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尧
初清华的博士论文《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在修订之后即将付梓，作为她的导师和同行我为之高兴。本书出版之际，适逢学界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历史，因而有了特别的意义。学界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初清华博士这一代青年学者对种种问题的新思考，我想应当成为推动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动力之一。
当下的研究生教育有诸多难题，其中之一是博士论文选题的确立。像中国文学这一基础学科，博士论文选题之难，几乎是普遍性的。我在和初清华讨论她的博士论文选题时，提出了三点“指导性”意见:要有“问题意识”，如果没有，就不可能有好的博士论文选题和以后的研究领域;当代文学研究需要有扎实的文献基础，而不是相反;可以用新理论新方法，但要融会贯通，要与研究对象契合。她的方向是“中国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研究”，在几番讨论后，她确定自己做“新时期文学”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新时期文学研究差不多是“显学”，如何在大家似乎很熟悉的领域作出自己的特色，是对初清华的一个考验。初清华在经过深入的思考之后，提出运用知识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又借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研究“新时期”的“文学场域”。她所提出的方法与切入点，我以为能够对“新时期文学”的许多重要问题作出独到的分析和判断。我们现在读到的《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实现了初清华写作论文的初衷，她始终注意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的落实以及两者之间的契合，由此，对“新时期文学”作出了富有创新性的阐释。
“文学场”理论由西入中，以之研究文学中国学界也不乏探索性的成果。初清华在尊重和吸收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勇于批判和修正，显示了她试图在扬弃中形成自己的观点与路径的努力。初清华清理了“文学场”理论由西入中后的差异，在她看来:在方法领域中，该理论所提倡的是以“场”为框架的文本研究与语境研究的结合，要用“文学场”的概念突破文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的文本/语境的对立;但是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应用过程中，学界对“场域”理论的接受，则大多把“场域”理解为“历史情境”和“文学现场”，选择了对文学生产机制和生产过程的描述与研究，以及对原始材料的重视。一段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对文学制度的重视、对文学生产过程的考察等，都反映了中国学者在运用“文学场”理论时的特色。初清华基本接受了这样的理解和选择，但重要的是她作出了修正、补充和发展，可以说是超越了目前研究的局限，这是本书最具价值的部分之一。将文本与语境研究结合起来的方法，是这些年的共识，仅以文本为中心不足以阐释经典何以产生。如果回到“语境”或“场域”，那么“历史情境”或“文学现场”的结构又是什么?“文学场”在重视了“社会关系”以后又疏忽了什么，而这一疏忽又怎样影响了对“内部”的考察?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初清华思考的中心以及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当她在这个方向的思考清晰以后，论文的写作与最终成果也就有了富有个人特性的学术价值。应当说，初清华的《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做到了这一点。
初清华对“场域”理论“得失”的两面保持了清醒。她指出，“场域”理论的提出，虽然为以往单纯从“政治-文学”二元模式的体制研究中，引入“经济资本”的因素提供了可能，但社会学的研究视点使布尔迪厄把“文学场”理解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斗争与展现，很容易将文学问题与阶级、权力纠缠不清。在意识到这种“危险”之后，初清华重视了“文学场”的知识性特征，避免把文学“场域”研究等同于文学“制度”的外部研究，以此克服运用“场域”理论研究中国文学问题的局限。初清华使用了文学“知识场”概念，她从法国社会学家“场域”理论得到启发，但她的“文学知识场”概念与布尔迪厄社会学批评中的“文学场”概念有所不同。她把“文学场”分为“实场”和“虚场”来研究，又视为一体之两面，从文学知识类型及其谱系发展来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学场”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寓所，更是受各种门类知识话语青睐的栖身之处，游荡在场中的幽灵不再只是作品，还包括不同类别、相互纠结着的文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是所有能够进入特定时期文学场域人们对于自然、世界的认识和经验。正是这些不断被传承并要求创新的知识经验，如粘合剂般把作者、作品、读者整个文学活动与社会水乳交融成一体。
在这样的思路中，初清华对新时期文学场域的考察和研究卓有成效。《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的上篇，以新时期文学实场为主要论述对象，探讨新时期文学场域的重新生成与体制的重建。在这个部分，初清华在分析新时期文学场域的重建过程时，提出了政治、文学界、人民成为新时期文学知识生产的三种决定性力量，并仔细考察了“政治-文学-人民”三元文学体制的雏形以及三元文学体制确立的过程，分析文化身份与新时期文学场域中出现分化现象。我以为，这是对新时期文学“历史情境”的有效清理，她注意到了文学场重建过程中的蜕变、冲突与选择，从而在复杂性的层面上以自己的方式返回了“文学现场”。本书的下篇，主要是以新时期文学“虚场”为考察对象，也就是对新时期文学场域中的文学观念和知识构成的研究，大致分析了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国家意识形态文学和通俗文学等文学知识谱系的内部构造以及复杂关系。这一部分从外部研究转入到了内部，也就是她所说的“虚场”与“实场”的结合，她想回答的是:新时期这一特定阶段的文学场域中有哪些类型的创作，这些作品是以怎样的理论知识为指导?不同类型的文学知识谱系间形成怎样的关系?某一时期某种类型文学的主导地位如何确立?依靠的标准是什么?谁制定的标准?该标准对文学知识的再生产方式有何影响?初清华在这本书中当然无法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她的追问贯穿始终。这应当成为她以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初清华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对自己各方面的期许都高。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的当下，仍然怀抱学术理想，甘于寂寞，潜心读书，以学术安身立命当属不易。导师的责任或许就是发现和培育“读书种子”，“种子”再生长开花结果，于是便有“薪火相传”。很多年前，我特别尊敬的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严迪昌先生，他在我担任行政工作时告诫我:要发现和保护“读书种子”。我一直视严先生的话为一种教育理想。初清华在学术道路上还会往前走，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多，但我相信她不会走上岔道(学术上的岔道也是阡陌条条)，她会乐于做一个“读书种子”。在日常生活中，初清华单纯处世，热情洋溢，乐于助人，礼数周到，有侠义心肠。这与她在孔孟之乡长大有关。世间不免险恶，初清华以单纯对待，虽然也偶尔遭遇挫折，但她总是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保持人生的暖意。这种单纯和热情，也让她在生活中充满快乐。这种状态，对一个读书人来说也很重要。
可能是因为我受过太多的训诫，喜欢中庸与平和地生存着，只有在“原则问题”上自己从不妥协。初清华刚到苏州时，我感觉她心气很高，好发议论，个性鲜明。若有学术讲座，她总是坐在前排，而且常常是第一个向讲演者发问，据别人告诉我，她提问题有时还会“穷追不舍”。我相信这很像她，因为在我的课上，讨论到什么问题时，她同样不依不饶，即便如我不仅是导师而且也是个比较善辩的人，但都很难说服她。对初清华这样的风格，我并不否定，做学术如果没有个性，要有所发展也难，导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个性，但我期待她沉潜并学会倾听别人的意见。我记得我为此找她谈话，她向我解释，我用了比较重的口气说话，她就没有再说什么。后来有同事告诉，初清华听讲座，不再第一个发问了。我闻之，心情也复杂。其实初清华的个性并未“修改”，但她懂得了首先要倾听，然后再质疑。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初清华自己告诉我，她当时对我的意见很“疙瘩”，现在想通了。她在做博士论文时，能够潜心收集整理文献，以之为论述的根据，很受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肯定，其实这与她的性格有所内敛有关。她在学会质疑别人时，更懂得了如何质疑自己的观点与方法。这是初清华读博士期间的一个进步。我个人以为，一个好的学者，是需要有自我批判精神的。我想，初清华会这样看待自己现在的研究成果，重新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