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中
从书后所附陈舜臣创作年表，才知道《日本人与中国人》写于1971年。
38年前写的书，如今看来并不过时，我觉得对作者来说，是一种荣耀，对出版译著的广西师大出版社，也是一种慧眼独具的睿敏——作为一个不可能搬家的邻居，日本委实是一个值得我们细致、彻底研究的国家。细致应达到什么程度呢?不止一本书读过，日本研究中国的书刊，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彻底又该以什么为标准呢?同样在不止一本书中见到过，当年抗日，从缴获日军的地图可以发现，所有地形均标有等高线，羊肠小道亦无所遗，清清楚楚。所以这一“彻底”，应大致不虚。而我们所见的日本研究，却大都以高处着眼，高屋建瓴者居多。
用陈舜臣的话说，这跟民族性有关系。不过，他排列的理由自成一派，我不便在此强辩是非。只想举一个小例说明，陈舜臣用日本料理式的精细，从《史记》一书举例说明中华民族特有禀性的细节：
他说，《史记》记述战国最富戏剧性之大事件勾践灭吴，在《吴太伯世家》仅用89字，在《越世家》只用305字，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则长达1375字，考虑到司马迁时代是往竹简上写字，“司马迁忽然失去了惯有的简洁文风”，的确格外扎眼醒目。
其实，身历30年改革史的一代人，不难回忆起当年总书记带头穿西装的故事，中国大地上蓝绿两色“蚂蚁群”，这才渐渐出现奇装异服。
陈舜臣书中多次使用“邻居”这一说法。第八章还于“我们这对邻居”标题下，径直写下副题：“长短相补，此为天命。”
不久前看过孔祥述《樱花与武士》一书，书中曾提到陈舜臣和《日本人与中国人》。有趣的是，孔祥旭原拟的书名，叫《日本的常识》，据此可以想见，此一常识之中，一定少不了对比中日的方方面面，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另外，还看过一本余杰据日记、书信写成的书，书名干脆就叫《暧昧的邻居》。
“天命”和“常识”，都注定中日为邻居，并且，由戚继光到邓世昌直到“四行八百壮士”，“狼牙山五壮士”，常识告诉我们，数百年间，日本一直在做着我们的恶邻，魔鬼般的恶邻。如此“天命”，在《李宗仁回忆录》里面，是仰天浩叹作为“文化毋国”一分子之无奈及愤恨的，身历“焦土抗战”的一代人，包括我83岁时去世的外婆，膏药旗一直是让她由噩梦中惊醒的物件。
走笔至此，还想提及两部书，一为萨苏著《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细致如日本料理，文风举重若轻，当得起“无一字无来历”的表扬，我觉得属国人日本研究中别具只眼的作品。
还有一部钟庆著《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以刷盘子和读书比喻后发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路径，前者好比出卖简单劳动，唯GDP马首是瞻，后者乃提高原创能力，输出知识、技术为主。这本书读来既热血沸腾又冷汗直冒。
但我有一好友，1990年赴欧，在同批出国人中独持己见，不做生意人，连拿两个硕士学位。以个人史证明了国家发展的模式选择，如今成了企业高管，负责几十亿元的项目。
由此看来，日本这个邻居，实在是中国的主要参照物之一。
尤其不要忘记，当年李白送别他的日本朋友晁衡回国，那可是日本遣唐史络绎来朝的年代……
由我所居之处散步走百十米，就能看见建国门东南侧的长富宫大厦，这座明显带有日本风格的大楼，时时提醒我保持着对日本的兴趣，因为它很像一本精装书。大凡一本书且精装，总是很能引起人翻看的兴味，至于像本尼迪克特还是麦克阿瑟一样打开它，就不大好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