来张恨水初到北京，就能在新闻界得到一份工作，显然得益于这些朋友的帮忙。首先是王夫三，介绍他认识了上海《申报》驻京记者秦墨哂，而方竟舟，则是他与成舍我最初相识的介绍人，因此才有了后来他与成舍我近十年的合作。而他兼任芜湖《工商日报》驻京记者，并为该报副刊撰写长篇连载小说《皖江潮》，靠的正是他在《皖江报》期间与总编辑张九皋结下的友谊。
至此，我们对张恨水早期的朋友往来已有了大致了解。他发在1922年8月21日芜湖《工商日报》副刊的《伤心人语（三）》一文，曾经提到平生的患难之交——“一族人张楚萍，一怀宁郝耕仁”， 再加上张东野，恰好构成了张恨水早期朋友圈的基本格局，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郝耕仁。这三个人有个共同点，即都曾有过做革命党的经历，张东野与郝耕仁早年共读于江西讲武堂，因痛恨清政府的专制腐败，秘密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他们都是陈其美的追随者，参加过上海起义中攻打制造局的战斗。张楚萍是安庆实业学堂的高材生，毕业后久寓上海，“与民党游，渐从事革命”， 后与张东野一起参加暗杀袁世凯密使的行动，不幸失败被捕，死于狱中。
三个人中，郝耕仁最年长，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长张恨水十岁；其次是张东野，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长张恨水六岁；张楚萍辈分虽大，年纪却最小，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长张恨水四岁。就性情而言，三个人都有点任侠之气，狂放不羁，慷慨豪迈；又有点才子风情，多愁善感，哀怨伤怀，概括言之，即所谓侠骨幽情，这是清末民初仁人志士特别喜欢标榜的一种心态。张恨水是将门之后，对其父祖的“生性任侠”始终深怀敬意，而他自己由于长时间埋首故纸堆中，则“豪气尽消，力且不足搏一鸡”，因而“大感有负先人激昂慷慨之风”，“反观先祖若父，则不免有惭色焉”。于是，这几位至交的性情，对张恨水来说，未必不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
而且，他们都喜欢游历，喜欢作诗，不在意生活的清苦，颇能苦中作乐。民国四年（1915）在上海，他与张楚萍都贫困潦倒，“无以自存，乃相率赴杭，寄食友人处，终日无事，携干粮奔走湖上。游程虽苦，游兴正狂，饥渴终日，坦如也”。这次西湖之游，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36年5月2日，他在《南京人报》副刊《南华经》发表《湖中快语记：二十年尘梦之一（水）》一文，还念念不忘：“二十年来，每一忆之，犹神往也。”其间路过南京，恰逢七夕，这天晚上，他与张楚萍“散步江边，见银汉横江，繁星照水，各有所感。楚萍谓今夕不可无诗”，就先作了一首，张恨水随后“口占一绝”：
一度经年已觉稀，参横月落想依依。
江头有个凭栏客，七度今宵尚未归。
这首诗七年后发表于《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张恨水在诗后自注，提到了张楚萍的不幸婚姻：“楚萍因闺中无画眉之妇，故流落在外，且七年矣。读予诗，以为不谅而规戒之，凄惨不复能语。今吾友亦死七年矣，一忆此事，终日不欢也。婚姻不自由，诚杀人之道哉！”冬天，张恨水因病回了安徽老家，张楚萍留在上海，不久便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判了七年徒刑。据张氏后人口述，他的妻子桂氏在他入狱后“典当家产，为之打点”，很让他感动，“曾表示出狱后善待妻子，可惜在狱中遭受虐待，死于牢中”。
张恨水对这位叔祖一直心有戚戚，因为他也颇为婚姻所苦，无可躲避，便从叔祖的遭遇中生出许多共鸣。1926年1月3日至17日，《世界画报》刊载了他撰写的《怪诗人张楚萍传》。文前有“序”，引袁枚《随园诗话》所收程鱼门（晋芳）诗中一联：“也应有泪流知己，只觉无颜对俗人。”称张楚萍喜欢：“每于酒阑灯之间，风帘月户之畔，漫声低度，回环展诵，凄楚婉转，泪随声下，吾尝夜雨联床，与之同住小楼，每一闻其吟此，辄愀然不寐也。吾侪揣摩于此十四字之间，楚萍之身世，楚萍之才情，楚萍之人品，已可想像得之。”文中写到张楚萍的为人，说他“天资超迈，而不受梏桎”；又说他的文章“流利婉转，绝似近人梁启超，常为汉口某报操笔政，人竟疑其抄袭梁氏所作”；至于他对男女之爱的理解，以为“绝不能在相识以后，盖非为图色欲，即图衣食耳；若男女之爱，在不相识以前，则惟有钦佩与恋慕，初不又若何私图也”。张恨水说：“此言吾思之半生，不解所谓。”文中关于张楚萍趣事的描写还有很多，此处不能一一道来，但已经可以想见张楚萍在他心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郝耕仁对张恨水更多了一点关怀和引领。他是第一个在职业选择上给予张恨水具体指导的人。他首先发现了张恨水“可以到内地去找个编辑做做”， 并送给他一个编辑的职位，把张恨水领进了报人的行列。张恨水写小说，他也给予热情的鼓励。他还邀请张恨水一起去“流浪”，让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年轻人，看看底层社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张恨水看郝耕仁常常就带着一点羡慕：他“是前清一个秀才，写得一笔好字，能诗能文”； 而在另一个场合，又称赞“他作得一手好古文，诗也不错，并能写魏碑”。张恨水用了“文字至交”来形容他们的关系，并且表示“他又赋性倜傥不羁，这点我们也说得来”。同时，他对于郝耕仁“那乐天知命的态度”，也“极其钦佩”。他们旅行受挫，回到上海时，囊空如洗，几近绝望，张恨水此时则心灰气短，不知所以，而郝耕仁却习以为常，自得其乐。22年后，张恨水在《无法安贫焉能知命》一文中忆及当时的窘迫曾说道：“后来在上海住法租界，大家穿一件破棉袍过冬。日无所事，在马路上大摇大摆走着。夜晚在亭子间里，哼出几首诗。次日亲送到《国民日报》（疑为《民国日报》——作者注）去投稿，再溜一趟马路，‘又得浮生半日闲’。肚子饿了，花三个铜板，在湖北老面馆里，吃上一碗阳春面，不管有味无味，反正把五脏庙修整了。”
张恨水跟着郝耕仁，其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对他身上不时流露出来的才子气、名士气倒是一种矫正。郝耕仁是个有抱负的人，很想有所作为，却因那不苟且的脾气，始终都不得志。张恨水抗战期间创作《八十一梦》，其中一“梦”，遇到死后升天，做了灶神的郝耕仁，说他“一生革命，穷愁潦倒而死”， 是真知其人的肺腑之言。民国六年（1917），张恨水离开文明话剧团后，一时间找不到事做，郝耕仁曾邀他回自己老家怀宁山区小住，在这里，他们甚至动了隐居青山绿水之间而专事著述的念头，地点就选在安徽贵池县境内，那里离九华山、黄山很近。1928年12月27日《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刊载了张恨水的三首诗《偶怀兼示郝三》，其中就提到了当年他们的约定：
冻云掩日古城寒，岁月匆匆似指弹。
好饮不多成醉易，卖文过苦得诗难。
微名愧自稗官得，慧业原当小道看。
一个故人终不及，春江回去一渔竿。
江南家住碧萝村，村外丛山绿到门。
一别早忘猿鹤约，十年犹忆水云痕。
风尘只剩贪茶癖，笔砚无从报国恩。
欲问豪华何处去，半囊故纸葬诗魂。
斗室围炉岁又阑，盆梅盘果对书摊。
清贫志趣怜陶令，侥幸功名笑谢安。
月缺月圆忙里过，花开花落静中看。
诗心未敛浑闲事，怕向风尘拾坠欢。
然而，隐居只能存在于他们的梦想之中，现实没有提供给他们隐居的物质条件，他们自己既要吃饭，而且都有家小要他们赡养，所以，他们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份待遇丰厚的工作。不久，郝耕仁把《皖江报》的职位让给了张恨水，自己到广东去了。不料，他到广州后，邀他来此的粤军旅长季硕夫（父），已被桂军派人杀害了。他冒险料理了朋友的后事，拿了一笔钱，经香港、海南，下了南洋，直到钱花光了，才回到安庆，先在省公署里谋了一个公务员的职务，后来又转到中学教书，做了老师。张恨水在《皖江报》干了一年有余，就离开芜湖去了北京。对张恨水来说，这意味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
其实，直到此时，张恨水对从事什么职业也并没有很具体的想法。郝耕仁建议他去报馆做编辑，对他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让他动过心，但在进入《皖江报》之前，并不知道哪家报馆可以接受他，他也没为求职去过任何一家报馆、杂志社或出版社。他固然是喜欢小说的，不仅喜欢看，而且喜欢写。他后来也曾说过，“我之吃小说饭，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但是，当时他似乎并没想好要做一个小说家，以写小说为生，他甚至认为，靠写小说赚稿费是“活不了命”的。虽然这样想着，他却并没有放弃，仍然继续写着并不断投寄给报馆、杂志，他把这种行为归结为“少年人好虚荣”，为的是满足自己的发表欲。当然，他似乎也期待着有人能慧眼识珠，碰到一位伯乐，发现他这匹千里马。
民初的上海，被称为“旧派小说的集中地”。那时，这里不仅有专门刊载小说的杂志、晚清以来的各类报纸以及政治、教育、经济、农业等专门刊物，也喜欢以小说招徕读者，尤其是报纸文艺副刊的出现，更便利了小说的发表。由于报纸的发行量往往比杂志大很多，读者面也相应地扩大了，尤其是稿费制度的建立，不仅使一些脱离了昔日生活轨道，到上海谋生的文人士子、失意政客多了条生路，而且，他们的文学造诣也在小说写作中得到了发挥。当时上海比较活跃的作家，多属于后来被人称作“鸳鸯蝴蝶派”的这个群体。根据“局内人”范烟桥的说法，他们“以邻近上海的江苏省内两州、两常的人居多。如包天笑、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徐卓呆、陆澹盦、江红蕉、程瞻庐、顾明道、郑逸梅等是苏州人；李涵秋、毕倚虹、张秋虫、贡少芹等是扬州人；徐枕亚、吴双热、姚民哀、平襟亚等是常熟人；李定夷、恽铁樵、许指严、吴绮缘等是常州人。因为苏州出的鸳鸯蝴蝶派才子最多，扬州次之，他们在上海活动遂有‘苏帮’‘扬帮’之称”。因此，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导言”中，称上海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
张恨水是安徽潜山人，就地域关系而言，既不属于“苏帮”，也不属于“扬帮”。自民国二年（1913）到民国六年（1917），张恨水四进上海，其间曾多次向鸳鸯蝴蝶派作家主持的报刊投稿，或用或不用，却始终没有进入过这个文学圈子，也没有得到过这些“前辈”的提携。人称小说界先进的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续编》中曾提到过，20年代，他与张恨水做过邻居，是在宣武门内的铁门胡同，“后来方知道张恨水也住在这条胡同里，我住在前进，他住在后进。他的朋友去访他，却也是我的朋友，先来访我。不过我们两人，这时还不相识，直到他后来到上海后方见面哩”。这种情况在那一代作家中是有代表性的，他们与张恨水很少相识，即使相识也是在张恨水成名后。1922年的《红杂志》第11期刊登郑逸梅所作《著作家之斋名》，列出了47位作家的斋名（第19期潘寄梦又补充了15位）；1923年12月21日，该杂志第70期又刊登了郑逸梅的游戏之作《稗品》，对48位他的“同文”作了一番“品题”，比如林琴南是端庄，周瘦鹃是娇婉，恽铁樵是敦厚，包天笑是细密，等等。这两篇游戏文字曾被《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的编者魏绍昌看作是鸳鸯蝴蝶派作者的名单，然而，其中都没有张恨水的大名。可见，当时这个群体中的人，还没把张恨水当作自己的同好。
徐枕亚
恽铁樵
但张恨水与鸳鸯蝴蝶派却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之间并非水火，只是被时间和空间隔开了。民国二年（1913），在苏州上学期间，他第一次投稿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就得到了主编恽铁樵的赞许，为此，他高兴得“几乎发了狂”，“而且和恽先生通过两回信”， 也许是没有得到继续回应，他也就不再投稿和联系。民国六年（1917），主持《申报·新自由谈》的天虚我生（陈蝶仙）发起征集“秋蝶诗”，限用王渔阳《秋柳》原韵，他应征作了四首诗，有幸被选中了一部分，收录在天虚我生的《苔苓录》里。对张恨水来说，这当然也是接近鸳鸯蝴蝶派的好机会，但直到“抗战时在重庆遇到陈先生”，他才“谈及此事”，而陈先生已“觉得恍然隔世了”。民国八年（1919），他还在芜湖《皖江报》任编辑，工作之余，写了两篇小说，先后投寄到上海《民国日报》，陆续发表，并且收入姚民哀所编短篇小说集《小说之霸王》。然而，他很快离开了芜湖，来到北京，因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写小说，自然也就与《民国日报》断了联系。
无论如何，恽铁樵、天虚我生、姚民哀，都是民国初年旧派小说的名家。恽铁樵，江苏武进人，出身于小官吏家庭，自幼孤苦，五岁丧父，十一岁丧母，由族人抚养长大，励志读书，十三岁就读于私塾，十六岁考中秀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入南洋公学，攻读外语和文学。三年后毕业，先后赴湖南长沙某校及上海浦东中学执鞭任教。清宣统三年（1911），应张菊生先生之聘，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次年主编《小说月报》，以翻译西洋小说而著称于文坛。他的古文很好，有鉴赏眼光，也肯提携青年作家，收到张恨水的投稿，很快就写信给予鼓励。天虚我生，浙江钱塘人，生于中医世家，姓陈，原名嵩寿，字蝶仙，后改名栩，取《庄子》栩栩化蝶之意。他饱读诗书，少负才名，十九岁就曾以一部《泪珠缘》饮誉文坛，被认为是一部敢向《红楼梦》挑战的作品，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姚民哀，祖籍江苏常熟，出身书香门第，后家道中落，其父迫于生计，习艺说书，是江南书艺名家。姚民哀自幼从父学艺，亦为听众所欢迎。后到上海演出，结识南社成员冯平（心侠），受其影响，开始写作，很快成为名噪一时的鸳鸯蝴蝶派中坚分子，与文坛著名作家如范烟桥、周瘦鹃、郑逸梅、徐枕亚等都有往来。
这几位如果能多看几眼这个来自安徽乡下的青年，又如何呢？不过，张恨水与他们似乎总在“若即若离”之间。虽然他毫不讳言自己曾受到“鸳鸯蝴蝶派的影响”， 却又不认为自己就是鸳鸯蝴蝶派，甚或礼拜六派作家。而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以后还会专门谈到，这里暂且略过。然而这顶帽子，尽管已经有人说过这是一顶“美丽的帽子”，却也是左翼批评家在《啼笑因缘》“风靡了十里洋场的小市民群”之后，强加给他的。当他们再度把鸳鸯蝴蝶派作家锁定为批判对象时，那些早期“鸳鸯蝴蝶”多已没落，没有像样的作品让他们批判了，而正红遍大江南北的张恨水，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后来提到此事，他颇有些自嘲地说：“二十年来，对我开玩笑的人，总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帽子给我戴上，我真是受之有愧。”
张恨水既与鸳鸯蝴蝶派貌合神离，与他不能相融或相容于上海是一致的。无论是上海拒绝他，还是他拒绝上海，这里的问题最终都指向他对现代都市文化的隔膜和不适应。而以“消闲”“趣味”为宗旨的鸳鸯蝴蝶派，恰恰是伴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而孕育成熟的。他的骨子里确有一点清高，还有一点矜持，这种性格自然会影响到他在城市陌生环境中与人的交往；而更内在的，恐怕还是现代都市生活让他感到不安。30年代初，他已成名，上海也是欢迎他的，加上北方的战争气氛越来越浓，他把家眷送回安庆后，也曾想到上海去另谋生活出路，但在上海住了半年多，仍然不能适应。他说：“我以为上海几百万人，大多数是下面三部曲：想一切办法挣钱，享受，唱高调。因之，上海虽是可以找钱的地方，我却住不下去。（民国）二十二年（1933）夏季，我又回到了北平。”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