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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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学视野
“胀破”的光焰：阎连科文学的世界之旅
刘江凯
那黑色的旋风卷起大地上的鲜血驰骋而去，
在一片黑红的光焰中，
人们和世界被惊骇了。
“黑红的光焰”——这是笔者阅读阎连科作品印象诗化表达中最为鲜明的意象。阎连科的创作执著于对黑暗和鲜血极端怪异、寓言狂欢的写作，故给人留下惊异的印象。他在现实的焦虑和对峙中，极力描述中国“劳苦人”无法挣脱的“农村政治”黑暗和血色的人生，一方面在语言、文体叙述上不断努力创新，另一方面渐渐显露出某种单薄、简化和重复的问题来。阎连科毫无疑问是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作家，他的极端与异化、悲悯和愤怒、熬煎与怀疑，以及所谓“神实主义”的各种怪诞或超现实的写作，不仅带给国内读者震撼和诧异的阅读印象，也激发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与想象。阎连科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写作，但真正奠定其当代文坛地位的应该是九十年代末以《年月日》《日光流年》为代表的创作。此后其影响呈“爆发”式发展，犹如一股突然壮大的旋风席卷当代文坛。二○○五年随着《为人民服务》的国内出版意外和二○○六年海外翻译的走红，迅速引爆了阎连科的海外译介。阎连科的崛起与争议无论是文学上的还是非文学的，国内或是海外，在当下中国都极有标本意义，当这道“黑红的光焰”席卷着从中国冲向世界并激荡起一片诧异之声时，有关其创作、国内批评及海外接受的相关问题都值得我们做出更多研究。
一、常规的“胀破”：阎连科作品的国内影响与海外译介
阎连科创作的成功应该得益于他对常规的“胀破”——不论是国内影响还是海外译介。之所以用“胀破”是因为这个词可以更好地承认他漫长而扎实的写作积累。阎连科创作的历程有不同角度的划分，*参见梁鸿：《阎连科小说创作论》，《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文章认为大致有“温情”、“激情”、“平静”三个阶段。王尧：《一个人的文学史或从文学史的盲点出发——阎连科小说及相关问题平议》，《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文章按照小说内容分为“瑶沟”、“东京九流人物”、“和平军人”、“耙耧”系列以及之后如《坚硬如水》《受活》等这些有“耙耧”背景但风格突变的作品。本文主要根据评论反应及笔者的阅读印象划分如下：从一九七九年年短篇处女作《天麻的故事》算起，到一九八九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前是阎连科创作的第一阶段——不成熟的常规练习期。其中，一九八八年的《两程故里》可以视为这一时期作品练习与积累的代表作。
从一九八九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到一九九七年发表《年月日》、一九九八年发表《日光流年》是其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即对常规写作的“胀破”期。阎连科在实现“胀破”前，陆续发表了“瑶沟”、“东京九流人物”、“和平军人”、“耙耧”系列作品。如《瑶沟人的梦》(一九九○)、第一部长篇小说《情感狱》(一九九一)、第一个被禁的中篇《夏日落》(一九九二)、长篇《最后一个女知青》(一九九三)、中篇《耙耧山脉》(一九九四)、长篇《生死晶黄》(一九九五)等作品。这些已经基本呈现了他“胀破”以后的写作资源和发展方向：不论是农民还是军人，都指向了“农村人”的悲苦；对“权力”、“苦难”表现出的恐惧和挣扎；开始构筑“耙耧”这块自己的文学“邮票”地；“东京九流人物系列”等也体现出不断尝试突破自我的写作努力；在写作风格方面也初步呈现某些求异的极端化潜质。但相对于之后的“爆发”，笔者也认为阎连科前期“系列”类作品只是其“大作的草稿”说法(王尧语)，因为这些还没有实现对常规的“胀破”。
以一九九七年《年月日》为“胀破”点，一九九八年《日光流年》为爆发点到现在，可以视为阎连科国内创作发展历程的第三阶段——“胀破”之后的“爆发延宕期”。尽管这个时期还可以有更细致的划分，但《年月日》《日光流年》让阎连科终于在“胀破”常规后，找到了自己整体的写作方向——由“常规”向“极端”、“敏感”不断突进，在一系列题材和语言文体甚至写作理论*比如2004年阎连科《受活》的题记和代后记《寻找超越主义的现实》引发的争议，以及所谓“神实主义”长篇理论文章《发现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反映出阎连科试图依靠创作的经验去发现一种属于自己的、朴素的文学观念或理论的尝试。的努力之后最终形成了一种“惊骇”的文学效果。这些“延宕”出来的作品有《坚硬如水》(二○○一)对“文革”时代爱与死的语言戏仿，《受活》(二○○三)“残疾”的乡村生活与政治，《为人民服务》(二○○五，被禁)政治敏感大于艺术思想，《丁庄梦》(二○○六，被禁)对敏感艾滋病题材和社会现实的关注，《风雅颂》(二○○八)对知识分子的刻画争议，《四书》(二○一○，大陆未出版，印制几百本“朋友赠阅版”)用“叛徒”式的写作对“文革”和知识分子双重反思，《炸裂志》(二○一四)以寓言化和夸张荒诞的方式描写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巨变和权力关系。*这些作品国内均有相关的重要批评研究，可以和海外评论对照参考。每部作品确实在具体的题材内容和写作艺术上各有特色，只是这种写作潜在的问题是：“极端”、“敏感”和“惊骇”终究是有文学极限的，当这种突进无法不断翻新，注入新鲜力量时，必然会带来模式重复、惊骇淡化、思想艺术难以为继的写作困境。其后期的作品已经开始暴露出苦难“裸露症”，“极端化”重复，精神文化资源和艺术思想不足，仅仅停留于民俗和社会批判层面的荒诞、寓言方式来表现当下现实等一系列问题。
相对于国内接受的发展特点，阎连科的海外传播也呈现“爆发”特点——从其作品的海外翻译资料来看，二○○五年《为人民服务》在国内被禁，一下子引爆了海外出版机构对他的译介热情。为方便，我们采用表格方式来了解阎连科目前主要的作品译介状况。*本表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有所补充，并得到阎连科本人提供的资料帮助，空白处为原始资料空缺，部分作品译介信息因各种限制仍不完全。
该表蕴含着许多可资讨论的问题。*作家还提供了《受活》2014年的保加利亚、匈牙利语(玛莉玲译)版本和2015年蒙古语(森哈达译)、土耳其语版，为方便编辑没有纳入表格。比如《为人民服务》和阎连科整个作品外译的关系问题——既存在“敲门砖”的事实，但也不应夸大炒作“被禁”的论调。
阎连科主要外文译作统计表
(注：本表大体根据翻译语种和出版年降序排列，标*为作家提供但暂未得到出版查证信息)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存在几个常规特点：其一是英、法、德任何一个语种的成功译介，都很容易带动起其他语种的翻译热情。其二是亚洲国家中，日本往往会最先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但越南、韩国却是新世纪以来译介规模和发展速度很快的国家。其三是当代文学的海外译介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破发点”，但凡是国内“被禁”且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往往会引发他们强烈的出版欲望。
《为人民服务》可以说占尽了以上特点和先机，由此引爆该作的翻译热潮并带动阎连科更多作品的迅速翻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人民服务》二○○五年国内发表被禁后，二○○六年即推出了日语、法语、意大利语译本，二○○七年出英语、德语、荷兰语译本，二○○八年可以说是世界各国出版公司的“为人民服务年”，并由此带动起阎连科更多作品的外译。这和莫言、①见刘江凯：《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写作——莫言的海外接受》，《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余华②见刘江凯：《当代文学诧异“风景”的美学统一：余华的海外接受》，《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6期。等作家作品的外译有相似的规律。另一个相似性是：在翻译《为人民服务》之前，阎连科已经写出了《日光流年》《艰硬如水》《受活》这样的优秀作品，引发了国内大量一线批评家的评论，基本确立了他的当代文坛地位。③程光炜：《阎连科与超现实主义——我读〈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二○○九年是阎连科作品海外译介的另一个关键年份，《受活》《年月日》等作品的译介打破了总拿“被禁”说事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的译介，更客观全面地把阎连科展示给他的海外读者。这和卫慧当年因被禁而只热译了《上海宝贝》不同，《为人民服务》之后有持续的作品译介跟进，证明了阎连科的写作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和容量，《为人民服务》不过是阎连科作品海外译介的“胀破点”，引发了海外翻译的决堤效应。阎连科目前被译介出版的作品共有十三部，按照笔者研究的经验，*参见刘江凯：《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这只能是一个实力作家才可能达到的译介成果。
“差异性”的个案研究是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考察中，必须时刻警惕的一个问题。比如阎连科在不同语种国家作品译介的呈现面貌，就有许多需要深入分析的偶然性和规律性的问题。
法语承担了阎连科作品首译“发动机”的角色。阎连科自己也在访谈中表示亚洲之外的翻译首先是从法语开始的，法语没有译，别的翻译就难以推开和介绍。*高方、阎连科：《精神共鸣与译者的“自由”——阎连科谈文学与翻译》，《外国语》2014年第3期。该访谈中，阎连科介绍了《为人民服务》《受活》《丁庄梦》等作品的法语、英语的翻译出版情况。下文同一出处资料不再另注。法国比基埃出版社截至二○一五年一共翻译了阎连科的八部作品。该出版社策划人陈丰女士的推出策略大概是这样的：首先是利用《为人民服务》(二○○六，Claude Payen)这部好译又好看的作品完成海外读者的“聚焦”效应。之后是有一定阅读长度和苦痛的《丁庄梦》(二○○六，Claude Payen)。然后是阅读口味不一样、篇幅更短的《年月日》(二○○九，金卉)和《我与父辈》(二○一○，金卉)。等有了较为稳定的读者群，再出版大部头的《受活》(二○○九，林雅翎)，在法国更名为Bons Baisers de Lenine(《列宁之吻》)，并取得了令人意外的成就，后来其他语种的翻译都沿用这个名称。而《四书》(二○一二，林雅翎)和《日光流年》(二○一四，金卉)是充满疼感的两本书，接下来安排翻译充满奇异“神实”和幽默、欢乐的《炸裂志》。这种“聚焦—培养—扩大”的译介出版思路还是体现了海外出版机构的专业性，值得我们反思并学习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方式。
阎连科在英语世界的作品翻译数量虽然不多，但影响可能更大。每部英文译作一般都有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三种版本。蓝诗玲(Julia Lovell)翻译的《为人民服务》(二○○七)第一次把阎连科带到了英语世界，辛迪·卡特(Cindy Carter)翻译的《丁庄梦》(二○一○)进一步扩大了阎连科的英语接受。在阎连科看来，罗鹏(Cgrlos Rojas)翻译的《受活》(二○一二)真正确立了他在英语世界中作为一个作家的地位。这说明阎连科内心对《受活》也比较爱惜，并不希望海外译介总拿“被禁”作为噱头宣传，更希望他们看重作品本身的艺术分量。虽然近些年海外对当代文学的接受开始转向文学艺术本身，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作家恐怕还得继续忍受这种来自政治意识形态彬彬有礼的高傲目光。
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想象的“整体”，我们只能在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基础上去发现某些关联。如阎连科的外译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凡是二○一○年以后才开始第一次译介阎连科的国家，如蒙古、土耳其、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瑞典这些国家，都没有选择《为人民服务》，而是更有代表性的《受活》居多。为什么不是很容易受海外出版机构青睐、贴有“禁作”标签的《丁庄梦》？要知道《丁庄梦》早在二○○六年就有了法译本，二○一○年就有了英译本，《受活》直到二○○九年才出法译本，二○一二年才出英译本。这可能和海外传播的“转译”现象有关，一些小语种国家一般不会从中文直接翻译，而是选择比较成熟的英、法等译本进行“转译”。这些国家选择《受活》而非《丁庄梦》，除了时间因素外，某种程度上说明《受活》的翻译与影响可能更好于《丁庄梦》。
二、从“传播”到“接受”：阎连科作品海外评论反思
从“传播”转向“接受”，这是一个非常具体、艰难、漫长的过程，也是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必须扭转的局面。*这种努力的文章参见冯强：《现代性、传统与全球化：欧美语境中的于坚诗歌海外传播》；褚云侠：《在“重构”与“创设”中走向世界——格非小说作品的海外传播与接受》，《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5期。如何看待和评论阎连科作品的海外接受？比如《日光流年》《受活》*Liu，Jianmei.“Joining the Commune or Withdrawing from the Commune? A Reading of Yan Lianke’s Shouhuo.”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9，2(Fall 2007)：1-33.Chen，Thomas.“Ridiculing the Golden Age：Subversive Undertones in Yan Lianke’s Happy.”Chinese Literature Today(Winter/Spring 2011)：66-72.《丁庄梦》*Knight，Sabina.“Review of Dream of Ding Village.”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35(2013)：271-75.Veg，Sebastian.“Yan Lianke，Le Reve du Village des Ding.”China Perspectives 1(2009).《四书》《炸裂志》的海外评论都有很多的讨论空间，*阎连科其他如《四书》及关于阎连科的整体或比较研究还有一些外文资料，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里讨论。但超出了本文的篇幅承受能力。这里我们只能以《为人民服务》为例，观察和反思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及其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从时间上看，二○○五年国内被禁的《为人民服务》，二○○六年就有了译本，作为一个中篇翻译起来也确实会相对较快一些。对此阎连科在访谈中也详细地介绍了他的译本情况：“必须要承认，对我来说，那扇翻译的大门是借助《为人民服务》推开的。”*见高方，阎连科的访谈。同时他说在法国最先签合同要翻译的作品是《受活》，但因为《受活》方言翻译的难度，使它的出版一波三折。期间《为人民服务》的事情出来了，出版社就决定暂时搁置《受活》，首先翻译《为人民服务》。但就作品本身来说，《为人民服务》并非他理想的作品，甚至不具有多大代表性。
那么海外评论关于《为人民服务》的关注点及表现出来的问题是什么？美国图书网站“精心地”摘录了相关海外评论。*以下评论均来自美国Amazon图书网站2015年10月5日关于《为人民服务》的评论意见，主要分为专业刊物和读者评论两部分，我们这里主要译介其中标出来源的部分专业刊物评论意见。《每周出版人》(Publishers Weekly)认为：疯狂的性爱私通和纵欲狂欢的高潮，亵渎了毛主席形象与话语的神圣性。阎(连科)杰出的反讽暴露了毛主义的空虚并终结了以往的欺瞒，但仍然葆有一种令人悲伤的妥协关系和残留希望。该作因诽谤中伤和过度性描写被禁。《洛杉矶时报》(LA Times)的评论是：《为人民服务》是一部精彩尖锐的嘲讽小说，充满荒谬、幽默和机智……刻画了红色革命的诸多暗影。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认为：小说通篇充满尤内斯库的味道(It is Ionesco in full)，直到书的最后一页，悲哀、神秘，让它有了可以和各类天才小说家相媲美的可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Craig Taylor认为：阎连科精巧的小说折射出一种讽刺，它只能来自深刻的中国共产主义机制内部。避开宽泛的喜剧，阎在文本中安插了足够的社会批评去接受来自中宣部门的无价广告。英国《水石图书季刊》(Waterstone’s Books Quarterly)提到了作品的艺术性：不仅仅是性，还有温柔……连科靠写作本身的艺术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让作品犹如辣椒，让他的读者意识到话语的语义操作力量，以及它们拆除思想和洗脑的能力。
更多地阅读可以发现，海外评论对《为人民服务》仍然没有改变“政治多于审美”的基本模式，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的肯定。评论中的作品背景词主要是“中国”、“文革”、“毛主义”、“共产主义”、“极权主义”；评价词主要有：特权、纵欲、欺诈、神圣、伤害、平等、颠覆、可耻、神秘、喜剧等；对作品最常用到的描述词语是“讽刺”和“被禁”。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被禁作品出版高潮一般很短，因此二○○九年以后，阎连科的外译作品主要以《受活》和《丁庄梦》为主。和阎连科更好的作品相比，《为人民服务》不过是精神大餐里“政治芥末”放多了的前餐“小点心”。这是因为首先我们把作品里的“为人民服务”情节拿掉，它就变成了一个军队里的偷情故事；然后把小说的“军人”身份转换一下，比如变成老师和校长夫人、员工和老板夫人，那么这个小说还能剩下多少吸睛之处？凭心而论，该作“政治禁忌”的成功应用要远远地大于文学本身，只是一部勇敢之作。抛开政治敏感来看，放在阎连科自己的作品系列里，很难说一定比“胀破”前的某些作品更好。
一九九七年“胀破”以来阎连科的作品质量如何？*评论界如肖鹰认为广受好评的《受活》“是一部糟糕到打击批评家的阅读勇气的小说”(《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而海外学者王德威认为“《坚硬如水》仍是阎连科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创作”，并认为肖鹰对《受活》的评价“对一个已经创作超过二十五年的作家而言，似乎小看了他的抱负”。参见王德威：《革命时代的爱与死——论阎连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就个人阅读喜好而言，私下以为《日光流年》和《受活》最好，因其饱有作者独特深厚生命体验的艺术自然升华。小说故事、人物、语言等配合得当，互为补充，作品新鲜而不扎眼，充盈却不肆意，本分之中富有扎实开拓精神，故而综合艺术性最佳。《坚硬如水》《丁庄梦》次之，两部作品或戏仿“文革”，或批判现实，虽然饱有对历史和现实艺术呈现的雄心与实力，和前者相比，自然气息有所减损，人为意气的增加使得作品略显偏至之感，好在主体人物的“在地性”一定程度上保护和纠正了这种偏离。《风雅颂》《四书》《炸裂志》再次之，这些作品固然有其特色，也显示了阎连科不断开拓、尝试突破自我的艺术创新精神，却弱化了作家最为熟悉的根源，整体上有“偏至之美”而少通润之感，“奇”多“韵”少，窃以为是阎连科有思变之心，但尚未达通融之境所致。但我喜欢阎连科这种不断突进和尝试的姿态，事实上他的每部作品都做到了至少击中一个自己最想实现的写作目标，在某些局部的写作上，甚至翻新了我们的阅读期待，比如《坚硬如水》的语言结构能力等。
当代作家作品的海外接受因为翻译问题，一般来说会和国内的“时序”有差异。这对于那些无法全面研读中文原作的海外读者，可能产生包括审美判断在内的复杂影响。比如阎连科在国内的接受时序应该是以一九九七年、一九九八年的《年月日》《日光流年》为转折点，之后一路高歌猛进。他在国内引发一线批评家普遍关注的作品是《日光流年》，这部小说一下子就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基本地位。随后的《坚硬如水》《受活》更是一部比一部惊艳，所以在二○○五年发表《为人民服务》引发海外译介高潮之前，阎连科凭借这三部作品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就小说艺术来说，《为人民服务》在国内甚至只能减分而不会加分。之后《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的创作显示阎连科创作观念的调整、变化以及相应的艺术表现。阎连科《发现小说》中所谓“神实主义”观念，在《炸裂志》中有整体寓言和细节荒诞的表现，但效果在笔者看来却不一定成功，有过于直白和简化的嫌疑。
一位作家的写作变化在相对完整的创作谱系里，才能看得更清楚和准确，有的时候甚至需要更大的当代文学背景才能对其创作有基本的把握——对于多数海外评论者来说，我非常怀疑他们具有这种视野和能力。笔者前期的研究和调查显示了一些海外学者对于当代文学的更新阅读情况并不乐观。像王德威这样既专业又拥有广泛而及时阅读能力，并且愿意将相当精力投放在当代文学的海外学者(别忘了他还有母语优势)本来也不多。而海外媒体评论多数是由所谓“亚文化圈”人物构成，这些有文学鉴赏力的从业人员良莠不齐，对他们的评论应该保持起码的警惕和自信的判断。最后，文学不仅仅是理论的对象，更是生命体验的结果，海外评论者缺乏相应细腻而深厚的中国体验，他们在获得局部差异性思想洞见的同时，也会留下太多亲历性感悟不察的漏洞，更不要说某些西方人潜意识深处那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了。总之，在中国文学领域里，我们保持和西方开放交流的同时，确实要注意潜意识里“挟洋自重”或其他不经意迎合西方话语的表现。
《为人民服务》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及其研究的角度，如果说海外评论者因为不熟悉阎连科全部作品，不了解阎连科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的位置，或者出于某种文化上的偏见，政治上的固执，出版机构的宣传需要等原因，对《为人民服务》有片面、溢美、夸饰甚至荒谬的评论意见，我们可以理解的话。某些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者，既缺少对当代作家作品基本阅读的把握，更不了解当代文学的基本发展格局，仅仅利用翻译的优势像个语言材料的“搬运工”，行文中既难看到自己的审美判断力，也很少体现出深度学科问题意识和专业对话能力，实在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近年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真正能在基础资料和“方法论”意义上有突破的著述太少。相关参与学科的成果对“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缺少自己鲜明有力的学科立场，一混而上、没有区别度的研究消解了很多需要注意的差异性，也降低了整体的研究水平。基础资料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固然需要继续不断完善，但更需要能和“世界”对接的艺术哲学思考能力。作为新一代学术力量，我们有责任慢慢确立能被世界认同的学术标准和品质。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批准号：12AZD086)、国家课题“当代小说海外传播的地理特征与策略效果研究”(批准号：15BZW166)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桂玲)
刘江凯，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