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同译
周边
维·苏·奈保尔小说二题
杨振同译
维·苏·奈保尔，英国著名移民作家，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称他的作品将“富于洞察力的叙事艺术与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融为一体，促使我们见证被扭曲历史的真正面目”。
奈保尔于1932年出生于加勒比海的岛国特里尼达。他自比为无根的人，除了创作小说，还写游记、探索不同文化等方面的作品。他在作品中较少写本土文化，大量描写的是殖民统治和殖民文化，作品中的人物多半在努力寻求新的民族形象。主要作品有《神秘的按摩师》（长篇小说，1957）、《埃尔维拉的选举权》（长篇小说，1958）、《米格尔街》（短篇小说集，1959）、《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长篇小说，1961）、《大河湾》（长篇小说，1979）、《抵达之谜》（长篇小说，1987）等。
《一个新人》和《又回到家了》译自作者于1994年的中短篇小说集《世间之路》一书。本书是他晚期创作的一部巅峰之作，是一部跨越了文体界限，集自传与历史、融纪实与虚构为一体的作品，全书围绕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和后殖民历史这一主题，由九个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故事构成，其中既有作者对自身经历的回忆，也有虚构的历史故事。《泰晤士报》评论说：“该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参与到了一种庄重、美丽而悲剧性的舞蹈……奈保尔是当今仍在创作的最好的作家之一，这部大气磅礴、复杂多变、艺术性极高的作品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
一个新人
当我开始写特立尼达的风景的时候，呈现在我眼前的是我儿时所熟悉并且感到自己融入其中的那幅风景——西班牙港的西部；西北边那森林覆盖的山峦；南边那一片片种植甘蔗的平地，整整齐齐的田地一直延伸到村庄里的茅屋、农舍和光溜溜的院落，窄窄的黑色柏油马路环绕着一座座村庄；泥泞的大西洋沿海的椰子树田庄，您驱车经过，高大的灰色树干形成一个不断变换、纵横交错的图案：一派简单的小岛风貌。后来在伦敦，我写一部历史书的时候，我用好几个月的时间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早期的文献是保存在塞维利亚的西班牙文的复制件）把我带回到那一发现中。我有一种感觉：一座土著印地安人居住的拥挤的岛屿，忙着自己的事情，几乎和我所熟悉的东西毫无关系。一种感觉，而不是一种图景：那些早期文献中很少有令人信服的描述，给出的具体细节少而又少。在我心目中，我为这些土著人创造出一幅想象出来的图景——这些后来成了我自己的论据——他们就那么活着，有着我所无法走进去的思想，有着我无法理解的时间、距离、过去、自然界以及人类生存的概念。一种不同的天气似乎和这幅已经消失了的图景联系在一起（宛如博物馆的玻璃柜里一幅灯光照射的全景油画上那不自然的天气），一个不同的天空。
我成长并融入其间的那幅图景已经把这另外的一个过去抹得一干二净了。这一点我一直都知道，但我一直无法感受到它，觉得它是曾经真正发生过的事情。由特立尼达教育总署的丹尼尔上尉编纂的《纳尔逊西印度历史》是我们在西班牙港上小学时使用的教材，在第一册里，有短短的一章是有关早期加勒比人和阿拉瓦人①的介绍。或许是对那些人所知甚少，或许是丹尼尔上尉没有多少可以玩的东西，他写的东西我什么都没有记住——除了加勒比人凶悍，阿拉瓦人驯良以外——甚至连他用的什么插图都毫无记忆。由于他们已经不复存在了，是不真实的，我们自己岛上的土著人能给想象提供的东西远没有我们在地理课上所读到的《遥远的家园》里还活着的人提供的多：无边无际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上那隐蔽的黑色帐篷里住的吉尔吉斯人，从温暖的冰盖雪屋里爬进爬出的爱斯基摩人，夜里住在大栅栏里的非洲人，这些大栅栏能安全地抵御掠夺成性的狮子以及其它野兽。
被抹杀掉的并不遥远的过去这样一个概念对一个上小学的孩子来说是太大了，根本抓不住的。后来变得很困难，但是以另一种方式。您刚一试图进入那一概念，它就分叉了。并且随着您理解力的增强，它分叉越来越多：不同的人在我们现在脚踏的土地上生活了几个世纪，我们自己对此格外地关心：不同的人，有着他们自己的历法和崇拜以及人类关系的概念，有着不同的房子和茅舍，有着不同的通衢大道和阡陌小径，有着不同的庄稼、田地和植被（和季节），不同的观点、速度、旅行的理由，人的年龄的不同概念、敌友的不同观念以及神圣和人类欠缺什么的概念。
这样，撇开残酷这一基本的概念，就在你脚下被抹杀掉的完整的过去这一个概念很快变得几乎有了形而上的意味。从表面看，这个世界似乎失去了某些实质性的东西；现实变成了流动性的。顺其自然、让思想跳回到一个日常的、地面水平的视野，这一视野只吸收能看得见的东西。
在伦敦，隔着很多年，离那个地面水平的图景几千英里之遥，我在大英博物馆和公共档案局查阅资料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受到另外那座土著岛屿的真实性。可以说，从那样的距离，从大洋的彼岸，那座土著岛屿的图景就变得美妙无比。就是那幅图景——我写过，但实际上没有见过的图景——每当我此后回到特立尼达的时候，我都花一半的时间去寻找。
我主要在沿海找到了这幅图景，有时候是在西班牙港上空对海湾及某些山脉的北部沿海瞥上一眼的时候发现的。有一次，在我驱车穿行于中部山脉那低矮的山峦之间的公路上之后，我在内陆发现过。这里的土地裂缝太多，无法开垦成农田或建成道路，到处都是森林、林区或者是灌木丛。现在这片土地给剥得光光的，刮得只剩下一种粗糙的草，所有的山脊和洞穴都裸露无遗。看上去就像是没有用过，就像是另外一幅风景，就像是一点点过去，刚刚显露出来，还很新鲜的。
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或许就是在这个地点，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带着他船上的三十个士兵，全部穿着铠甲，一天夜里进行长途行军，寻找印第安人的黄金。一路上层峦叠嶂，沟壑纵横，热带森林的植物碎片——快到这里的时候，在这片现在已经刮得只剩下荒草的土地上——人们行军非常艰难。为了恐吓印地安人，那些入侵者吹号角，放火枪。印第安人从他们的房子里跑了出来；在一个村子里，他们甚至把正在火上煮得“咕嘟嘟”冒泡的饭食一扔就跑了。士兵们把他们的饭吃了。他们没有发现黄金，尽管那个贵族以为他在一个印第安人的锅底看见了金子的废渣。后来——为了完成新大陆的这一传奇——士兵们觉得他们听到森林里传来了印第安人的战斗号角。然而，灾难并没有降临到他们头上；到了早上，他们就行军回到了海边，回到了他们的船上。
那个印第安人村子里的饭食是什么，是玉米，还是木薯，或是土豆、肉，还是鱼，饭是怎么加佐料的，里面“咕嘟嘟”冒泡的锅，火炉是什么样子，那些房子——所有这些都一概不知。怀亚特上尉就那次远征写过一篇记述，但是那种细节是入不了他的法眼的。他有着浓厚的文学品位，对应该写什么有着他自己的想法。有一部伦敦的戏剧《西班牙悲剧》，部分内容他背得滚瓜烂熟；在新大陆，在特立尼达海湾的海边上，或者在森林里，他把他的将军、他本人以及他的士兵们（还有西班牙敌人，还有森林里的印第安人）都看成了一部骑士传奇里的人物。
这次远征本身——把一船船的白铁矿作为“金矿石”带回英国——就是一件荒唐事；而怀亚特的叙述又太言过其实。书就没有出版。这件事也就被人们遗忘了，而随之被人们遗忘的是怀亚特对那次夜行军的叙述；然而，怀亚特的叙述又很显然就该岛自生自灭的土著人的生活——那些房屋啦、炉火啦、煮饭的锅啦以及那天夜里的战斗号角——提供了唯一的目击证言。怀亚特的叙述直到1899年才在伦敦终于以一个学术系列出版物得以出版，而这件事却已经过去了三百零四年，土著印第安人不复存在已经有差不多一个世纪了；他们的土地已经变成了他人的家园。
怀亚特的目击证言被挖掘出来经过了三个世纪，而之后大约七十年，原来一直隐藏在丛林下面的那片土著人的土地才得以重见天日。
一旦重见天日，这片土地很快就面目全非了。远远近近的农耕村落的人们开始擅自占用这片土地。擅自占用土地的人们是印第安人、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从印度来的十九世纪移民的后裔。他们搭建的茅屋或窝棚就搭在矮桩子上。倾斜的屋顶是用瓦楞铁盖的；墙壁用空心土坯或者木料，有时是新木料，有时是旧木料，这里一片，那里一片，毫无规则地涂着油漆。茅屋周围种着香蕉树。印度人屋子外面的竹竿上飘着经幡或者旌旗。这些经幡是经过某种宗教仪式后才悬挂起来的，是虔诚的象征（有时候一间茅屋和一间茅屋之间争着比虔诚），并祈求好运。
离开海岸，就很难再有土著人和寓言式的概念了。我所熟悉的东西，我成长的那座小岛的殖民地地貌，就更加浓烈。
我越过海湾到了委内瑞拉，情况就不一样了。从地理上说，特立尼达是委内瑞拉露出海面的一块地；特立尼达诸岛有三百年一直都是这个西班牙帝国同一个省的一部分。我写的关于特立尼达的那本历史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委内瑞拉史。我写那部书的时候，还没有去过委内瑞拉。之后不久我才去了，那时，我所看到的那片土地依然是个寓言；没有个人的回忆或有关个人的东西当拦路虎。
奥里诺科河一直是我故事中的河。即使在加勒比海沿岸的阿拉亚半岛上——一片荒凉的被腐蚀掉的红土地和灌木丛，在那里，现代的道路延伸到了某一点就消亡得无影无踪了（没有人跟我讲过，那个委内瑞拉的司机也感到意外）——我发现了我原来一直希望发现的某些有特殊气氛的东西。
十六世纪末期，阿拉亚半岛的盐场很有名气，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轮船总是光顾此处，尽管是非法的，却得到了当地西班牙官员的默许。为制止阿拉亚半岛的私盐贸易，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一个总督想在盐场放毒，并上奏西班牙国王请赐毒药。1604年，为了勘察这片水域，并提出应采取什么措施，那里出现了一个西班牙贵族，他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梅迪亚·西多尼亚。在西班牙大船队大败十六年之后（当时由他指挥），这位公爵大人受委托完成这项小任务（还有其它任务）。
鹈鹕鸟——这片荒凉之所在唯一生命和群居的迹象——在海面上成群结队地飞翔、捕鱼。它们或许在四百年前，或者是一千年前，就以那种队形飞翔了。它们那笨拙的史前身形，它们的力量，它们那灰棕色的颜色（就是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的颜色），那光、那水和天及裸露的土壤在中午时分那不稳定的颜色，所有这一切都似乎把我带回到了万物的开始。
在委内瑞拉的其它地方，我发现了热带林地，这种热带林地颇像我小时候就渐渐熟悉的那种热带林地，感觉很是特别。
战争期间，我过了八岁生日大约有两年吧，我们从那个城里搬到了西班牙港西北方向那片林木覆盖的山区。这个地区原来是一片片可可农庄和柑橘农庄，经过各种各样的病虫害和长时间的大萧条之后，这些农庄大都处于半废弃状态。那时候我认为自己是个城里的孩子，我不喜欢乡下这个概念。不过，这不是我原来所熟知的那种乡下，我一看见就喜欢上了它：那清爽宜人、郁郁葱葱的山峦，那窄窄的山谷，那份空旷，那置身森林和树丛中的感觉。
树丛里到处有意外的惊喜，发现的物体，旧农庄的遗迹：鳄梨树和柑橘树，咖啡林和香豆树（香豆用于给可可调味），还有可可树。尽管有病虫害，树林里密不透风，但这些可可树还在结果。可可林里某一个地方是这座农庄宅院原来的水泥蓄水池。蓄水池现在是没用了，被沉积的泥土、沙子和枯叶堵塞住了；不过，原来给蓄水池供水的那股清泉还在流水，但已经是通过它自身的渠道泛起涟漪，在那干净的棕色的沙子上淙淙流过，在枯枝败叶间淙淙流过。数年前栽种的萨满树，本来是要给可可树提供荫凉的，如今都已老态龙钟，成了枝繁叶茂的庞然大物，树身上生了过多的挂着苔藓的寄生植物：野松树、藤蔓植物、蕨类植物和藤本植物。您在这些树下走的时候，您能感觉到一种尘土，是干苔藓和其它死了的植物身上的东西飘落下来。
我们过着无序、贫穷、不舒服的生活，就像他人的废墟上的宿营者。所以当时机到来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回到城里去。然而这时我渐渐地明白了，在那片荒凉的可可林子里度过的那几个月，使我有了领略大自然之美最醇烈的感受，使我脑子里牢牢地打上了完美的热带风光的烙印。
那地方本身不久就变了。我们自己去那里就处在一个变革的时刻。我们就是变革的一部分，而我们离开后这种变革加快了。这个地区——我们原来知道的是一个方言区，即和旧农庄有关联的讲西班牙语方言的白黑混血儿居住的地区——开始有贫穷的黑人来定居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从北边的各个小岛上来的非法移民。这个地方就变得拥挤起来，吵闹起来，变得一片混乱，就像西班牙港东边山坡上那些贫民窟一样。
这就是在我去国六年后再到那里去时——呈现在我面前的景象——很是突然，很是完整。那郁郁葱葱的山顶太高了，无法毁掉，所以还是我记得的样子；道路一边的树丛还在，但在道路的另一边，既没有树丛，也没有林地，只有定居点，我已经不再能够弄清楚这片土地的轮廓了，连那座旧农庄宅院，那几座正儿八经的花园，林子里的那座蓄水池，这些个旧有的东西原来都在哪儿，我都说不清了。我所珍视的景观有一半都还奇迹般地在那儿，在道路的一边；但是，这只是增加了我对已经抹去的东西的怀念。此后，我小心翼翼地躲开那地方。我甚至都不喜欢接近通向山谷的那条路了（那条路本身也变了很多）。
而今在委内瑞拉，我在许多地方又一次发现了那个特立尼达山谷里的植物和颜色。那时的委内瑞拉，随着石油产量猛增，城市的房地产数量猛增，农庄和种植园遭到了冷落；所以我才能够重新发现我所熟知的可可林的氛围。有一次，我沿着这样一座可可林的边缘驱车许多英里。在特立尼达，没有一座可可林会有这么大的规模；哪里都不会有像这种香草的芬芳——从香草藤蔓上飘来——而今，可可林里除了那潮湿的泥土味儿、枯叶味儿和霉菌味儿以外，又多了香草味儿。
特立尼达是南美洲大陆露出海面的一块地。委内瑞拉是这片大陆的一部分，故而一切东西都是大陆的规模。曾经一度在特立尼达似乎是符合逻辑而又完整无缺的地貌——并且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开始感觉像是块压缩饼干了——来到这里就被无限地放大了：巍峨高耸的安第斯山变成了我们小小的北部余脉，低矮的山坡延绵数英里，围绕西班牙港都盖着移民的窝棚，山脉整个被拦腰斩断了；那空旷的委内瑞拉伊利亚诺本身就是一个农村，是我们种甘蔗的大平原，从高处某一点一眼望去，整个大平原就尽收眼底；那枝杈繁多的奥里诺科河奇迹般地变成单一河道，流向我们那窄窄的卡罗尼河里。
因为我写过委内瑞拉，因为有很多个月，委内瑞拉之于我是作为一个想象的国家而存在的，是从我在伦敦所看的文献中创造出来的，所以，我感觉我对它有一种所有权。去了那个国家几次，我开始觉得委内瑞拉就是一种失而复得的家园。
我数度沿海岸线驱车整整一个星期，穿过伊利亚诺地区。我第二次或第三次去的时候，是在奥里诺科河入海口附近的一个地方，乘一只没有篷的船去的。这种景色在我想象中存在了那么长时间，即便是现在，我第一次见到它，也似乎有一种亦真亦幻、郑重其事的感觉。河面很宽，河水很满，没有湍流。河岸光秃秃、赤裸裸的，没有森林。时值雨季，天空灰蒙蒙的，一片黑灰色，乌云层层低垂，但由于河面开阔，水面上几乎有一种耀眼的亮色。河面（尽管近乎混浊，离河岸近的地方有油渍）和天空一样呈灰色，光溜溜的。
空气很重：又要下雨了。雨比我想的来得快——一声轰鸣，河面明显涨了一下。很大的雨点打在水上，宛如打在水泥上，船夫调转船头，向岸边划去。
1595年雷里在这条河上的时候，折磨他的就像这雨，时而暴雨倾盆，狂风大作，时而湿热难耐。在该地区的文件中，他是第一个用现代的方式——或者说用一种把他向我们拉近的方式——描写了这种探险中的种种身体的不适。在雷里之前，西班牙人曾在这条河上航行过二十次，和雷里的航程一样艰难。然而，在他们那一本正经的叙述中，简单到了抽象的程度，身体的感受没有了，风景没有了。陪伴着这些更早的人耐久力的，是一种更狭隘的观察法和感受法。
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是一座废弃的油田宿营地。它就像是一座小小的鬼城。数年前割下来、归置好的树丛，如今又长得枝繁叶茂了（会从定居点的这里或那里冒出旺盛的花丛来），覆盖着半是裸露的井架、油管、没有了房顶的木质工房和没有房顶、带水泥支柱的平房。一个个水泥金属基座和一片原来的浓缩油，干成了乌贼一样漆黑黑的一片，表明那些油管原来所在的地方。当年有石油可以提炼的时候，有很多年，那些油泵巨大的金属胳臂和肩膀像翘翘板一样，日夜有尺度地压下去，升上来，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每一次动作的最后都“扑通”的一声，像是叹息。
最后证明石油是该地区真正的黄金。刚开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委内瑞拉的油田招收了许多特立尼达人当苦力、手艺人和文职人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委内瑞拉人不愿意在丛林里的营地工作，还是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破坏性极大的内战，他们的手艺都失传了，或者是不是因为——就像在特立尼达的油田，或者在本世纪初期，在修建巴拿马运河过程中——那些承包公司更喜欢和移民劳动力打交道，这些人更容易控制。然而，他们招聘的是特立尼达人，而且在委内瑞拉的油田上（即使带着他们的殖民地气息）这些特立尼达人当中的许多人还是第一次尝到了自由和金钱的滋味，第一次看到了希望。
直到此时，委内瑞拉在特立尼达可谓臭名远扬，是这样一个南美国家：战乱频仍，极度贫穷，无法无天，局势动荡，一夜之间就会爆发革命，独裁，暴虐成性。难民们不断地过来，英国殖民地的法律提供政治避难。而今，委内瑞拉有了石油，就变成了机会之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正在长大成人，那时候人们就是这么看待委内瑞拉的。然而到了此时，他们不再招特立尼达人去委内瑞拉工作了。委内瑞拉把目光投向了欧洲，去寻求移民，有移民法把特立尼达人排除在外。
他们还是去。他们非法地去。我小时候常常听说人们用这种办法过去的事儿。凭我对我们那西班牙港小规模殖民地地貌的了解——帕里亚海湾只不过是我从这座城市能看得到的那一点点——我那时候以为，那些非法过去的人到了海湾的北部，就在西班牙港的西边，游上几英里就越过海湾，到了委内瑞拉。我想象他们趁着黄昏或者夜色，上了小筏子，随着强大的洋流，就能漂到委内瑞拉的海岸。
那全是幻想。不过，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是怎样渡海的，只是到了现在，过了半辈子以后，在我写完我的书很久以后，在我经历了自己的委内瑞拉之行之后，我才开始明白，通向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通道原来就是那古老的、原始的通道，到了十六世纪末叶，成了探险家和商人使用的通道：先下到遥远的海湾南部，然后再沿着宽阔的奥里诺科河入海口那错综复杂的支流往上游划——这对警察来说永远都不容易发现。
我在奥里诺科河上乘一只没有篷的小船那次短暂的历险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来到了入海口的一个镇上。天一直在下雨，主干道上到处是水洼，水洼里积水，整个街道都浸透了，仿佛是河水通过地面本身升了上来，空气里湿漉漉的。“奥里诺科河的水淹之地”——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份旧文件里的语句。在潮湿的水泥围墙后面，我在特立尼达所熟悉的花草植物和树丛绕着低矮的房子形成了一片片花丛。
沿着这条街不时从这里或那里透过这阵阵潮气，出人意料地飘来浓烈的肉咖喱味。特立尼达来的印度人就住在这里，他们是当地人口重要的部分。
土著印第安人原本是这片水域的主人。他们已经不复存在了，洋流和潮汐的知识传给了他们的后来者。漫长的特立尼达半岛的最西南端几乎插进了河流的入海口，在那里原来有一个土著人的港口或者叫停泊地，叫库利亚潘。库利亚潘早期的西班牙人知道，雷里知道，其他人也知道。那里还有一个渔村。但是库利亚潘这个名字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村子有一个西班牙语的名字，叫塞德罗斯，意思是雪松。塞德罗斯村的许多渔民都是亚洲印度人，来自恒河平原的农耕人口的后裔。在不到一百年里，他们新家的地理地貌已经重新塑造了塞德罗斯村的这些亚裔印度人，使他们有了老土著人的本领，给了他们海上的技能，而这些技能是他们身处内陆的祖先从来都没有过的。
我曾经从空中看见过入海口处那一片混乱状态，那宽阔无边的水域和淹没的土地，对过去不带地图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惊叹不已。因为——在地上，作为游客——我曾从海湾的另一边接近过入海口，那时是从一个国家的内地，而这个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对我来说都只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地方，我得到了一个观看的方法，这个方法包含有寓言般的过去和跟我一起长大的更小的规模。
我是带着记忆中的小岛地理地貌长大的。然而，我小时候向远处望见的那个海湾可是比这座岛屿大多了。那个海湾位于一座岛屿和一条大陆河的入海口之间，洋流和河流汇合，始终是寓言般的新大陆的一部分。哥伦布在里面发现了咸水，也发现了淡水——就以为他自己位于两座岛屿之间——但始终没有搞明白是为什么。它还有过别的名字，而这些名字如今都很神秘了：Golfo de las Ballenas②，即鲸鱼海湾和——就像是一个回到万物之始的名字——Golfo Triste③，也就是忧伤海湾。
我现在可以毫无干扰地把雷里1595年的这个海湾的地图和我所看到的海湾对上号了。他的地图是错误的，正好弄颠倒了。南在地图的上面：那样子对一个当时正在寻找一个通向奥里诺科河下游的人来说，更有道理一些。您可以看看那张地图，就能看出来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从各种形状的正规程度来看：在绘制地图过程中是很难撒谎或者捏造的——是他凭空臆造的。
我到委内瑞拉去，通常都是先到特立尼达，过了几天之后，从那里搭乘一架当地的飞机，飞行一个小时，飞越海湾，在委内瑞拉上空沿加勒比海沿岸飞到加拉加斯的迈克蒂亚机场。
就是在这样一个航班上，在一架委内瑞拉的飞机上，我遇到了曼努埃尔·索尔萨诺。这大约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他是靠窗的座位。我挨着他坐走道的座位。尽管他只是在我前面几分钟登机，但是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看上去已经安置得相当妥帖了。虽然有规定，但他脚边还是乱七八糟堆放着几个包裹，还有几个包裹在上面的行李架上。他曾在特立尼达购物的标志，很不一般啊。在石油产量猛增的那些岁月里，海湾两岸都很有钱，去购物的路线通常是反过来的，去加拉加斯，那里有摩天大楼和熠熠闪光的商业中心。
他是个身材矮小、上了年纪的棕色皮肤的男人，大概有五十七八岁的样子。他的脸刮得很仔细，大圆脸，满脸皱纹，那含而不露的神情微微暗含着不怒自威的气势。我迅速对他做出估计，第一估计——趁我在归置我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他是地地道道的委内瑞拉人，一个沿海地区的混血儿，一个种族融合的产物，刚开始是在西班牙人定居的地方，他只了解他自己的风景和有限的语言，只熟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其他的一切都老死不相往来。
后来我在这个老人身上看到一种没有料到的风格：他那卷曲的头发辫成了辫子，在身后挽成大约一英寸长的紧绷绷的小辫子。这使他有了海盗一样的、十八世纪的外表。尽管我此前并没有注意到，但我觉得，那小辫子或许已经影响到了我对他面相的解读，使我看到了不怒自威的气势，而这种气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可是不，那小辫子是对这个人有点过于武断的判断的一部分：他衬衣扣的袖口下面，我现在能看见用大金币串起来的沉甸甸的金手镯或者是镀金手镯。
他要带什么东西回委内瑞拉呢？我在一个塑料购物袋里看见一些播放时间很长的唱片；在一个酒椰纤维篮子里，看到几个没有标签的瓶子和几罐特立尼达印第安人的泡菜。这些泡菜看样子是家里腌制的。那么，我是误读了他吗？他究竟是不是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亚裔印度人，有着我凭直觉就能知道的思想和臆断，而不是我误认为的委内瑞拉人呢？我考虑他的外表，他是非同寻常。他有可能是一回事或者是另一回事：这要看您认为他是什么人了。
我问他：“您是特立尼达人吗？”
“不是。是委内瑞拉人。”他口气坚定，可是他的口音却是特立尼达口音。
我们这时已经在空中了，过几分钟就要低低地飞越海湾了，这海湾可比我三四十年前所想的一个小海大得太多了，有一段时间向两边看都看不到陆地。海水呈现出明暗不同的橄榄绿色，呈宽阔、明显、不规则的带状色块，有时在边上碰出白色或者黄色的泡沫：奥里诺科河和大西洋永不停息地争斗着，巨大的水浪互相挤压着。
我问：“您在委内瑞拉什么地方住？”
“哪儿都住。我的工作性质使我四海为家。眼下我是在圭亚那城。但是所有的地方我都熟，巴基西梅托、图库皮塔、马拉开波、玻利瓦尔城，甚至还在玛格丽塔住过一段时间。”
他好像很喜欢那些地名的发音，就好像是说了那些地名，那些地方就是他的了。
我说：“玻利瓦尔城原来叫安戈斯图拉，就是在那里人们最早酿出了苦啤酒。”
我觉得这个事实很是浪漫，本以为会吸引他的。他没有反应。我只好作罢，也不再想新的东西跟他说了。
接着，我们要填入境申请表了。
他说：“这玩意儿恐怕要劳您帮帮忙了。我没有戴眼镜。”
他掏出护照。是委内瑞拉的，棕红色，他拿得小心翼翼（我拿我自己的英国护照时也是这么小心，我旅行的时候，总是很紧张，唯恐给弄丢了；假如我弄丢了，我怀疑我能不能向当权者解释清楚）。他把护照递给我，我看见了他的照片，他的名字：曼努埃尔·索尔萨诺。索尔萨诺这个姓氏我是从十八世纪末叶的委内瑞拉档案里知道的。那时候可是一个响当当的委内瑞拉姓氏；不过，也许委内瑞拉到处都是姓索尔萨诺的。这个索尔萨诺的职业栏写着：carpintero④，木匠。
他收回护照，把它放到一边。他说他的护照每年都要换新的。他出差很多。头一年一本新护照花三十五玻利瓦尔⑤，三十五个“玻”；今年就要花七十五个“玻”了。两个“玻”相当于一美元。他在这个地方搞错了；美元连那一半的价值都不到；我觉得奇怪，一个人跑了那么多地方，戴着那么重的金手镯，却不懂得委内瑞拉货币的这一基本常识。
接着，好像要对我给他填写入境申请表表示感谢，也为了酬劳我没有问困难的问题，他给我看他那个塑料袋里的新唱片。它们都是印第语的灵修歌曲，有的是由一个特立尼达的组合灌制的，有的是由一个叫德罗帕蒂的女歌手灌制的，德罗帕蒂是苏里南人，即原来的荷属圭亚那。
这是他的说法：他是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同时让我知道，这个问题我不能再多问。所以，他的外表又一次起了微妙的变化，他跟我说他是什么人，就变成了什么人。尽管他并不是我原来所想的陌生人，但他在某些方面依然是陌生的，还由于他有宗教需求，我没有，还因为他对印度古代的神明以及他们那应有的仪式杂乱无章的思想（很难想象），所以就同我很疏远。
空中小姐端来点心托盘，曼努埃尔·索尔萨诺拒绝吃点心，他不吃肉，他告诉我，也不饮酒。我很感意外。我原来并没有把他当成是那种印度人。不过我并不真的相信他。我觉得他有着特立尼达饮酒的印度人的面孔——向下压着的柔软的嘴唇，深陷的双颊，一双咄咄逼人、水汪汪的眼睛。不过我接着想到他或许在进行某种修炼吧，或许他在宗教方面发过誓，也或许他这样明显外露地表现出的节制和他为家里的某个人服丧有关吧，或许他回特立尼达就是为服丧而去的。
他当然对特立尼达的朗姆酒很是熟悉。他说，他本来一直希望带一些朗姆酒回委内瑞拉的，可是最后几天他脑子一直都“很热”，他就把这茬事儿给忘了。特立尼达的白朗姆酒治感冒那可是一绝。
他说：“您蘸那么一点点抹到头上”——他用手指做了个蘸的动作，我就看见了他更多的金币手镯——“您往额头上擦那么一点点，第二天早上感冒就没了。”
我们已经把海湾抛在了后面。这会儿有一段时间了，委内瑞拉的加勒比海沿岸就在我们身下经过，其轮廓就像在一幅巨大的地图上那样，模糊不清的绿地，一片片或是白色、或是红色或是棕色的海滩，黑色的大海，一条条小河河口那小小的泥点儿。就像太空卫星向我们展示一个很显然还没有接触过的世界一样，那里的大城市也仅仅是黑点点，所以，从这架艾罗波斯塔尔航空公司⑥的飞机上看，这片西班牙大陆美洲依然像是一个新地方。
他早年在特立尼达（他在那里的名字没有给我，但我想它有可能就是亚洲次大陆上的一个名字），有过四个孩子。他在委内瑞拉叫曼努埃尔·索尔萨诺，有九个孩子，而且他们取的都是委内瑞拉的名字。
“这就像是从一个帽子里选名字一样。一个叫安东尼奥，另一个就叫佩德罗。第一个女孩儿叫多洛雷丝。她母亲喜欢那个名字。”
这九个孩子的母亲是谁呢？他说她是个印度人。他意思是说一个亚裔的印度人。“她只说印度话。”
印第语在特立尼达和圭亚那已经不再是一种活的语言了，这就意味着，曼努埃尔·索尔萨诺委内瑞拉孩子的母亲来自苏里南，也就是印第语歌手德罗帕蒂的祖国。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说：“我在家里只讲西班牙语，所以孩子们就只讲西班牙语了。”
一片新的土地，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身份，一种新的家庭生活，甚至是新的语言（苏里南的印第语说不定和他在特立尼达所听到的印第语很不一样）——他的生活本应该是充满了压力，可是他给人的印象还是一如既往地凭直觉生活，闯他的路子，没有失落或者空虚的想法。
不过，正如他说过他去过很多地方，却不知道委内瑞拉货币的币值，很是奇怪一样；所以同样奇怪的是，尽管他有着在他身体内部存留下来的农民的需要，在和印度的宗教、难以理解的神祗的概念、食品和音乐以及崇拜隔绝一个世纪之后，他不知道他那九个孩子的母亲所讲的语言是印第语，而不是“印度话”。但也许并不奇怪：他凭直觉生活，对他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非常着迷。他无法向后退一步，来评价先祖的文化；他无法获得有关它的外部的知识；这种文化将会随他死去。他将没有办法传给他的子女。他们取的是西班牙语的名字，只讲委内瑞拉语。索尔萨诺这一家人将会很不一样，关于他们不会有任何的歧义。他们将会成为委内瑞拉的那种陌生人，就像一开始我把他们的父亲误认为是的那种陌生人一样。
我想看看他的金币手镯。他摘下来递给我看。金币上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君主。他解开衬衣，让我看到更多金币：他戴着一个很重的、带一个很大的金币项坠的金项链。
他原来在委内瑞拉发现过金子：一个藏金子的地方。他是几年前发现金子的，当时他刚到委内瑞拉不久，干一些杂活，既当木匠，白天也当苦力。他们一帮二十五个人在加拉加斯市中心拆一座旧建筑。这是——发现石油之后——加拉加斯旧城大规模拆迁和重建的一部分——重建带汽车道的城市。在一个房间里，在那堵土坯墙墙洞里，他和另外两个人发现了这个藏金子的地方，发现了许多像他手镯上戴的那样子的铸有君主像的金币，还有很多他现在脖子上戴着的那种金币。那种金币是1824铸造的。金币很大，目的是要有历史意义，一种安定的说明，纪念1818年的一个事件：西蒙·玻利瓦尔曾试图建立的南美洲独立国家第一次大会。那不是一个我记在脑子里的年代：那个金币是我见过的这一宏大理想的第一个证物。
从英国君主头像的日期看，这个金子应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某个时间被藏起来了。所以离金币铸造的时间只有三十年左右，为了纪念一个旧帝国、旧秩序的终结，祝福新帝国、新秩序，就只好把金币藏起来了。在委内瑞拉及南美洲其它地方，经过一个世纪的战乱之后，这个西班牙帝国土崩瓦解了。1869年，英国作家、博物学家查尔斯·金斯利在特立尼达过冬，他报告说，没有船只到奥里诺科河的上游去；还说，只有一艘生虫的轮船从西班牙港驶向了加拉加斯的港口拉瓜伊拉；经过所有这些年的你争我斗，在加拉加斯，生命和财产还是不安全的。
正如罗马帝国崩溃时，埋藏宝贝的人们不可能懂得历史的曲折，不可能懂得进一步的人口大迁徙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把他们不熟悉的人、他们想象不到的人带过来，把他们为更加光明的日子而储藏起来的宝贝翻出来一样；所以，老加拉加斯城的那些人，在黑暗的年代，积攒（几乎肯定是通过抢掠）起许多英国君主像和金币，秘密隐藏起来；他们不可能懂得历史的曲折，使曼努埃尔·索尔萨诺过来遇到他们的金子；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曼努埃尔·索尔萨诺的先人还没有离开印度呢。
他说：“我就是这样买了自己的房子。我就不用忍受任何人对我吆五喝六的了。”
我就想知道这份好运——他倒是希望保持它，重新得到它，不希望失去它——现在和他的节制并没有捆绑在一起，或许这种节制是在发了某种宗教的誓言之后（在特立尼达或委内瑞拉，其标志或许就是一个花园里的经幡）。
我的大拇指又摩挲了一遍那枚纪念安戈斯图拉大会的金币。金币还是那么新，它那爱慕虚荣的传奇的凸出的字母还是那么耀眼。
一个奇怪的巧合是，这枚金币铸造的那一年，1824年，也是同一年，在奥里诺科河畔同一个小镇安戈斯图拉，西格特医生第一次生产出了他那芬芳馥郁的苦啤酒。在此之后的几年，委内瑞拉的局势动荡不安，安戈斯图拉大会上的诺言一扫而光，西格特医生被迫带着他的秘密配方渡过海峡来到了特立尼达。作为英国的一个殖民地，特立尼达提供了和平和商业机会；与此同时，地理上作为委内瑞拉露出海面的一块地，西格特医生的配方所需要的所有热带药草、植物和水果，特立尼达都有。委内瑞拉的安戈斯图拉镇以玻利瓦尔的名字重新命名；现在，安戈斯图拉在世界上作为一个地名而存在，并不是因为那枚金币所纪念的那次大会，而是因为苦啤酒，但却是在别的地方制造的。
我又掂量了一下那条项链，感受一下金子的重量，然后递还给他。
我说：“我要是带着这东西到处走，就会很担心的。”
他微微弯一下腰，用一个牧师举办宗教仪式，假装举起一件上衣那训练有素的迅速动作，把项链从脖子那儿滑了下去。他在他那皮肤松弛的、老年人的胸口上那四散开来、曲里拐弯的灰黑色胸毛上拍了两三下，让硬币落在他的衬衣下面，然后他扣上了衬衣扣子。
“对我来说只不过像是一个纪念品。这样子比在银行里更保险。我要是把它放进银行，他们就会把我送去蹲大牢。跟我在一起的那两个伙计就是这样子。都是黑人，不是从那些岛国上来，而是来自一个叫做巴洛文托的地方。那儿有很多旧时代的种植园，还有很多委内瑞拉的黑人。”
我在委内瑞拉的很多地方又发现了我小时候的那个小可可山谷里的植物，巴洛文托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古老的种植园工房和长得黑黝黝的黑人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都在城里工作）曾让我很感意外。可是，巴洛文托——这个词的意思是“迎风”，对我来说是加勒比海地区——也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乱蓬蓬的可可庄园，庄园里高高的大树遮天蔽日，我有一天在庄园旁边驱车行驶了好几英里，香草的香气扑面而来。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说：“那些个黑人一看见金币，就只想塞满了腰包，然后跑了。我对他们说不能这样，会给逮起来的。他们刚开始还听我的，可是接着他们就觉得，我想要他们啥东西，所以他们就只是塞满腰包，跑了。我待在后面，从从容容的。我又撬出了几块土坯，想再找一找，还真又找到了一点。我不声不响地开始装我的饭盒。三个圆搪瓷碗，一个摞在另一个上面，放在一个金属框或者叫金属笼子里，最上面有一个提手。我把那玩意儿装满了，里面还有大米饭、面包和其它吃的东西，这样子金币就不会丁零当啷地响了，我留意着它，和别的伙计们一起，继续在另一个房间里干活，一直干到下班时间。我拿着饭盒离开那个工地的时候，就像一个走在玻璃上的人，很怕摔倒了。到了晚上，我就把那些金币放到了别的地方。第二天早上，我回去上班，不声不响，不大惊小怪的，就在那同一天，我们把我们发现金币的那个房间推倒了。我只是不停地干我的活，到了下午，就有五六个国民卫队的人来了。他们像疯狂的蚂蚁一样开始搜索工地。他们也不说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但是我知道他们在找一个已经推倒了的房间。这都是那两个黑人惹的祸。您就不能相信他们所做的事儿。他们觉得他们有了所有那些个金子，就了不得了，他们就拿着那些金币去了加拉加斯最大的银行当中的一家，那里的每一个人可都是穿着西装的。想象一下吧。从巴洛文托来的黑人，穿着和他们一样，说话带着鼻音，走进那家装着空调的银行里，说他们有金币。银行里的人当然就打电话把国民卫队的人叫了过来，那两个家伙被戴上手铐，被狠狠地揍了一顿，而且他们失去了一切。”
我说：“我听说卫队的人很会动粗。”
“嗯，不错。”可是曼努埃尔·索尔萨诺话锋一转，好像转变了立场，“他们可是要和很多粗鲁的人打交道的。您要是想像个爷儿们一样回答的话，您就得拿出您手边有的东西。”
过了一小会儿以后，他说：“我儿子安东尼奥就在国民卫队里。自打他小时候，他就想参加国民卫队。”
我说：“有军装，有枪，有吉普车。”
“还有住的。这一点您可别忘了。他们能有很漂亮的营房。安东尼奥对那种东西总是很讲究。我想起来几年以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是在拉克鲁斯港，我当时在那儿建一座旅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跟孩子们和他们的妈妈开车出去。他们在海边的马路上搞某种集市。我突然听到警笛声，霎时间这辆国民卫队的吉普车就开始把我推离了马路。我停下来，一个卫队的人手里拿一把左轮手枪在汽车里跳了起来。他一看到妈妈和孩子们，这个人——已经准备用枪托打我了——一下子很不好意思，很是迷惑。他说：‘Disculpe，disculpe，seora⑦。对不起，对不起，夫人。’他又跳了出去。有几个星期，安东尼奥把那件事搞成了一个游戏。他在院子和房子四周到处跑，假装拿着一把枪，说着：‘Disculpe，disculpe，seora。’”
我们此时在沿海上空低空飞行。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看着窗外，留给我梳着辫子的侧影；沉默了一阵子之后，他说：“这孩子这些日子让我不省心啊。他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麻烦。”
“国民卫队里的那个儿子？”
“是啊，安东尼奥。我的意思不是‘自找’麻烦，但是很严重。这件事呢，我又帮不上他的忙。大约是两年前吧，他开始跟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同居了。我知道是他的第一个女人。他对这件事很不好意思，不过呢，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想让我知道了，我就过去看他们。那是在奥里诺科河边上的一个镇子上。这女孩子年龄很小，个头也很小，是皮肤很好的那种委内瑞拉人的类型。有十五六岁的样子吧，那是我的想法。我在那儿的时候，她对我充满了尊敬，说话并不是很多，跟您说老实话吧，我那时候也太害羞了，就不敢死死地盯着她看。到了我该离开他们的时候，她走过来，亲吻了我的脸颊，而我就把手放到她肩膀上。不，不是她肩膀上，是她胳膊的最上面。这一下我吃了一惊。她的身板儿一点儿都不柔软啊。她身上硬邦邦的，就像个男人，而她个头儿又是那么小。这件事儿，我比其它任何事情记得都牢，我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件事，心里一个劲儿犯嘀咕：‘他们让这个可怜的姑娘过的是啥样的苦日子啊？他们都是让这个小姑娘干啥活儿了呀？’我到家以后，孩子的妈妈问我：‘你觉得这孩子咋样？这孩子还行吗？’她指的是那个小姑娘。我说：‘帕尼奥尔那一类型的。’别的我啥也不想告诉她。”
“接下来，那通常的事情就发生了。我说通常，可是这事儿要放在您身上，那就不通常了。一天，安东尼奥在办一桩杀人案。他必须到城外面很远的一个牧场去，养牛的牧场，都是外国人呐。安东尼奥很讨厌那个地方。他们建那些很大的水泥牛棚，占用所有那些土地，天又那么热，他们把牛圈弄得很挤，他们就喂牛吃鸡屎和磨砾石。这样的地方不出杀人案才怪。安东尼奥本来一整天都该在外面的，可是出了点事儿，他下午早早地就回来了。
“现在让我告诉您，这个镇子上有一个叙利亚人。这个叙利亚人住在楼上，不过呢，他还有一座‘昆塔’，也就是一座带一小片土地的房子，就在镇子的外面。就在安东尼奥回到镇子上的时候，他看见那小姑娘正和那个叙利亚人离开那座昆塔。他一见那阵势就气不打一处来，就像是有人把一袋面粉砸到了他脑袋上似的。
“他要是回家可是受不了。他就去了局子里，在那儿逛荡了几个钟头，然后他才回家。这会儿，那姑娘在家呢。她在院子里。她在一个敞亮的棚子下面，棚子下面是水泥地板，吊篮里种着蕨齿类植物，花盆里种着花草。这地儿又漂亮，又凉快，她就在那儿洗衣裳，有时候他们也在那外面坐坐。她这会儿在侍弄那些花花草草。他啥话都没有跟她说。他只是在院子里停住了脚步，站在那大太阳底下，看着她，只看着她的脸，并不看她在干什么。她一看他，就知道她大祸临头了。
“她离开花草，朝屋子里走去，朝厨房走去，他也去了那里，他在厨房里坐下，这会儿看着餐桌。她离开厨房。他站起来，拔出手枪，跟着她。他跟着她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从厨房到客厅，到卧室，到走廊上，等着他手指扣扳机那一刻。她并没有设法从屋子里跑出去。感谢上帝。否则的话，那手指头早就扣了扳机了。然后她不再走了。他走上前去，走到她面前，她冲他尖叫：‘你不知道这些叙利亚人喜欢利用小姑娘们呀？你干吗不去宰了他呢？’
“这话像刀子一样割着他。‘利用’、‘小姑娘们’——这些话把他割得七零八落。他很伤心，感觉傻乎乎的。他知道他不忍心杀了她。他去了那个小卧室，军装也不脱，就在床上躺了下来。窗户大开着，半个窗帘几乎没有风吹动。天还是很热。他感到很平和，立马就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天快黑了，他觉得他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他就那么躺着，闻着一个邻居煎鱼的味道。他感觉很平和，闻着那种味道，听着四邻八舍房子里传来的小小的声音。那些声音听起来似乎是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等他更加清醒了一点儿，他知道他之所以感觉平和，是因为他没必要毁了他的生命，或其他任何人的生命。他啥都不用做。
“他起床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屋子里很黑。他只是看着邻居家照过来的几盏灯。院子里很黑，外面的棚架很黑，蕨齿类植物长在吊篮里，还有那些花花草草，水泥地上放着几把椅子。厨房里啥饭都没有做，外面也没有一个人。他独自一个人在这座房子里。那姑娘不在那里，她走了。他开始穿过房子，转来转去，他没有点灯，只是在黑暗中走。
“他去了洗手间，然后他出来，来到黑暗的院子里。他走来走去走了一会儿，然后他挺直腰杆儿，抻抻军装，拍了拍枪套里的手枪。他钻进汽车，开车去了镇中心，来到河边那座很大的公园。
“那条河在公园的一边流着。那个叙利亚人的商店在另一边的一条马路上。那条路有一条带拱廊的人行道，道旁有水泥柱子，柱子上贴了很多广告，一张上面压着一张。那是一个很长的商店，有两个很宽的出入口，不过，这一天晚上，有一个出入口关上了。安东尼奥走进店里，看见那个叙利亚人远远地就在柜台的一端，像个警察一样站在挂着廉价的布结子的货架前。他正站在一盏昏黄的电灯泡下面，跟他欺骗的人们说说笑笑。
“安东尼奥端详着那个哈哈大笑着的人，心里对自己说：‘现在你继续笑吧。你很快就不笑了。’他检查了一下，手枪就在那里，在腰上别着。他没有把枪掏出来，因为这一回，他是不会等着它走火的。这一回等他把枪掏出来的时候，它就要派上用场了。他开始从开着的门向里面走去。那个叙利亚人转过身，当他看到那身国民卫队的制服的时候，他的表情就有点儿尊敬了。
“安东尼奥在心里开始对那个叙利亚人说：‘好啊。你表现出了尊敬。可是，只表现出尊敬是不够的，我想要看到你眼里恐惧的神色。当你开始求饶的时候，我要看到你的眼睛。就是这个时候，我就要送你回老家了。’
“那个叙利亚人认出了安东尼奥。他并没有大惊失色，看那样子也没有被吓住。他看上去很恼火。接着他恨恨地看着安东尼奥。这一下反倒把安东尼奥弄糊涂了。那阵势就好像那个叙利亚人不明白那一刻有多么的严肃。可是，店里的人都明白，他们不再说话，给安东尼奥让开路，让他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他走上来，走到柜台边，那个叙利亚人此时鄙夷地看着他。这一段时间，那个叙利亚人始终都一动不动。
“这时候，一件好笑的事儿发生了。安东尼奥在心里头不再对那个叙利亚人说话了，他开始对自己说起来。‘这家伙为什么这样子鄙视我呢？一定是有人跟他讲了啥话了。既然这家伙心里对我充满了鄙视，我就不能送他回老家。那姑娘一定是告诉他啥东西了，给了他压过我的力量。她都跟他说了些啥话呢？’他脑子里飞快地掠过各种各样私密的事。力量从他身上流出去了，他站在那里，站在商店里，开始感到很冷。他开始觉得他要哭了。那个叙利亚人说：‘啥事儿，老警？’叫他老警就是要当着其他人的面侮辱他，尽管他穿着军装。安东尼奥只能转身离去。
“不管咋说，接下来的几天他挺了过来。他给我捎了信，要我过来看他。我见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整座房子都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那只是我第二回看见那座房子。头一回他们住那房子里，在我看来很美气。那姑娘穿着漂亮的衣裳，是正经人家那样子。现在她不在那儿了，我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使我想起她。院子里的小棚子，种着花花草草和蕨齿类植物，都使我想起她。就是在那里，我们在外面坐着，喝茶。
“所以，当安东尼奥跟我讲了这件事的时候，我本人打内心深处跟他很有点儿同感。他说，他觉得他必须离开国民卫队——他心里头给砸了个稀巴烂，现在是再也干不了那种工作了。他哭了起来。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些啥话。虽然说我心里想那个姑娘，跟他很有点儿同感，可是，我没有那样的经验跟他说些什么话。我没办法告诉他该咋样办才能让人们喜欢他，或者才能跟他待在一起。
“我是在旧时代长大的，成长的道路不一样。那时候，老辈儿人会给你关照那方面的事儿。我二十二岁的时候——那时候正是战争年代，我正在库穆托⑧的美军基地工作——一个礼拜五我回家过周末的时候，我父亲只是对我说：‘你他妈长得太大了。早就该娶个媳妇了。我给你瞄上了一两个女孩子。我这就去跟她们的家人说合说合。’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在基地给美国人干活，啥活都干，算是个大人了，可是我还没有长大到跟我父亲说“不”的年龄。我这还没有转过身呢，我就有老婆了，就开始有孩子了。那就像是顺理成章该有的事儿，就像是有人给我的一样东西。这玩意儿我并没有出去找。
“您会说我在那里砍断了，到这里就打碎了，之后呢，那样的事儿就又发生了。我那时候在马图林⑨过着一种逃亡的生活，我常常跟这一家印度人一起吃饭。我从来不会跟他们的闺女说漂亮话。我差不多根本就没有跟她说过话。不知咋的，我就那么搬过去跟他们一起过了，然后她跟我搬了出去，而大家伙儿都同意，谁也不多说啥。而且我必须告诉您，直到我们开始住在一起，我从来没有碰过那个姑娘。
“好笑的事情是，等孩子们开始长大的时候，我对男孩子们并不像对女孩子们那样操这么大的心。我们在这儿啥都不能给他们安排，而他们呢，不想要任何那样子老式的东西。他们想要的是摩登的样式，选择他们自己的，可是您知道，女孩子们有多傻。一番甜言蜜语，她们脑袋就转向了。一旦女孩子有了孩子，那可不是她能拿回去的东西。好也罢，坏也罢，就是她有的东西，她的生活就得朝着那个方向走。不过呢，多洛雷丝和另外那个女孩儿还好。她们模样长得还周正，给她们提亲的还真不少，她们就可以挑挑拣拣，这样子她们的终身大事就定了下来。我知道别的女孩子们也不会错，因为给她们树立起好榜样了。
“男孩子们可就不一样了。女孩子们可以坐着等，男孩子们就得出去找。他们必须以新的方式成为男子汉，而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在我这儿没有榜样可以学。他们只是模仿外面的人，实际上并不明白。这事儿对他们另有一层难度，因为他们一直还有老式的害羞，都是从我这儿继承的。
“对安东尼奥来说，进国民卫队可比得到那个姑娘容易。可是他对这件事很害羞，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告诉我。他并不是在耍滑。他并不担心那个姑娘。他只是很害羞。他觉得，这样子就是对我不尊敬，看上去就像是跟我竞争似的。
“他告诉我，我就去看他们了，我当时也他妈的害羞得不得了，我都不敢让自己正面看那姑娘的脸，安东尼奥也是害羞得不得了，他假装几乎不认识那姑娘。唯一不害羞的就是那姑娘。我事后想，我对那姑娘所有的了解，就是我所见到的，那姑娘实实在在就是个陌生人，安东尼奥对她了解得也不多。我现在感觉，我和他在那个房子里谈话的时候，这就是他深陷麻烦的一部分原因。
“我们一天都在谈，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我们谈啊，谈啊。同样的事儿我们说了十遍，十二遍，接着我们从头开始再来一遍，他是那样的焦灼不安。
“我告诉他，那天他的手指没有扣扳机，然后从那个叙利亚人的商店里走出来，是上帝和他在一起。我告诉他，他实际上对那姑娘并不了解，所以他不能说什么羞耻啦，丢人啦。他只能是觉得他跟她犯了错误。下一次他就不会犯错误了。那姑娘自己可能已经犯过错误，那个叙利亚人也是。出去在陌生人当中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的。我的感觉是，最后，真正该是你的，你就会得到。
“我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你和你们这一代人在你们的人生中寻找的那种激动。你们这一代是现代的方式，我得告诉你，为了它，为了它所给你的自由，我都有点儿嫉妒你了。但是，如果你想要这种激动的话，你就要付出代价。别的人一定也有他们的激动和自由。你不能把它们都束缚住。你不能开始想啥公平不公平。你一旦开始寻找这份激动了，你就要把公平不公平这种想法打消了。’
“所以，我们就在黑暗中坐下来，坐在有蕨齿类植物的花篮和花草的棚子底下，谈啊，谈，我搜索枯肠找东西跟他说，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半真半假。
“一直有人从马路上经过。他们就像是别人家的灯光映衬出来的影子。我觉得这会儿啊，他们当中有些人听到了风声，他们知道，这个国民卫队的人和他父亲坐着，在谈那个小姑娘和那个叙利亚人的事。我觉得我能说清楚人们都是啥时候知道的。他们并不想看，他们走路仿佛是他们不想弄出任何响动。他们对待那座房子，就好像那是一座病房。没有人笑话。人们的这一面是我从来都不了解，或者是从来都没有理由寻找的，这使我对他们很欣赏，很尊敬。
“我感觉，我们说着话，安东尼奥越来越疲乏，他开始镇静下来。但时不时地他就挺不住了，说他还是得离开国民卫队。我这会儿并不真的相信他的话了，但与此同时，我有一种感觉：只是因为我很看重他的忧伤，因为他更镇静了，还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从邻居们那儿获得了所有的同情，他或许就想显摆显摆，做一些出格的事来。我觉得这是最危险的时刻。
“我就告诉他：‘我给你做一些祈祷吧。’
“这个想法是突然冒出来的。这话我一说出来，就知道这话我说对了。他知道，我脑子里有些很特殊的祈祷词。他对这些祈祷词知道得并不多，但他知道，这些祈祷词对他妈妈很重要，我也很看重这些个祈祷词。
“我对他说：‘我要你答应，直到我给你做了这些祈祷，你什么事都不能做。’
“他啥话都没有说，但是我感觉他是同意的。这样一来，压在我心头的重压，卸了下来。”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打算做的特殊的祈祷词就是印度教经文上的教义。做这种祈祷要求有一个有学问的行家用梵文（或者在这世界上这么偏僻的角落能算作梵文的东西）诵经，坐在一个低矮的、装饰好的土祭坛前面，祭坛上面插一棵小香蕉树，要有白糖，经过提纯的黄油，在香气扑鼻的油松火上燃烧：这些是生育能力和牺牲的古老象征。这样的祈祷在委内瑞拉是没办法安排的：曼努埃尔·索尔萨诺就只好回特立尼达，他在特立尼达早年另有一个名字，只是现在没有人叫了而已。他就是在做完了那些祈祷之后回国的，他自己的心灵刚刚得到净化，不吃肉，不饮酒，带着那个酒椰纤维篮子作纪念品，篮子里放着一罐罐、一瓶瓶的腌酸橙、腌芒果和辣椒酱；还带着那些印地语修灵歌曲的唱片。
他说：“我希望我回来不会遇到大新闻。”他用他那戴着手镯的右手重重地捶了捶胸口。“我没办法告诉您，我觉得我要为我在这里的好运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现在，我们身下这些东西越来越近了：那多风的、灰色的、白色的大海，那一个个居民楼街区，海和山之间那条细长的平地上飞机场长长的跑道，那伤疤一样斑斑块块的红土地，几十架黄色的掘土机，委内瑞拉艾罗波斯塔尔和阿文莎两个国内航空公司那许多白色的小飞机，很长的机场大楼旁边停着的五六架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委内瑞拉经济大增长，在加拉加斯（要经过那些从山里穿过的长长的隧道才能到达），在更奢华的商业中心，一件衬衣能卖到一百美元，而这个时候在纽约，一件五十美元的衬衣就已经是奢侈品了。
我们在不同的通关处排队。他是委内瑞拉人，很快就通过了。他等我，他梳着小辫子，提着那个酒椰纤维纪念品袋子，很是引人注意。
我向那个移民局官员走去，他拿我的入境申请表冲我挥了挥。他正要说什么，这时一个同事叫他；他回应了一声，随意在我的表格上写了些什么，在上面盖了章，又在我护照上盖了章，挥手让我往前走，他就离开了他的办公桌。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抬了抬下巴，问：“他在您的文件上写啥了？”
我看了看。我原来没有写我的职业是什么——这部分只是一个疏忽：那时候，作家就是有嫌疑的人：有些游击队一直在误用这个词。在职业一栏，那个思想不集中的官员写了“Ejecutivo⑩”：总经理。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说：“您看出来这个国家为啥是个伟大的国家了吧？您表现出是啥，他们就按啥来对待您。您咋样尊重您自己，他们也就咋样尊重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带这样的。”
一个国民卫队的人在看我们。曼努埃尔·索尔萨诺注意到了，他略为调整了一下行为举止，表明当权者的两边他都拥护：友好地表示对那身军装的认可，同时稍稍晃动一下肩膀，表示对军装的顺从。
在海关大厅里，他说：“但是您应该小心一点。我们这里可是有几个游击队的。安东尼奥有两三回都跟他们发生了枪战。有一个家伙在他的身份证上写上Director Ejecutivo?，首席执行官。哪儿呀，吹的呗。消息传开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就在他要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去上班的时候，游击队员开车上来，把他给抢走了。一个colectivo，就是一辆那种很小的私营小巴，小得您要弯腰才能钻进去。大家都忙着你争我抢的，小心碰了头，所以没有人注意。当他们发现他身后没有大公司给他交赎金时，他们就把他枪杀了。在这个国家，您得懂得怎样管好您自己。”
又回到家了
我去的第一个黑非洲国家在东非。我那时候三十岁刚出头。我跟当地那所大学多多少少有些联系，镇子边上有一个政府大院，院子里风景优美，我就住在院里一座低矮的小平房里。院子里住的大多数人都是外国侨民——这些外国侨民中又以英国人居多，还有几个美国人——他们以各种方式为政府效力。有的直接受雇于政府；有的（像我）是由外国基金会或资助机构派出来的。这个国家刚刚独立，被认为是很革命的，可是这个院子还有一种殖民地的感觉。这使我想到特立尼达油田上那些外国侨民居住的大院，这座院子有可能是在同一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规划出来的。
这两个地方的平房和套房都很不起眼。但这里的环境——那许多英亩风景优美的土地——使得这两个地方有了特殊性，暗示着隔绝和特权。这片地上那杂乱无章的当地的灌木丛好像都给砍光了。院子里没有篱笆墙，没有露在外面的粪堆，没有垃圾，没有一片片明显的荒地。房子之间的空地上都种上了草。当地的每一种树木和灌木丛，桂皮啦，椰子树啦，凤凰树啦，木槿花树啦，在外面不管有多普通，但在这个砍得光秃秃的院子里，都有一种额外的、异国情调的美。
特权思想——或者叫保护的思想：几乎是同一件事——是不错的。这座东非的院子就像是这个国家中的一个小小的福利国家。生活中有一个完整的方面我们是不用操心的。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管理这些套房和平房。负责维修、更换设施、处理投诉。虽然这不是官方合约或官方问题的一部分，但来到这里的几乎每一个人不久就配备了一个仆人或童仆，这些仆人或童仆很习惯这个院子里的种种方式。
我刚一开始对这些仆人感到很不好意思。有这个想法本身我就感到尴尬：东非的黑人仆人们——很多方面是定居者的国家，同时也是游猎国家——有太多的联想都是从书本和电影里得来的。但接着我就看到，院子里的大多数人，甚至是仆人，都过着不自然的生活。每个人都表现出一种风格——在某些方面和牛津大学一个学院的风格一样正式——而这种风格在外面是不存在的。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到，这院子里可能本来一直都是这样，甚至在殖民时代就是如此。
由于院子在镇子的边上，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出租车，我就必须有一辆汽车。我不会开车，自己弄一辆汽车开也没有信心，我就只好雇了一个司机。要是有一个人能给我开车、做饭、照看我的小平房，那就方便了，可是，在这个院子里，事情不是这样办的。我就只好用了个专职司机。
早饭刚过，那人就来了，很是体面，穿得很整齐，裤子烫得棱角分明，穿着干净的衬衣，皮鞋擦得锃光瓦亮，他问我这一天的计划。大多数时间我没有外出的计划。我当时在平房里工作。所以他就坐在厨房里等着，每当我经过敞开的门道时，他都先是抬头看看，然后害羞地低下头去。他后来喜欢带连环漫画书、杂志，再后来带正经八百的书到厨房；他写信。有时候我上午就打发他回家待一天，可是几个小时之后我又想出去了。大院的生活，虽然有其特权，但也有其复杂性。
仆人和司机都是摩西·卢伯罗给我找的，他给跟我隔几座房子的一对英国夫妇当童仆。卢伯罗是个身板很重、动作缓慢的人，长着一双明亮的、滴溜乱转的眼睛。我有时候看见他嘴里叼着晾衣夹，往外面晾晒婴儿的衣服。婴儿的衣服！卢伯罗的重要性可不止于此。据说，他控制着院子里的童仆们。他在外面，在附近，听见或看见我的汽车来了，他就缓缓地扭过脖子，慢慢地转动眼珠，想想汽车，想想我，想想司机。仿佛是他脖子的肌肉有什么毛病，但是，这也可能是他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他在留意事情。
他身着标准的白色童仆服装：短袖衬衣和短裤。从远处看这身打扮使他看着像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当你走得更近些，他的容貌就变了：那胖乎乎的男孩一点儿也不是个男孩子。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中年男子；从颧骨到嘴角有着深深的纹线，一皱眉额头上满是皱纹。那大肚子——使他的白色短裤的腰带起了皱褶——并不暗示着柔软。它暗示着力量、权威和自命不凡。走近了，他那样子并不友好；他端着一种部落权威的架子。他的姓氏表明，他来自非洲大陆的中部；一个祖辈或者更远的先辈或许跟着一个阿拉伯商人或者印度商人沿海岸而下，就在那里上了海滩。
控制住大院里的童仆就是有了权力。这里的工作和镇上的工作相比，工资更高，每一座平房或套房都有维护得很好的“住处”，即一间仆人房；镇上的很多人都会喜欢那些住处的。随着外国侨民来来去去，还有买卖外国侨民弃之不用的东西这一整套系统。童仆们在其它方面受到控制。我自己的仆人买了一辆破烂不堪的旧自行车，一切都是卢伯罗安排的（通过卢伯罗借钱买车，还买了一副并不适合的白边塑料墨镜跟他的新自行车风格相搭配）。
这个国家是个暴政国家。不过在那个时代，没有很多人在意。非洲刚刚开始独立，总统的名声是一个好人，在使用其权威只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外国侨民中有一小部分认为他们自己在为这个事业作贡献。这是吸引他们到这个国家的因素之一。他们喜欢接近权势人物，喜欢他们那简单但有保护的大院生活，尽管他们必须配备童仆，这件事使他们忧心忡忡——他们常常谈论这件事。他们有些人甚至喜欢外面物资短缺、生活俭朴、对人民纪律严明的思想。他们认为，在形势好转之前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应该防止村子里的人迁徙到首都来，这个政策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城市人口就不会增长，人们就不会受到城市生活腐化堕落的影响，乡村就比较容易集体化，就比较容易回归到传统的非洲式的社会主义。我现在觉得，对这些外国侨民来说，大院生活提供了类似于其它地方给别人提供的静修生活或者宗教团体生活：解放，新的僵化体制，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珍爱。
摩西·卢伯罗控制着童仆们，而理查德则留意着外国侨民。理查德是英国人，一个三十多岁、身材颀长的男子，使用一副象牙烟嘴。当他觉得有人要误入歧途了，就请他们到他的套房里吃饭。他的工作单位是计划部门，但他在大院里更大的名气是：当外国报纸杂志刊发有关这个国家和总统的批评性文章的时候，他就给这些报纸杂志写信。他写信不是以一个官员的身份，而是以个人身份写的。他写道，社会主义是一种简朴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本身就是它自身的回报。他会说：“一个贫穷的非洲国家为什么就不应该发展其自身品牌的社会主义呢？”他会这样谈论总统：“他也许不会使他的国家比他缔造这个国家时更加富有。然而，衡量成功与否不仅仅有一个尺度，而这位非洲新人将会由于按照他自己的最高原则进行统治而深感满意。”
理查德举止从容，有一种自嘲的模样，这会使您觉得他半是站在您的立场上的，您可以就他所写的东西和他开玩笑。其实您不能。他没有一丝幽默感，跟他不同的观点他简直就不能理解。
一天下午——那天我已经把司机支开了——我把车开出去，练车。我走的是去机场的那条路。这是首都周围的道路中人和车最稀少的路。它不穿过村庄，有很长一段路都是笔直的，非常漂亮。在这段路上开了几英里之后，我看见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人骑着一辆摩托车朝我开了过来。接着，我看到还有一辆摩托车上另有一个穿制服的人。这两个骑摩托车的人在打手势。他们甚至好像是要从摩托车上站起来的样子。等他们走近了，我才看见他们原来是在冲我打手势。很显然，他们对我是火冒三丈；还有一点也显而易见，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赶我下路。我平安无事地把车停在路边上。那两个骑摩托车的人后面是一辆很大的黑色汽车，后座上坐着两个人，穿着露肩式非洲服装，其中一个男人是总统。后面跟着一辆小一点的汽车，小汽车后面又跟着另一辆摩托车。
几天后我看见理查德以他那一贯麻利的方式在院子里散步。
我说：“那一天，总统把我从马路上赶了下来。”
他脸上那一成不变、毫无意义的微笑霎时间消失了。他脸色变得很严峻。“这件事你是瞎编的。你知道你是瞎编的。那种事情总统是不会做的。”
“我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以前从来没有在路上遇到过总统。”
“当然了，你想写什么你就可以写什么。你有那种自由，而且你知道你有那种自由。在这里的南非流亡人员肯定会对你的讽刺文章感恩戴德的。”
他自己说话都冷嘲热讽。这个国家向南非的政治流亡人员提供及时的避难，在我们大院里就有好几个。他们形成了卓尔不群、沉闷压抑的群体。他们当中有几个是黑人，但更多的是白人。这些白人是不快乐的，是受到损害的人。他们或许是因失败而受到损害，也或许是因为流亡而有了那种郁郁寡欢和残缺不全，而这些总是在那里，在他们的性格当中，隐藏在他们的政治事业的下面。我以前从来都不认识革命者，我琢磨，这些革命者会是什么模样，我有的仅仅是剧院里得来的概念。大院里的这些人——我都是隔着一段距离看见的，而且我发现很难结识他们——并非是胆大包天，凶暴残忍，满怀信仰。他们更像是经庸医之手治疗过，转错了弯的人，更像是不知怎么的，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总是在跟他们自己的魔鬼打交道的人。
这个国家充满了一种特别的仇恨。那是对亚洲人或印度人少数族裔的仇恨，这些人分布在东非其它地方，主要是生意人或开商店的，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群体。
沿海地区和印度自古可能就有联系。当初给瓦斯科·达伽马?指路到印度的是一个东非的领航员。维多利亚时代的探险家斯皮克甚至出版过一张地图，据说是根据古老的印度文文本绘制的，对乌干达的河流、湖泊和山脉都给出了梵文名字。沿海地区混杂的斯瓦西里语文化中应该含有印度文化的因素。可是，人们脑子里没有装这种历史；而遭到仇恨的亚裔群体是来得更晚一些的群体，他们是在英国统治的半个世纪左右过来定居的。
这种仇恨表现在报纸上，在国会中，在这个大院里，在大学里。这种仇恨是公开的，是得到官方允许的，而且不会遭致报复。外国侨民兜售这种仇恨，以表现他们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忠诚。有些政治人物把它视作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给它蒙上了一层教条的光彩。
有了关于进口和外汇的所有这些条条框框，亚洲人商店的生意就足够惨淡了。不用费什么劲就能看到，在背后，这些开商店的人还在进一步不断遭到掠夺，掠夺他们的是官员们、总统所在党的党内要人、敲诈者、英国及其它地方的金融公司的人，这些人习惯于把金钱转移到国外去。这些开商店的人要么是印度教教徒，要么是伊斯兰教教徒，都很恬淡寡欲；这是这两种宗教的天分。他们不怨天尤人，他们对外人可不想发牢骚。那些商店都是些黑暗的木头盒子或水泥盒子，却招致这样的仇恨；而它们的伤心事从精神上似乎离那大院子里风景秀丽的土地相隔着一个世界，离那座新建的大学那甚至更加富丽堂皇的校园相隔一个世界，这座大学当时是用外国援助的资金建起来的，似乎说明了外国对总统所作所为的首肯。
众所周知，总统在他早年的政治生涯中，曾得到过亚裔族群中一些人的经济资助。总统出席亚洲人的某些仪式时，他本人有时候也提这件事。有一天我遇到了这其中的一个帮助过总统的人。他有六十多岁，身子很重，一脸的病容，过去过着积极活跃的生活。他出身于商人家庭，这一家人在世纪之初移民到了东非。他没有循规蹈矩地进入家庭企业经商。他是一个律师。或许是由于和家庭方式的隔绝，以及他自己的遗世独立，他比我在印度或东非遇到过的多数印度人都更有一种战前东非的种族残忍性的标志。（刚开始哪怕是在这座革命的大院里，在关于童仆、童仆们的制服及住处的规矩上，使我感到不安的就是那种残忍性扭曲的回声。）战前那些年他的日子过得尤其艰难，当时他觉得自己处在东非殖民地和印度殖民地的耻辱的夹缝之间。印度独立之后，他全身心投入到了东非的事业中来。总统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认识总统了，那时候他就已经很有名了，就已经有人说他是个领袖了。他那时候对总统一直都很敬仰；即使是现在，他依然敬仰他。
在他谈过了总统统治的过分之处——乡村里的残暴行径，对亚裔族群的骚扰，新闻审查制度，对大学生的严格管制——之后，他谈起了他所敬仰的总统的素质。仿佛尽管他刚才说了这一切，但他已经找到了个人的支撑点及和解点而释然。大院里有三四个这样的英国人，不老，有一两个和非洲有某种亲戚关系。他们热爱非洲，爱这里的风景、各族人民，爱宗教的种种神秘性，爱这里的动物，爱这里广袤的空间。他们无法在别的地方生活，他们不管政治制度如何，他们都打算待下去，允许他们待多久就待多久。
我想，这位印度人律师正要把我带到这样一个支撑点，从这里他能越过当前总统统治的过分之处看到未来。
我对他说：“可是，以后几年您打算怎么过呢？”
他从容不迫地说：“我每天都会尽一切可能，把我拥有的每一个先令都转移到国外去。”
律师积累财富，并非没有他的家庭感和种姓感。但他已经变成一个远远超出他的种姓的人。他已经把他对信仰那种慈善的冲动——和荣誉及美好生活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化作了一种终生的政治理想。他心里非常清楚，把他所说的话付诸实施，就浪费掉他所剩不多的有生之年。然而，他说话却是认真的。这个国家的形势外表有多糟糕，实际就有多糟糕，出于绝望和了解，他谈到自己百无一用，在他这个年纪很难忍受。
教育是免费的，这所大学里的大学生大多是他们家或者是村子里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他们把村子里的某些习惯带到了校园里来。他们能一脸严肃、神情忧郁地喝酒，一喝就是两三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一从政府那里获得每月的津贴，就大喝一顿。他们睡觉时房间里亮着灯，因为他们不喜欢在黑暗里睡。学生宿舍楼里彻夜灯火通明，外人还以为这所新办的非洲大学里的学生不分昼夜地学习，以迎头赶上呢。
事实上，一些学生把新鲜而犀利的思想带到了大学里来。正是在这所大学里，他们通过所接受的政治训练：学习总统的思想和他的非洲社会主义原则，学会了做到枯燥乏味。这就像是人们把他们从村子里带到大学里来，重新加入教会，重新加入部落，给了他们新的禁忌，使他们从狭隘的意义上重新变得服服帖帖，俯首帖耳。最后，成功的学生就是适合的，就准备好为总统为国家效力了；而这就是非常好的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别的谋生之路。
这就是他们必须表现出他们所具备的未来。有外国学者讲学，他们学会了讲课期间集体出走。他们没几个人能说清楚为什么；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那个团体的头目发出了信号。从外国老师的课堂上集体出走，这是一种形式的侵略，外国侨民们对此议论纷纷，它似乎是为这个暴政国家所自我标榜的一种思想提供了佐证：这个国家在总统的领导下迅速发展，但对这些学生来说，发展得还不够迅速，他们就变得急不可耐，就变得非常愤怒，就推动总统采取更加革命的立场，这几乎是违背总统的意愿的。
学生们不断游行示威。他们示威反对南非和罗得西亚?。他们示威反对那些非洲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批评总统。他们现在越来越多地示威反对当地的亚裔族群把钱汇到国外去，在榨干这个国家之后。政府办的报纸报道这些示威游行，但与此同时也发表社论，呼吁学生要表现出克制；但是我有时候感觉到，报纸所报道的游行示威并没有举行。
两三年前，总统曾从伦敦请来一个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当顾问，就社会主义重构以及把半殖民地半非正式的非洲经济统一起来献言献策。现在，人们盛传，另一个外国顾问就要来了，要看看控制资金外流的方法。每当总统要做激进的事情或者是困难的事情，或者是要扩大自己的权力的时候，他不喜欢显出依照自己意愿行事的样子。他喜欢表现出他只是在跟着好的社会主义先行者学习，接受声誉良好的国家来的声誉良好的人的建议。
一天，理查德在大院里的小路上拦住我。他带着一脸的假笑说：“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布莱尔的人？他就要到这儿来了，让我们大家都遵纪守法。”
从理查德的口气，以及他明亮的眼睛，我能猜出来，他在谈总统的新顾问。
他嘴里咬着空空的象牙烟嘴，向上挑一挑，向下挑一挑，再向上挑一挑。“他是从你们那个地方来的。大家都说他跟你一起上的学，曾经当过部长，现在是一个巡回大使。很快你就没有秘密了。”
现在，我当然知道那个名字了。我和布莱尔没有一起上过学——这个说法的这一部分歪曲了事实。不过他的名字却是一个从我成人生活之初就知道的名字：1949年，我们有好几个月都在西班牙港的红房子里一个政府部门工作。我当时拿公务员当玩儿，而他却是完完全全、正经八百的公务员。
我是一个临时二等文书，一个抄写员，在凭我赢得的奖学金去英国，去牛津大学之前，在填补时间，挣一点小钱儿。他在那个部门是一个新的老资格文书，一个个子高高的，一脸严肃，一路爬上来的黑人。上午或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有时候过来坐在我身边，坐在我的桌旁，检查或者在我写出来的证书上面签上他名字的首字母。
他比我大十多岁，而在特立尼达，那个年龄差距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他出生在更黑暗的时代。他的教育不像我那样是一直向前的。他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他家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地区，所以他开始上学很晚。这一晚不要紧，他在教育制度里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他不得不上很差的小学，然后上那些几乎没有资质的人开办的“私立”中学。他上较好的学校年龄总是太大了，他从来都看不清前面的道路，而我从小小年纪前面的道路就看得很清晰：小学，凭奖学金上一所中学，然后获得到国外上大学的奖学金。他一直都要摸索自己的道路。在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就在战争之前，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他的前途还是很有限；高级的职位都是给英国人留着的。
那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当时还不到三十岁，但已经是老资格的文书了，比他进入政府部门时想象得要高。他打算再高升一步：大家都知道他在攻读一个伦敦的校外学位。然而在办公室里，我却是被大家看好的拥有真正未来的人：牛津大学，在更广阔的天地里获得一个职位。布莱尔好像也是这么认为的。说不定他觉得，要是在另一个环境，他的机会或许就更像我的了，不过他对我没有表现出不满。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特立尼达——在战后完全对外开放之前，而社会还有着浓厚的殖民地色彩——获得奖学金的人受到人们特别的敬佩；他们几乎和板球运动员一样受到人们的敬佩。布莱尔对我表现出了这种敬佩。
而接下来的几年之中，对我们来说，情况就扯平了。想当年在西班牙港的红房子里，我在国外的生活，想一想都觉得壮丽辉煌；但最后我的生活陷入困顿，捉襟见肘。我的事业过了很多年才开始。我不得不从零开始学习写作，几乎就像是一个人在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手术之后，不得不重新学习走路，用身体走。然后，哪怕是过了十年，我都没有安全的感觉，总是在为下一部书，然后再为下一部书找材料而牵肠挂肚。
反过来，对布莱尔来说，刚开始时他的世界是那么的逼仄，不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的第一本书甚至都还没有出版，一个不久就要独立的特立尼达的解放的新政体已经来了——在紧挨着红房子的老英国、西班牙殖民广场上，晚上不断地集会，就像是宗教聚会——布莱尔一升冲天，从我认识他的那个政府部门出来，完全从那种政府雇用中出来，走上了部长的职位：旅行，当大使，派遣到联合国，而今要为总统效力，报告资金外流的情况。归根结底，他毕竟是生逢其时啊。
“你很快就没有秘密了。”理查德说过。他说这话没有什么意思；他只是在使用词藻，要表现出他说的话弦外有音。这就像是他那一成不变的微笑，实际他根本一点儿都不笑的。不过，这一次他的笑有了一点儿血色：他有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被他这条消息弄得很尴尬。
自1950年以来我就没有见过布莱尔，而且我现在也不想见他。我不喜欢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黑人运动早年间那近乎宗教般的兴高采烈很快就让位于最简单的那种种族政治了。在特立尼达，这就意味着是反对印度人的政治活动和连续不断的反对印度人的煽动行为；黑人的多数票就是这样得到保障的。尽管我当时已经不再生活在特立尼达了，但我还是受到了影响。我发现，当我遇到我在那里认识的人，甚至是遇到原来和我一起上过学的人的时候，种族问题都是无法忽略的。双方都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一种新的假模假式。我每次去特立尼达，都发现我与过去越来越隔膜了。
那支撑布莱尔生涯的政治之于我就不仅仅是政治，我不喜欢想到他要来这里，来到这一个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国家，进一步把局势搞得更乱。大院生活是不自然的，有着自身的半殖民地的礼节，但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当地的亚裔族群有一种比我们在特立尼达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强烈得多的宗族感和种姓感，他们从来都没有把我当自己人，而我呢，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已经找到各种方法使自己摆脱那个地方的种族暗流。我觉得，随着布莱尔的到来，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
我不能说我在1949年就真正了解布莱尔了。我当时年龄还很小，只有十七岁。我在办公室之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他，在办公室里，他也很少表现自己。他块头很大，但他走路轻手轻脚的，不影响任何人，仿佛他不想引人注意似的。他写的字很小，很整洁，说明他的自信、方法、理想。他彬彬有礼，总是很克制。他的思想好像常常很遥远，我觉得这是因为他在国内正在攻读伦敦的校外学位的缘故。发工资的日子，在办公室门关上以后，他也不跟其他人喝酒，下班后也不到处乱逛。他从自行车停车架上推出自行车，提着自行车走下红房子的台阶，就走了。
大家公认他是个模范男人，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都敬重他。他的正确似乎是他性格的一部分，而正确是从他的出身得来的某些东西，他的出身很特殊。他来自特立尼达岛东北部一个全是非洲黑人的族群。由于种种原因——地处偏远，路况糟糕，树木的丛枝病、凋萎病把可可种植园都毁掉了，还有大萧条——这个族群几代人都与世隔绝，在那些种植园的废墟上，他们发展了一种温和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他们沉着，冷静，不像其它地方的黑人粗鲁无礼。他们以诚实、夜不闭户而著称，而且他们举止都很得体。他们对陌生人说“早上好”、“下午好”，也希望对方这么打招呼。他们说将来的日期，总是要加上一句“感谢主”：“下一个月吧，感谢主”，“下礼拜五吧，感谢主”。他们很慢，但他们被认为是好人，因此而受到人们的爱戴。
布莱尔有可能是他们那个族群里第一批受过教育的人，奇怪的事情是，他好像是渐渐地为公务员生涯作了完美的准备。我过去常常想，我自己也是刚刚走出校门，而且考虑到布莱尔在办公室的一贯正确，布莱尔那缓慢的、田园牧歌式的族群的举止和态度使他具备了一个在学校里当班长，当孩子王的风范：是某个人的下属，但却在权威这一边。他在殖民时代就当上了公务员；他那时候有可能像一些更老的文书一样，做好了当一辈子下等人的准备；在早年间，他就有可能跟我认识他的时候一样一贯正确，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刚刚任命的资深文书，世界已经在为他打开大门了。这个更为沉静的人来自于另一个时代，他就只想过与世无争的日子，愿意满足于他能得到的东西，他被埋没或者淹没于我1949年所认识的那个人下面，那个人后来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政治家。
我想，布莱尔是不会喜欢别人谈起早年的他这个人的。尽管当初是他对权威那直觉的感受、他对权威的接受以及他对权威位置的感觉——还有他对种族激情的发现——把他推上了政坛，并使他始终接近权力，而别的人却是来了又走了。他的正确性在他的新职位上并没有离开他；他得到了上司的信任，得到了其他人的尊敬。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的腐败（这有可能是夸大其词），这是他过去的一件事：他是给更重要的人安排事情的人，而那些人只希望把他们自己的屁股擦干净了。
理查德似乎要说，他在给布莱尔安排一个宴会，要请我去参加。没有发来请帖，但我还是通过大院里的修理工摩西·卢伯罗和我自己的仆人安德鲁了解到布莱尔到来了。卢伯罗分配给布莱尔的那个童仆跟安德鲁一个部落，有可能就是安德鲁很近的亲人。他以前没有在大院里工作过，卢伯罗就必须弄到允许他离开他的村子，到城里来工作的许可证。那地方到处都有这样的条条框框，这就意味着，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人要捞点儿钱。我觉得，新来的童仆长得像安德鲁，但年龄要小些，个头也矮些。他不像卢伯罗那样穿童仆的白色服装；他学安德鲁的样子，穿喇叭腿的蓝色牛仔裤。他穿的牛仔裤有点儿太大了（有可能就是安德鲁的牛仔裤）他只好往上挽起来很高。有一个星期左右，他跟安德鲁在小平房的厨房里待了很长时间（厨房里还有那个司机，就变得拥挤起来），我相信安德鲁是在教他怎么做饭，怎么做一般的事情。有一天上午，我看见那个新来的人朝平房外面的木槿花树丛走去，小心翼翼地砍下一条小嫩枝，脱掉皮。有可能是安德鲁叫他出去做这件事，此时此刻，毫无疑问在留意着他：吃午饭的时候，我看见那条小嫩枝截成两段，削成细尖，插到一块煮好的玉米的两头。于是我就知道了，不久的一天，布莱尔在财政部讨论完之后，或者不管从哪里来，都会回到他的平房或套房里去，开始吃午餐，头一道菜就是两头插了木槿花树枝的煮玉米。
第一个月的月底，安德鲁把他的自行车卖给了那个新来的人，安德鲁（当然是通过卢伯罗）另买了一辆更好的自行车，这就有可能使他再多借一点儿钱。所以，现在这个新来的人可以骑着自行车来到我的平房和安德鲁一起工作。他有时候在半上午的时候来，有时候则是安德鲁骑车和他一起出去，不用说是要去把布莱尔厨房里的灾难摆平了。
童仆们下午是空闲的，有两三个星期，安德鲁和他的亲戚都趁下午空闲的时候一起在院子里骑自行车兜风。这是一种庆祝的方式。他们是在炫耀他们的自行车、幸福和风格。新来的人开始戴安德鲁那副白边塑料太阳镜。这副太阳镜他戴着太小，眼镜腿斜着朝上走，高高地贴在耳朵上面。两三天后，安德鲁开始戴一副弯曲的新太阳镜；接着，他出其不意地比这个新来的人（而他直到发工资的日子，无论如何都是赶不上的）抢先一步，在下午骑车兜风的时候开始喜欢打领带了。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引人注意，但是一天下午，我看见他们骑车过去，安德鲁笑了笑，几乎笑出声来，这种笑立即就是一种快乐的表示，是用一种办法说，他知道这整个事情都是很荒诞不稽的。然后，他现在为了他亲人的利益，紧紧闭上嘴，两眼朝前看，脸色又严肃起来，他们两个人，彼此都很相像，沿着刷了白漆的路边石、整洁的黑色柏油马路稳稳地向前驶去。他们徜徉在殖民时代种植的灿烂的桔黄色郁金香花树下，两个人张弛有度地一圈一圈踩着脚蹬，那个新来的人坐在车座上，车座有点太高，一路上要绷紧双腿才能使两只脚踩到脚蹬：布莱尔的童仆和我的童仆，在庆祝他们的幸福、安全和好运，在这风景如画的大院空地上，这颇似特立尼达那油田大院里的回声。1949年，我和布莱尔两个人都只能从篱笆墙的另一面才能知道的回声，当时我们两个人都处在人生大有前途的时刻，我们都感觉，这个世界就要开始变化了，尽管我们那时候根本不会看到这种变化有一天会把我们带到这里，带到一个非洲国家，其时对我们来说都还只是一个名字的非洲国家。
还是在德格鲁特的平房里我终于和布莱尔见面了。德格鲁特是这所大学里的一个非洲史讲师，跟我年龄不相上下。他就沿海地区的斯瓦西里文化作过一定量的开创性工作，而他在大学里的地位却要卑微得多。他有一两次皆因为了非洲人而靠边站，但他认为在一个非洲国家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他实际上并不在乎。他出生于东非，别的任何地方他都不愿意去住。事实上，那是他的主要理想：始终在非洲，决不移民到其它任何地方。
他父亲是个新西兰人，早在大战前就去了东非。他是一个工程师和建筑师，他在东非承建小规模的铁路建设工程。大萧条期间他的企业倒闭了，到了老年剩余的钱也赔了个精光，这时候他跟定居者的邻居们吵吵闹闹，开始对他们提起诉讼。用他儿子的话说，他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定居者’中的定居者”。
儿子也是一样（尽管他会模仿定居者们的口音），也算不上是别的什么货色。儿子德格鲁特明白非洲这一地区所有人的态度，跟他们大家都很疏远。他把大院里这些喜爱非洲的人分为食鹿者（即在中非长途游猎者）和食芭蕉者（即有一段时间想假装是非洲人者）。他不把自己看作其中任何一派（尽管他知道在有些人看来，他看着更像是一个食芭蕉者）。他从来不给自己定位，但我想他的态度是他仅仅是一个在他自己的环境之中的人，那个环境之中的一切都令他着迷。在非洲他没有特别的事业；寻找一个有事业的人的人们发现他并不完整。
他是一个单身汉。他喜欢朋友，喜欢交谈，喜欢故事和说笑话。他的平房是标准的大院平房，不管是大小、设计还是配备，跟我的都分毫不差，不过似乎要漂亮得多。房子位于大院的边上，在一片略陡一些的斜坡上，房子的后面，在一个下沉地带之外，有一片风景，在院子外面延伸到下一个斜坡的地方是一片无人经营的灌木丛。大院里大多数人装饰他们的房间，用的都是标准的非洲手工艺品——鼓啦、长矛啦、盾牌啦、斑马皮大坐垫啦、人物雕像之类。（小商贩们不断来到处走动，我刚来的那些日子，自己也买了一些垃圾物品。）德格鲁特有一双非洲人的慧眼，他的客厅里显然是简单的物件——譬如从某一特定部落弄来的一把木梳，杂色斑驳地雕刻着吸引眼球的图案，这些图案雕刻得有滋有味，使您感觉您自己都想雕刻一些东西了。不过，德格鲁特的平房如此有魅力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本人。他脑子聪慧，反映敏捷，没有恶意。他是完全开放的。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感觉到他从您的性格、您的怪癖、您的仪表中都会得到乐趣。
（我觉得，在我开始写这部作品之前，他是我应该再去看看的人之一。他很久以前就离开了那所大学；他从来没有说过，但我相信，那里的生活最终弄得他太难混下去了。后来，他做了一些半学术半是工作的事情；圣诞节卡片上只有寥寥数语，所以我一点儿也搞不清楚他那些工作都是什么。他出版过几本东西，但接着他似乎就完全游离于学术生活之外了。我给他写信的时候，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误解了我的信：他以为过不了几天我就要去和他在一起了。他无法来接我，他说；他会派他的司机；他描述了司机的模样。他说，他的格雷伯爵茶?已经用完了；他要我给他捎一些。他现在有一座小农场了。情况还是乱七八糟，但是有很多书，他觉得我会很舒服的。我了解农场所在的地区。那是一片灌木丛林地，尘土飞扬，并不令人舒心。我觉得“农场”——说到农场就让人想到农田，想到果实累累——对他拥有的那片土地来说，或许是一个太大的词儿。我想象他的房子是他在大院里那座平房更加粗糙的一个版本，不过是在荒野之中。
他又写了一封信。这很显然是头脑过热的作品：这位写信的人以为我随时都会走进他的家门。信是封航空信；写到一半就中断了，那字迹在我看来还是充满他的个性。尽管信是寄出去了，却没有写完：写信期间出现了某种意外，信写不下去了，他就省下精力写了地址。
事实上，那两封信德格鲁特都是在医院里写的。我给他写信的时候他已经病入膏肓了。一本书的筹划和写作，居然有这么凑巧的事。
在我离开东非以后有好几年，我常常想到有一天要回去再看一眼，驾车长途旅行。有那种想法，就始终觉得德格鲁特将会在那里，当向导，当翻译，把我介绍给别人，给我提供消息。我本来是会把我的故事带回去，带给他的。要是没有了他，回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行动；那就会是另一个国家了。
我猜想，二十五年前就有可能预见到这个模仿定居者口音的人的生活会萎缩成这个样子。我知道对未来的那份担心他的确是后来才有的。不过，他在大院里住的时候——年纪尚轻，还能找到朋友，做安排我和布莱尔见面之类的善事——他是镇定自若的。这个国家的情况已经开始变得很糟糕——他对此是心知肚明——但他还是对他的非洲生活充满了快乐。）
凭德格鲁特的生活阅历，他原本是能够理解我和布莱尔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什么话都不用跟他说就能明白。所以，有一天他对我说，他遇见布莱尔了，跟他还挺谈得来，我也应该和他见见面，这时候我立即就知道德格鲁特一直在做一点儿工作，这样的见面是无碍大局的。估计布莱尔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还没有见面，一种友好的气氛已经建立起来了。
我们是在一个下午，在德格鲁特房后面那狭窄的阳台上见的面。这个阳台水泥地面，视野十分开阔，离地面只有几英寸，摆放着几把经过风吹日晒的柳条椅子和一张晒得发白、低矮的小桌子，桌上有环状的水印，一些垃圾堆到一起，在靠厨房的一个墙角放着。从那窄窄的一溜草坪斜坡往远处看——德格鲁特喜欢给草坪浇水——地势向下沉去，很显然一直沉到了那片灌木丛；从下面掩映着的定居点——离大院较远的定居点——传来非洲人喧嚷的声音。
1949年，我十七岁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布莱尔是个小伙子。而今，在我看来他已经人到中年了：他年近五旬，而我还不到三十四岁。那潇洒的体格已经粗壮起来；他动作似乎也不那么利落了，他似乎更加武断，占的空间似乎也更多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太多，他就把事情更正了过来：他首先做出了姿态。
他说：“我跟人们说，我亲眼看见过你写第一篇作品。”接着他也冲着德格鲁林特说：“那是在咱们俩一起共事的那个部门里。他就一场黑人选美比赛写了一篇文章。他拿那篇文章给其中一个打字员看，而她呢，并不喜欢。她觉得他对那个黑人主持人嘲弄得太厉害了。”他深深地大笑起来。“我一听说这件事，我就认出了这个家伙。”
我后来——在英国，当时我的创作生涯似乎还没有起步——常常想起在那个部门里假模假式地写作的快乐时光。我过了六年才看清那篇写选美的文章哪个地方写错了。那个十七岁的作家自以为洞察秋毫：他的判断，他观察事物的角度，他开的玩笑似乎说明他了解另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个鬼魅魍魉的世界和最初要当作家那天真无邪的愿望一起到来，而今是剪不断、理还乱。
考虑到布莱尔在德格鲁特的阳台上那更自由洒脱的动作，比我记忆中更加爽朗的笑声，我现在想到，大约与此同时，布莱尔或许也意识到，他一直在向世人展示的那个形象——自学成才，依旧奋斗不息，受万人敬仰，观点正确，有着他那个特殊的圈子里的做派——从某些实质意义上，在他自己看来也是假模假式的。他也许已经获得了另一个视角看待他那与世隔绝地生活在旧种植园的废墟上的族群。他可能把他们的故事往前追溯，再追溯，一直追溯到无法提及的时代。他那时或许就已经打定主意——就像我当作家一样——要重塑自身了。
我们大约是四点半见的面。布莱尔大约六点钟离开，其时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从下面那笑语喧哗的定居点飘起来炊烟，透过灌木丛升了上来。我们谈到还要见面。他提到要去他的平房里吃饭。（我想到这会对他的童仆、安德鲁的亲戚，增加负担。）
再也没有见成面。他没有活下去。他只给我留下了那九十分钟，正如料想不到或者是残暴的事情发生之后会出现的情况那样，各种风言风语都开始牵强附会到布莱尔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传回到我的耳边。很难相信在这样的场合，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在某一隐藏的层面，会没有一种暗示：即他已经关闭了圈子，已经接近事物的终点，很难相信，知道了这一点，竟然会不冲破这个人的言语和行动，哪怕是以加密的方式。
事实上，在那最后一次会面中，布莱尔假如不是以加密的方式，那也是以很有倾向性的方式，确实说起过对他来说重要的事情。德格鲁特本来正在说话，他早早就插了进来，一字一顿，打着手势，使他在那小小的阳台上似乎成了庞然大物，“我知道，我要离开的这个世界会比我当初来到的这个世界好。”那是一句很简单的含有种族色彩的话，很容易理解。它说明了他的热情，他的政治观点；而且他所言不差：他所参加的革命已经胜利了。
不过，此后不久，他那咄咄逼人的大手势就软了下来。我们在谈保险公司和体检的事儿了，他就讲了一个去纽约一家诊所体检的事。在他的详情被记录下来以后，有人给了他一件晨袍，叫他去一个小隔间脱衣服。晨袍分四种颜色。颜色并无意义，晨袍则是随机发放的，可是，当换好晨袍的人们聚集在候诊室的时候，穿着同一颜色晨袍的人往往聚成一堆儿。他或许本来想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严肃的故事来讲的，可是当我和德格鲁特对他所描述的荒诞画面哈哈大笑起来的时候，他也大笑起来。
再到后来很久了，德格鲁特在谈东非的部落政治，布莱尔出其不意地使谈话转了向。他说，我们大家都是有部落意识的人，我们都是种族主义者；我们轻而易举就能落入那种行为之中去，假如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躲开它的话。他讲了另一个故事。他当时在纽约，在一个火车站，在排队买票。（他被委派到了联合国，纽约就成了他很多故事的背景。）这队人头里一对夫妻造成了延迟。他们是一对亚洲人夫妻：布莱尔说不清他们是菲律宾人，还是马来人，是印度尼西亚人，还是中国人。他们不会说英语。售票员过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他们要去哪儿；售票员把票给他们，那个男的才开始找钱付账。布莱尔情不自禁地说：“那该死的小日本儿是咋地了？”前面那个白人扭过头来，颇为不屑地看了看布莱尔。
故事很简单；我和布莱尔成长的过程中，周围有更粗暴的种族行为，所有种族说的难听得多的话都听到过。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布莱尔说自己坏话的故事。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他已经到了哪个地方；那是他主动讲给我们两个听的，我们在暮色四合中和他坐在一起。综合他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所说的话，这个故事就像是一个声明，发表这个声明不需要借口，不需要道歉，在经历了政治生活的激情之后，他现在有可能要做另外一种人了，为各种新的关系做好了准备。德格鲁特对这些事情非常敏感，在他本人和布莱尔见面期间，是能领会到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我发现我自己都被我认为是布莱尔所说的话感动了。他希望他的种族激情能得到理解；他认为他没必要加以解释。那是很打动人的；它使我重新思考他那失去的在得了凋萎病的可可林子里生活的族群。我也很喜欢他最后那个故事的那份大度，那份笨拙。他所发表的声明本来可以讲得有倾向性即可，或者含糊其辞，带着那份笨拙即可；那本身就是很动人的。我们三个人或许都发现平铺直叙的语言是很困难的。
剩下来的时间里，德格鲁特讲到沿海地区的斯瓦西里文化。这本来是可以激发起布莱尔的兴趣的，非洲的古风，非洲历史的这一思想，尽管他并不真的能够分享德格鲁特的热情。他已经获得了文凭和校外的学位，但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他并不是一个博览群书、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对德格鲁特娓娓而谈的文化思想有可能一窍不通，对那些年代和时期没有感觉。
不过在这里，他也希望以一种新的状态表现自己。不管他对这番关于非洲历史的谈话感到多么快乐，他都故意一带而过，他在某一个时刻说：“有时候在这里，当人们开始谈起黄金和象牙的时候，你会相信你生活在圣经的时代。你几乎希望他们开始谈孔雀的羽毛。”
这似乎暗指他出国来为政府所做的这份工作，这似乎确认了大院里的种种说法，即布莱尔和某些政治家干上了。他们原来只是期望他捏一捏那些亚洲人族群就行了。他正在做的要多得多：他已经开始看向国外走私象牙和黄金的问题了。和首都里那些受到骚扰的生意人的交易一样，这也一样是国家资源的流失。众所周知，这种走私行为是党内的重要人物干的，他们（由于控制人口流动的种种规定和数不胜数的新法规）凭着旧式部落首领们全部的权威，现在在内地统治，而且（尽管在谈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组问题）常常和旧式首领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布莱尔走后，德格鲁特说：“他应该小心了。他们可不都像总统。那外面有一些非常野蛮的人，他们会非常粗暴。新的权力已经深入到他们的头脑。他们觉得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几天后，我从里查德那里得到同一信息的另一个版本。他在大院里拦住我说：“我一直在查你朋友的记录。他可不是个十足的干净之辈啊，对不对？”我那时候就知道，布莱尔已经开始踩到大人物的脚趾头了，理查德脑子已经在转圈，考虑为政权辩护了，修饰好词句，反对任何布莱尔有可能公诸于世的东西。
情况之残暴，之混乱，和德格鲁特暗示的一模一样。那么的令人震惊，——甚至在理查德看来也是震惊无比——以至于几天过去了，都没有宣布布莱尔的死讯；或许是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宣布吧。相反，各种谣言却满天飞，有的谣言是那些想搬开布莱尔这块绊脚石的人捏造的。第一个说法是他是在首都郊外的一家妓院给弄死的。另一个说法是发生了某种亚洲人的阴谋。但还有一种说法事后很快就流传开来，说是那座大院里他的平房被盗了，他的文件及其它贵重物品都给偷走了，他的童仆也失踪了。这种说法最后一部分倒是真的。他的童仆，也就是安德鲁那个亲戚，再也没有见到。
过了几天之后，确定的说法是，在离首都很多英里的一座示范香蕉种植园里发现了布莱尔的尸体。这座种植园是用外国资金、靠外国顾问创建的，其目的是为将来的集体化农庄搞一个范例。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气氛。老香蕉树叶干得很快，碎得也很快，堆了几英寸厚，用作覆盖层。走在这个覆盖层上就像走在厚厚的、柔软的地毯上。它能消除脚步声，似乎能吸收所有其它的声音，而您很快就对您落脚何处感到糊涂了。那几个把布莱尔或者把他的尸体带到这里的人似乎是打算把他埋在覆盖层的下面，可是后来受到干扰，就改变了主意。过了一两天尸体才被发现，才被送到首都，在官方简短地宣布他死亡之后——又过去了许多天——尸体才用飞机运回到特立尼达。
我在想象中关于布莱尔之死的版本里，看见他在那座香蕉种植园里，活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穿着皮鞋，鞋跟亮闪闪的，在柔软的覆盖层里踉踉跄跄，一言不发地走着，两边是脚步稳健的攻击者。在那巨大的沉默中，有一阵子他已经知道他要被毁掉了，他的攻击者们意欲走极端了；而且他也知道为什么了。我感觉就像是在埃德加·爱伦·坡?的某个故事里那样，在临死的那一刻，大脑还在闪现火花，如果说那个大脑里曾闪现出一个问题——“这种背叛嘲弄了你的生活了吗？”——死后立即给出的回答就会是：“没有！没有！没有！”
安德鲁为他亲戚感到难过，但却不愿意谈论他。他继续在周末喝酒。到星期一他就两眼通红通红的，跟以前一样，头疼得厉害。可是现在，由于悲伤，他的皮肤阴暗，脸色就像是一幅木雕，一动不动，两个嘴唇明显是紧紧地夹在一起了，下嘴唇突出着。有几个星期他似乎都是两眼泪花花的。
我开车经过的时候，摩西·卢伯罗也不再缓缓地扭过脖子，转过眼睛看我了。他现在会小心翼翼地转过脸去看别处，忙他正在干的活。大约六个星期以后，原来属于安德鲁的亲戚的那辆自行车（此前属于安德鲁）开始由一个新的童仆骑着，在大院里兜来兜去。
还有理查德。两年前我为我一本书的出版事宜去了巴黎。有一天在一家餐馆里，跟一个工作过于勤奋的法国记者吃午饭，他哄着骗着要进行采访，快吃完的时候，我身后有个人在我耳朵边用英语说：“一个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声音。”原来是理查德，没有抽烟，也没有叼着象牙烟嘴。二十五年的光景，他鼻孔里、耳朵眼里都长了很多毛发。他身穿一件灰色西装，他说，他在巴黎为一家基金会工作，给东欧来的学生安排奖学金。他已经离开非洲，又结婚了。“男性更年期啊，”他说，还是那一副快人快语，很显然是乐呵呵的样子。“他们说换老婆的说法。”这才像理查德：经过考验的语句。我说：“你看到非洲那么多地方发生的事情，一定很残忍吧。”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离开非洲仅仅是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我想有个变化，而且我现在在做的事情要更有价值得多。东欧可是比非洲的任何东西都糟糕得多。一个像匈牙利的地方原来有一个那么好的共产主义政府，简直是完美无缺啊。他们却把那个政府放弃了，而现在呢，他们处于民族冲突的边缘了。没有人说他们是野蛮人，蛮族了。”这话又是很像理查德，依然只关心他的原则的正确性，而且不知怎么的，还十分保险。
我过去常常想到布莱尔尸体运回特立尼达的一个画面，很是稀奇古怪：飞机停在飞机场，身着黑色西装、神色肃穆的男人，有四个或许是六个，肩上抬着那具大棺材，沿阶梯拾级而下。我知道这幅画面很是稀奇古怪，但是这样的场面，那份庄严似乎是正确无误的，直到我开始对它产生疑问。四个或六个男人共抬那么大一个棺材走下阶梯简直是不可能的。棺材会放在飞机的什么地方呢？那一定要用板条以某种方式固定到地板上。一些座位就得拿出去；这就意味着一定要包租一架飞机。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所以，棺材啦、阶梯啦、身着黑色西装的男人啦，这幅画面就得掷诸一旁。实际情况要简单一些。尸体放在一个箱子里，箱子要放在飞机机舱的冷藏部分。尸体在非洲就进行了防腐处理，这就意味着内脏都已经给掏出来了。在特立尼达机场，机舱门打开，时辰到了，箱子就被转送到一辆低矮的拖车上，箱子或许以某种方式藏着或者盖着。会举行一些仪式。接下来，那具经过防腐处理，放在箱子里的尸体会不会就给转移到一辆灵车上？用灵车似乎是不合适的。我询问过。他们告诉我说，那个箱子放进一辆救护车上就给运走了，运到了西班牙港，接着，那个人的空壳就摆放到了帕里殡仪馆的停尸室里。
译注：
①南美洲的一支印第安人。
②原文为西班牙文。
③原文为西班牙文。
④此处为西班牙文。
⑤委内瑞拉的银币及货币单位。
⑥委内瑞拉航空公司，于1929年成立，原为国有航空公司，于1979年实现了私有化。主要经营国内定期航班和往返于加勒比、哥伦比亚、秘鲁和美国等目的地的国际航班。
⑦原文为西班牙文。
⑧特立尼达一城市。
⑨委内瑞拉东北部城市，莫纳加斯州首府。
⑩原文为西班牙文，意思是“总经理”。
?原文为西班牙文，意思是“首席执行官”。
?（1460？-1524）葡萄牙探险家，航海家。首辟由西欧绕非洲好望角到印度的航道，使得葡萄牙得以在印度洋上建立霸权，1524年出任葡属印度总督。
?津巴布韦的旧称。
?是以中国正山小种或锡兰红茶等为优质红茶为基茶，加入佛手柑油的一种调味茶。格雷伯爵茶是当今世界最流行的红茶调味茶，也是“英式下午茶”的最经典饮品（除了格雷伯爵茶之外，还有大吉岭、锡兰、火药绿茶等）。
?（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现代侦探小说的创始人，主要作品有《乌鸦》、恐怖小说《莉盖亚》、侦探小说《摩格街凶杀案》等。
栏目责编：柴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