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隆索·吉哈達是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吗？可怜的乡绅是荒唐的骑士吗？或者，更究竟些，一个人何以是他自己？
问题在答案的阴影中漫漶如蔽——典型之一是，关于铜盘是不是头盔的本体论争议，经由无记名表决的民主方式获得了一个毋庸置疑的答案：铜盘即是头盔。依此类推，我即是非我，爱即是不爱。如此撕裂与悖谬，正是现代性的原初形态。
作为一种被精心选择的结果，现代性貌似偶然、实则必然地释放着前所未有的噪音，以至于最后它不得不堂而皇之地成为一切审美的窄门、一切话语的背景、一切存在的基础。这一粗暴的奠基式翻转对于古典悲剧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悲剧因此而喜剧化，荒诞因此而本体化——阿隆索·吉哈达脸上的悲哀正是我们的喜剧，而我们脸上的悲哀则是人类的荒诞剧。
悲剧因失去了意志的帮扶而空核化，现实却因获得了虚无的加持而因循往复;精神降格为聪明，思想趋近于缄默。噪音（无论它是官僚体系还是消费狂欢，抑或其他）以其不可阻挡的普遍性和经久性从一种恶转化为一种需求，曾经动辄就能挑动人们敏感神经的，如今不仅是一种习惯，也成为一种必要。这就是我们时代被历史强行赠予的、唯一的真相。
毕竟，历史经由现实业已被彻底重构了—— 一道帷幕的落下伴随着另一道帷幕的升起;而一个人只有在永恒的失落和撕裂中才能完好如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