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 伊格尔·哈里切夫著刘宪平译
周边贪官污吏
[俄罗斯] 伊格尔·哈里切夫著刘宪平译
伊格尔·哈里切夫（1947年—），俄罗斯作家，先后毕业于大学物理系和苏联科学院天文研究专业硕士班。后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撰写大量文化和科普文章发表在俄罗斯《文学报》、《周报》等社会影响广泛的刊物上。
先后出任过俄罗斯联邦国家政治议题委员会专家，俄罗斯总统府行政部门雇员，选举规程与实施中心主任。
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我们与俄罗斯》、《酒席》、《拯救俄罗斯》等。
现任科普文化杂志《知识就是力量》主编。
我不喜欢官吏。这是令人厌恶的一帮人。名副其实的贪官。但凡做事，他们都是出于一己之私。他们看不起别人，就知道收受贿赂和拿回扣，拿回扣和收受贿赂。这是他们唯一的兴趣。他们的正常状态就是给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制造麻烦，出难题。
因而，我是热切拥护实施电子行政垂直管理的那个群体中的一员。这是件大好事。如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电视节目中反复强调的那样，法律法规依旧在议会制定，议员都是活生生的人嘛，而根据法律法规做决策解决问题，完全不需要人，这事电脑完全能胜任。电脑不会收受贿赂。
简而言之，安装专用电脑，辞退全部官吏，我们就可以步入新生活。比方说，你有一个小区范畴的问题，那请你登录小区管委会的网页，填写相关的申请表，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它执行。或者呢，你的问题是全市范畴的，那就登录市委的网页，填写相应的申请表，市委会的电脑几秒钟后就会做出决定，如果回应是积极和明确的，那充满幸福的你就等着看结果吧。毋庸赘言，我们的人民将过上令人惊讶的好日子啦，前所未有的。再没有官吏使人不爽，再不用排队，再不用受委屈，再不必行贿。爽快啊，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一次，我真的遇到了问题，就是想把楼前的花圃清理修整出来，不然一走出单元门，首先看见的就是那个废弃的花圃，满眼都是枯草，没有丝毫的美感，而我的心灵在渴望愉悦。
我照例填写了申请表，用光标发送出去，开始等待。几秒钟过后，显视屏上出现一行字：不行。回答是否定的。
我被拒绝了。真不爽。看样子是电脑不希望我们这里有花圃。显然，这个法规是市议员通过的。一帮混蛋！
周六，同楼上的邻居瓦西里一起喝啤酒，我就对议员发起牢骚。
“他们不愿意我们楼前漂漂亮亮的，”我概括道，“剥夺我们的快乐，我们失去了视觉快感。”
邻居把我的话琢磨了一会儿，然后神秘兮兮地看了我一眼：“拒绝了？这事能解决。”
“怎么讲？”我很惊奇。
“很简单。决定是电脑做出的，可维护电脑的是人啊，程序员嘛。”瓦西里压低声音，腔调诡秘地说，“他们可以把某个环节调整一下，这样对你的回复就会变否定为肯定。但这不会免费，你当然明白……”
我一时语塞，片刻后嘀咕道：“要多少？”
“嗯……这得看解决什么问题。”
“花圃，”我提醒道，“门口哪怕是个花坛也好啊！”
“花圃一千足够。”他满有把握地说。
“是卢布？”我反倒不安地问。
“是卢布。”熟知门道的他说。
这还算公道，不必惊动左邻右舍我就支付得起这个数目。免除了去各家征集可怜兮兮一千卢布的劳顿。自己付钱是上策，为此我得要求把花圃修复在靠门洞左侧一些，正好坐落在我家窗户下。我只要走近窗口，朝下一看，边看边享受，心花怒放啊！
总之，周二时我腾出时间去了趟小区管委会。
“您找谁？”坐在门口的一个脑满肠肥的警卫严厉地问道。
我有点不知所措……说啥呀！
“我……这是去找程序员。”我含糊不清地说。
“他们要求您来的吗？”
“是的。”我的回答没有底气。
“姓氏？”
我不得不叫出自己的姓氏来。他仔细核对了放在眼前的花名册，然后目光狡黠地看着我说：“这里没有您。”
“可我必须得见。”我央求起来。
“人人都必须。”
“我需要……花圃……或者花坛……”
他神态自若、不动声色地停顿了片刻，然后悄悄嘟囔道：“二百卢布。”
“凭什么二百卢布？”我迷惑不解。
“打这过去，二百卢布。”
被迫动用了钱包。
“105房间。”他接过一百面值的两张纸币，干脆地说出。
105房间门口有三个人在排队，第四个人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我一声不吭地凑到站立者身旁。等待了二十来分钟，轮到我走进办公室。
程序员是个戴眼镜的细高个子小伙子，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整个外表显而易见地表明，此人不是那种待人傲慢、对旁人困苦无动于衷的官吏。
“您有什么问题？”程序员关切地问道。
“花圃。”
“哪门子花圃？！”程序员一头雾水。
“是这样啊……”嘴巴有点不听使唤，“楼门口，就是一出我居住的单元门……我申请了，但被否决了。您该明白，就是被电脑否决了。假如有花圃，那该多漂亮……”我发现程序员皱起眉头，急忙安慰他说，“当然，如果要花圃过分，那花坛也可以。但位置一定要在我们家门口靠左一点的地方。那么，我从家里往外欣赏……”
程序员的脸色突然明朗起来：“五。”他眼也不眨地说。
“五千？”我心里一紧。
“五千。”
“您说什么呀？！只不过一个花圃嘛！或者就是个花坛……”我的声音颤抖着，“这是为大家啊。”
程序员长舒一口气，摘下眼镜：“我也不是为自己。我得上缴。”他的目光朝楼上扫了一眼，顿了顿，然后探询道：“那您说多少？”
“我就备了一千……”
他思索了一下后，痛快地说：“就这么着吧。”
我不好意思地把一张千元面值的纸币塞到他手里。
一个半月后，我们楼门口真的出现了一个小花坛，五色缤纷，赏心悦目，而且正好就坐落在我家窗户下。欣赏它是很养眼的啊，心头也是惬意万分，仿佛生活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遗憾。
已经是第三天欣赏花坛了，我突发奇想，何不把车库的问题也解决了呢？我到底还算人吗？为什么就不能在附近的车库里为自己的座驾提供一个正经的车位呢？我不打算照章付费购买车位，太贵了。如果能以卫国战争老战士的身份得到优惠，那就便宜很多呀。尽管我的年纪同老战士相差太远，但是，难道我就不能以老战士之子的身份去搞定此事吗？
就这样，在某个工作日，我揣上钱再次造访管委会。您猜怎么着？警卫身边排起五个人的队伍，已经要支付五百卢布才进得去门。
程序员乔迁到二层去了。我爬上二楼，惊讶得不禁出了声：求见者排起三十人的队伍。我不得不站着等了两个小时，才轮到被召见。
这次的程序员是另外一个人：胖乎乎的，脸上透出一股爱挑剔的神色。说实在的，他才不像程序员呢，倒像个典型的小官僚。我踌躇了一下，对他表述了我的诉求之要点。这家伙比上次那位厚颜无耻多了。
“就是说，您希望得到便宜的车位？”他似乎在不经意地确认。
“别无选择，”我摊开双手，“照章付款，我承受不了。”
“三万。”这位新来的程序员爱理不理地说。
我带的正好是这个数，私下就藏了这么点钱。尽管我来的路上打算过讨价还价，但在现场明白那是徒劳无益的，这位决不会让步。
三万卢布转移到了程序员手中。
“我要距离我们家近的那个车库。”我起身的时候提醒道。
“就是那个。”他无精打采地点点头。
一个月转眼就过去了。秋天又一如既往地提前降临了。枯燥烦心的降雨越来越频繁，树叶开始凋落。而我依然没有得到车库里的车位。我担心自己的问题还会被拖延下去，就决定亲自去张罗一番。
为了接近管委会，我又牺牲了五百卢布，并且在二层程序员接待室门外足足站了二个小时。谢天谢地，程序员还是上次的那位。这段时间里他又明显地发福了。
我忐忑不安地对他提起自己的事。
“是的，我记着，”他稍显活跃，“车库内便宜些的车位……您知道嘛，情况已经搞清楚了。解决您的问题复杂化了。”
“那就不会有任何结果了？”我惊惶起来。
“为什么会没有任何结果？其实……问题……也很简单。”他刻意回避我的目光。
我做了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事情：掏出钱包，递上三千卢布。
“我再也没有了。”我的声音充满沮丧。
他以一个习以为常的动作拿走了钱。
“我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他信誓旦旦。
这次奏效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就被车库管委会召见，并告知我获取价格优惠的停车位的文件已下达，只是需要我支付的款项比可以接受的数目多了一点儿。
当你意识到拥有居室的不仅是自己，还有你的座驾，生活会有多么惬意。冬季，街上冰天雪地，寒风凛冽，你钻进停放在车库里的座驾，心情有多么轻松愉快。坐好，启动，没有任何多余的事操心。
我享受生活半年多后，工作上出现了问题。我们公司无法再获取应有额度的财政拨款，职员们面临停发工资的危险，而前景就是公司倒闭。去重新找一份好工作，谈何容易。
我们寻求拯救方案，试图通过竞标获得承包，可惜输给了对手，尽管我们给出的条件更优越。总经理彼得·尼古拉耶维奇陷入绝望。而我立马想到该做什么。
“还有三十万卢布吗？”我一本正经地问。
“干什么？”他惊恐地问。
“把竞标结果调整到于我们有利。”
他略加思考后说：“为这事，有。”
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管委会。进门钱已经飚升到七百卢布。我好不容易才说服门卫将就收我们一份钱，因为我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同为一个问题而来。程序员的位置已经在三楼了。给他配备了宽敞的接待室，还有一位可爱的女秘书。她询问清楚来访者的问题，然后确定谁在接待室等候，谁去另一个房间。轮到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竟一时语塞，我鼓起勇气来：“我们对于一项确定承包人的竞标结果持有异议。”
“必要的文件带来了吗？”
“那是当然的。”
她善解人意地点点头，示意我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在接待室等候。我们坐了相当长的时间，最终被邀请进办公室。
这个程序员完全不是我上周见过的那位。一副自命不凡、趾高气扬的官老爷派头。他看我们的目光异常冷漠，他的办公桌太大太奢侈了，中间摆放着一台纯金饰物点缀的黑色笔记本电脑，其尺寸令人过目难忘。彼得·尼古拉耶维奇立马就慌了。我马上采取拖延战术，一字一顿地准确传达了我们的诉求。
“总之，竞标结果应当改变，更何况我们的提案客观上就胜过其他参与者。”
对于我的话，程序员没有做出丝毫反应，仿佛我根本就没说过话。我便暗示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于是，厚厚一摞钞票出现在桌面。
“三十万。”我亲切地说道，诚挚地看着程序员。
他微微一点头，只蹦出一句话：“会办妥的。”
桌面的钱消失了，仿佛被一阵飓风吹走了。我的心头顿时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那包钞票承载了我们的希望。
此后，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一个月，两个月，我们的状况没有丝毫的转变。
一天，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叫我过去。他一副习以为常的忧愁相。
“您怎么看，难道程序员不管我们了？”他问。
我自己也有这个念头，但不愿承认。
“莫非是忘记了？每天求见的人数以百计，有必要提醒他。”
第二天早晨，我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又去了一趟管委会。警卫生生勒索了我们一千四百卢布。我们俩为同一个问题而来的借口这次失效了。程序员仍然在三楼接待来访者，女秘书也没调换。只不过听完我们的陈述，她建议我们去另外一个房间。
“为什么呀？”我迷惑不解。
“因为你们重复同一个问题。”她的笑容甜蜜。
我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拔腿去了指定的房间。坐在那里的年轻人引起了我的轻度惊慌。他根本就不像一个说话有分量的官员：手织的高领毛线衣，长头发，大眼镜，厚镜片。
“抱歉，您是程序员吗？”我盯住他问道。
“难道不像？”他机智地应对，“二级程序员。你们有什么问题？”同时指了指两把椅子。
我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坐下来，我叙述起我们的故事。程序员听了两分钟，便敲击起电脑键盘。甚至是带着唿哨的说话声音让我得到了重要信息：“你们被拒绝了。”
“是的，我们被拒绝了，”我迎合道，“我们就是为此而来，以便更改竞标结果。”
“没戏，”他晃起脑袋，“您再次被拒绝了。”
“这不可能！”我不禁喊道，“我们是给了钱的！”
“别人给得多，”程序员的目光是诚实的，“所以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你们就是被拒绝了。”
我的脑子无法容纳这番话。“究竟怎么回事？”我愁闷地想，“这里没有官员，可一切照旧。贪官污吏没有消失？莫非……某个环节我还没搞明白……”于是，我把目光重新投向程序员。
“请问……您……不会搞错吧？”
“怎么会呢……”他大幅度地摇着手，使我们的最后一线希望化为乌有。“怎么可能搞错？我们这里电脑当家，每个人都受电脑管控。一切都是高标准的。”
只觉天塌地陷，我彻底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