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
一种类型小说的崛起
——程庸小说创作探索论
葛红兵
程庸的创作起点非常高，在上个世纪，他已经以诗人身份闻名文坛，之后他转向小说，写了大量中短篇。2002年，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德令哈囚犯》出版，与刘醒龙的《弥天》、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等一道构成了新世纪“文革”小说的新风景线。之后，他沉寂多年，但那时，我确信，他拥有多副笔墨，拥有作为文物收藏家和鉴定家的独特题材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创作成果。果然，5年后2007年再出手时，他给文坛带来的《官窑美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收藏题材长篇小说”，这时，他已经摆脱了作为诗人和探索小说家的局限，完成了小说技术的风格化定型。彼时，我已经治中国现代类型小说理论和批评数年，但是，看《官窑美人》我还没有把握，我只是把《官窑美人》放在海派小说的范畴来看待，而最近，《官窑美人》的姊妹篇《蓬帕杜夫人的珍藏》出版，让我有了更新的体验，也许，一种新的小说子类型“收藏小说”正在隐约出场？
一
《官窑美人》出场时，我曾经说，“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海派小说。《官窑美人》摸到了上海的风骨，她就是一个官窑美人，有很厚的积淀，很重的历史，很贵的宝气，程庸对上海的体悟和观察，就通过围绕李茗沁的3个女人‘母亲’、‘妻子’、‘情人’体现了出来，也通过围绕李茗沁的生意对手、合作伙伴体现出来，这些人物又围着那不能碰摸的矜贵瓷器转，瓷器让他们的灵魂和身体都在阳光底下晒得透亮了，上海也在这个故事中透亮了。《官窑美人》的语言是献给上海的诗，程庸构造了一种真正配得上那些陶瓷也配得上海的灿烂、悠远、古雅、沉厚的语言。”那时，我试图以一种格尔兹式的地域文化解释学来理解《官窑美人》，在《官窑美人》中寻找和体味“上海”作为一个“地方”的意义。也的确，程庸的《官窑美人》具有一种表象主义意蕴，当我试图理解《官窑美人》所建构的“上海学”，一种地方志式的“上海的内在逻辑关系”时，《官窑美人》的谜面下潜藏的上海风物志、人文志特性，犹如神秘宝藏，从来没有人用一种上海眼光如此这般地解释了上海。我甚至忽略了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对该书的一个评论，他说“以文字为桥，引领读者走入了关涉古董收藏鉴赏的深邃世界”。在我认真地看地域时，我并没有留意行业，没有仔细思考“行业”给这部小说带来的意义。《官窑美人》讲述了一个曲折的好故事。主人公初试身手，竟然买到了价值不可估量的国宝级古董——宋朝官窑贯耳瓶，然而平静的生活从此被打破。这件官窑贯耳瓶，先是被视为天价珍品，转瞬间价值又一落千丈；有人横刀夺爱，有人暗地调包……于是，李茗沁开始了漫长的探寻之旅。其时，我的解释是沿着小说中人物的情感线展开的，我把主人公李茗沁与两个女人的情爱故事、与其母亲隐约着的纠葛，这一切背后沉默着又时时在说话的“上海”联系起来，建构了一种地方志解读模式。但是，我忽略了，这部小说，其题材的意义。
李茗沁出身古玩世家，对古董有着莫大的兴趣，也一直梦想着能恢复先辈的风光，这个意念才是促动主人公行动的动力，也是全书的“核”。李茗沁行动的动力来自“古玩藏品”的确真。回望当时，我对《官窑美人》的看法，“在写小说的时候，程庸是要全力展现他在文物古董鉴赏收藏方面的文化积累的，这也是他不同于其他小说家的特别之处。”这是对的，那时我甚至说到，“《官窑美人》中的那些瓷器，都实有所据，件件都有出处。”这也是对的，然后我说道，“他写出了那些瓷器的诡谲和美丽，他也用小说承载了一种文化。好在这种知识的展示并不让人生厌，相反，它赋予了这部小说一种独特的文化气韵。”这就既对也错了，为什么他的这种知识展示不让人生厌呢？我没有说清楚，而且思考的方向错了。我当时这样写道：“当我们拨开文字的迷雾，去探寻这个故事的核心时，我们会发现，这个故事的诡谲和美丽建立在一种现代欲望的基础之上。这是文物的挽歌，也是现代人心弊端的缩影。”这就彻底说错了，程庸小说写的不是简单物欲，李茗沁作为古玩世家子的真正的欲望是“确真”，要说占有，他本已就“占有”了“官窑美人”，如果为了占有，似乎他无需如此这般使力，如果仅仅是为了占有，或者核心动机是占有，那么这个小说也就可以简单归类于“寻宝”类了，但是，这个小说不是，小说的全篇围绕的悬念是“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国宝吗”？小说主人公行动的动机和读者阅读的动机是一致的，都是要解开这个谜。
由此，我觉得，程庸，正在建构一个跟“盗墓小说”(他的小说里有盗墓)、“侦探小说”(他的小说里有探案悬疑)不一样的以确真为动机的“收藏小说”，也因为这个动机的展开，它的叙事语法是不一样的，它的“困难-困境-绝境”的叙事语法演进是围绕着“知识”的“迷宫”展开的，主人公带着基础知识上路，接着遇到知识困难，判断不了的困难让主人公开始寻求更多的知识帮助，访名师，找高手，但是，这个动作，让主人公陷入了困境，因为他暴露了他寻访知识的指向，带出了宝物存在的消息，这个消息的泄密，让他越是试图揭秘就越是陷入困境，最后甚至陷入绝境，一种知识的绝境，似乎谜面永无解开的可能，这个过程中保护宝物的困难，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二
《蓬帕杜夫人的珍藏》是《官窑美人》的姊妹篇，小说依旧让李茗沁作为主人公，在《官窑美人》中李茗沁作为古董文物确真者，多少还是不自觉的，但是，在《蓬帕杜夫人的珍藏》中，李茗沁已经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古董鉴定家，但是，小说并没有就此展开一个“商人”的“寻宝”主题，如果说，《官窑美人》中李茗沁试图恢复祖上的繁华人生以及满满的文物家产这个动机和文物确真的动机，还时有纠缠，这有时在妨碍李茗沁成为一个真正的鉴定家、学者，到《蓬帕杜夫人的珍藏》中，李茗沁名义上已经成为一名古董商，但是，恰恰相反的是，小说却没有写他为自己买、寻古董，这个时候的李茗沁已经意识到，为个人寻宝的人生路是走不通的。在《官窑美人》中，在偶尔捡漏一件宋代官窑贯耳瓶的前提下，他希冀恢复昔日祖上的辉煌，最终却在跌宕起伏中频频失败，结局是，不但没有恢复祖上昔日的荣耀，还锒铛入狱，这个情节线，让我们可以判断，李茗沁的“动机”纠缠中，渐渐地褪去了“寻宝”母题，而确真的动机却逐渐浮出水面，且越来越清晰。这个主题在《蓬帕杜夫人的珍藏》中，变成了李茗沁的脱胎换骨，用程庸自己的话来说，他“成长成一个有拳拳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一个深有道行的收藏家”。小说写李茗沁老师秦汉给了他一个任务，一批流落欧洲的中国国宝级的文物将要被一个荷兰贵族藏家拍卖，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圆明园文物元青花鼎，老师代表收藏家协会希望他前往考察确真，并代表协会参与拍购，这时的李茗沁“个人寻宝”的动机已经完全没有人了，代之而起的是完完全全的“为协会确真”的动机。小说以李茗沁追寻这批文物的线索，来到欧洲，此刻他志得意满，身怀使命同时还有强大金钱后盾的他，没有意识到，如果他仅仅只是一个寻宝者必然要注定的失败命运——他不可能通过财大气粗和侦缉能力获胜，相反，一旦他堕入“寻宝”的母题，他就必败无疑，果然，他真的失败了。他被盯梢，被抢劫，心灰意冷，回国准备作罢。这是，他的老师秦汉激励了他，秦汉的激励逻辑不是“寻宝”(宝物的价值和归属)，秦汉激励的是他作为一个鉴定家、知识家的本能，“确真”的本能，这才是让他再次踏上欧罗巴的真实动机，之后的几年里，他与欧洲的主要古董圈打上了交道，终于找到了荷兰古董商克拉克娜。他赢得了克拉克娜的信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得到这批文物，最终克拉克娜采取一场别开生面的眼力比赛，李茗沁与日本古董商人太平对决，赢者能得，请注意，这不是一个商业竞拍的逻辑，而是一个知识确真的逻辑，不是谁出高价能得，而是谁更有眼力能得。对决之前，太平在极右组织的支持下，围攻李茗沁，上演了一场李茗沁与众多古董商唇枪舌战的场面。虽然李茗沁获胜，但这深深扰乱了李茗沁的斗志，之后的几场眼力鉴定比赛，双方打了一个平手，在场的众人都预感太平获胜。正在他绝望之际，克拉克娜采纳了李茗沁的确真意见，使格局转危为安，李茗沁获得胜利。
李茗沁最终在情人香港古董商徐楣丽的配合下，寻找到克拉克娜的下落，获得这批珍贵文物。但是，这时两人产生了分歧，徐楣丽认为大陆文化环境不好，对文物保护不如香港。而李茗沁认为文物应该回到上海，在华东收藏协会展览馆永久展览，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李茗沁动之以理，晓之以情，对徐楣丽说，文物不仅仅是几个坛坛罐罐，而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一种知识谱系、一种精神力量。小说骨子里写的是东西方文明的纠缠碰撞和对东方知识谱系的呵护，小说没有堕入传统文物小说的“寻宝”类型(那样可能就是一个文物爱国主义的简单故事了)，而是以“知识确真”为母题，展开了人类文明冲撞的画卷。
三
一种中国特色的“收藏小说”类型是否可能？程庸没有写简单的文物爱国主义，事实是在我看来，文物的现实所属及金钱价值，其实是次要的，文物的人类知识价值及文明传播价值才是第一位的，简单的文物爱国主义要不得。用大量现金，把文物收购回国，不能很好地保护、研究、展示，只是宣示了我们是文物的宗主国，却让文物失去了面向全世界展示人类文化、知识价值的功能？这真的有意义吗？程庸也没有简单地写文物寻宝，在文物的精神价值、知识价值面前，寻宝、购宝、占宝，真的很有意义，值得一个小说家反复书写吗？然而，这两条又恰恰构成了当今中国文物类小说的主线，我把这些小说概括为“寻宝小说”，对于这些小说来说，文物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是次要的，文物的金钱价值才是主要的，占有文物而不是让文物的知识系统和文化意蕴得以展现，这是这些小说的母题。程庸发展了另外一种的文物类小说的叙事语法，这种语法是沿着“确真”的动机而来的，其叙事语法可以概括为是“确真=困难(寻真)+困境(定真)+绝境(示真)”，两部小说基本都是如此，例如《官窑美人》《蓬帕杜夫人的珍藏》中“绝境”几乎都是有“示真”引起的，前者中主人公因此身陷囹圄，后者中主人公因此致残，绝境的这种语法设置，也可反过来确认“确真”叙事语法的类型叙事有效性。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一种小说的类型通过一两部小说的诞生就能确认，笔者在这里要说的是，一种可能性，如果这种叙事语法是成立了，他可以让传统的寻宝小说类型得到另一种新生，分蘖出新的类型，或者一种兼类、跨类活动而产生新的亚类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可以介绍给读者，也可以介绍给其他作者，让其他作者一起来重视和探索这种小说的创作可能性的。
要创造一种新的叙事语法，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实在是不容易的。相信类似的“收藏小说”，其代表性作家、作品会越来越多，将来也许可以在更大更高的意义上研究他们，不过，程庸的作品应该是具有典范意义的。这种典范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叙事语法的子类型开创性上，也表现在小说的文学性探索上。程庸的语言温雅整饬，以个人的心灵感受切入，语式温婉柔和，甚至在描述迫害和伤痛时也是如此，他有一种贵族般的优雅姿态。
程庸的语言具有优雅的抒情性。他不断地倾述，从春天到冬天，从树梢第一片绿叶到街道上最后一片污秽的雪花，那爱情、诗歌、陶瓷高蹈与被窥视、被惊扰、被监察的苦痛，那具备了最清新最迷人气质的性爱，扑朔迷离似是而非的情感，一点点的温情照亮了世界，这是程庸的语言晕染着的东西，这是一种骨子里的气质。我惊讶于它的笔触：它以一种和其时代氛围极不一致的悠然情韵，传达了深重的时代悲悯——一种文化和知识的坚守，一种价值立场的坚持。个人固然是渺小的，但是这渺小脆弱的个人却拥有一颗比海洋比天空还广大的心灵，而且这心灵可以投射在一只瓷器上，一片真心的探索上，手下书写的是对宝物的争夺，而投射的确真的崇高，是精神的伟岸升华，是知识的熠熠生辉。
程庸的叙事语言始终是平缓的，犹如波澜不惊的湖面，它掩映着蓝天白云，拥有白云的纯粹质地，折射出一颗始终保持其内在安详的心灵，也因此，程庸的“收藏小说”可以折射出一种纯净的审美质地，“外在的喧嚣和耻辱似乎只是淬打出这安详心灵并使其趋于透明”，“心灵经过过滤变得纯洁轻盈，纯净的美也由此诞生了”。通读程庸的小说，让人最终会产生一种心灵的洗礼感，一种转化为心的收获的喜悦感。
事实上，正是有这些从秘密的空隙里生长出来的心灵之花，让程庸的小说始终激荡着知性的美、优雅的历史美，折射着精神的高贵。它制造一种特殊的审美格调，让人唏嘘，更让人感觉升华。
(责任编辑 王 宁)
葛红兵，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