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梅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夏里甫罕先生倾 20年之力思考新疆哈萨克族在发展之中必然遇到的文化转型问题,这一行为本身已经展示出新疆学人严谨卓著的治学精神和强烈的民生意识。先生思考的结晶《新疆哈萨克族文化转型研究》一书论述周详,思虑严密,资料丰赡而又充满反思与批判精神,对我的启发是巨大的。
这本书的题目指明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文化转型。夏里甫罕先生的论述过程正是通过对一个个基本概念的学术史梳理开始自己对哈萨克族文化转型的讨论的,由文化的定义,到何为转型,转型的“型”的模式性,这一切又都具体到哈萨克文化本身。这样的论述过程显然是有理有据的,而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搞清楚“转型”的前因和后果,即因何而转和转往何处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这本书最精华也是争议最多的段落,我的思考也由此生发。
一 、“为何转型 ”
“为何转型”,这一问题包含了此书所述种种的现实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语境,则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动因。原有文化形态之所以被认为应以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取代,是因为与现实的不适应,或者其本身存在的种种特质在发展过程中日渐凸显为障碍,此书所述文化危机、文化反思均与此有关。此外,就是以某对象为参照对比得来的结果。当然,这对比当中不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价值标准等多元内容。但显然,转型与现代性的关联是本书所指的主要方向。现代、现代性、现代文化是几个看似重合而又有所不同的大概念,几乎包含着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历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今,“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更成为建设优秀文化、新文化的时代强音,这里存在的也是一个转型的问题。说到这,我们不能不说说转型的内涵。作者对这一问题深思熟虑,在书中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概念链。作者指出,“转型”一词指通过改变分子结构的空间排列组合方式,使其具有新的结构和功能。这是从科学角度下的定义,还有社会学的定义,“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过渡、转换的过程”。无论哪种定义,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点是存在的,即“结构”或者“形式”。这意味着,“转型”离不开结构的变化,而且是“一种”向“另一种”的变化。这儿又存在两种趋向,一种是“全新”的改变,另一种则是交叉式的结构。每一种都需要对原有文化做辩证读解,取其合理内核,有扬有弃,而且要有敏锐的时代意识和语境感,最终以“另一种”取代固有的落后存在。很容易看到,“先进性”正是作者思虑的着眼点,其与现代性的内在关系毋庸置疑。那么,文化转型呢?作者在列举科学与社会学两种定义之后,进而指出,“文化转型是特定文化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基础性因素巨变的条件下的一种质的变化和发展,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性的全面的超越,是一种飞跃、升华、过渡或转换,因此在相对的意义上也是对旧文化的一种辩证的建设性的否定和再生、重建。”这个定义自然生发出两重关系:传统文化与旧文化,转型与政治、经济的联系。后者即前面提出的转型之语境问题,前者则是典型的现代性思维,用作者多次引用的社会学者里格斯的分类,即“异质性”的二元结构。换句话说,这里存在着肯定和否定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定位传统文化的问题。夏里甫罕先生对阿拜、唐加勒克以及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的转化的论述既顾及了语境,同时以“启蒙”的思想为剑,指向了现实的哈萨克文化状况。这自然也是非常有眼光而且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当这一系列概念梳理清楚后,再来看夏里甫罕先生在“为何转型”问题上的理解,我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哈萨克族传统文化模式的当下呈现及与整体性社会变迁的适应与否问题。其二,哈萨克族文化中开放性与保守性之间的矛盾。其三,青年群体在历史与现状、传统与新知之间表现出的令人心忧的诸种行为方式。
在我看来,这几个问题中流露出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无奈心理,然而也正是这方面体现着作者客观、冷静的现实主义为学态度,令人钦佩。让我们回到作者所关注的这些表征继续思考。首当其冲的就是文化模式问题。有关文化模式,似乎说法不一,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把文化中的那些稳定的关系和结构看成一种模式。作者在阐述文化模式概念时也提到这种看法,并认为“这一观点与现今流行的文化模式理论颇为接近”。由此或得出判断,作者是赞成“稳定关系和结构”的说法的,这在后文对衣俊卿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三种模式论的应用和分析中得到证明。在接下来的第六章“新中国的成立——伟大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中,作者进一步提到,文化转型之发生,离不开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而政治因素的凸显成为转型的强动因。这种情况下,联系“草原文化也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就像它的自然主义的特性一样,它的经验主义的特性也是由草原文化的经济基础或游牧自然经济决定的”,哈萨克族的“传统文化模式”大致与之相当。与之相对的,当时作者所寄望的“理性主义”模式,是与工业文明相关,以科学、知识、信息为主导的文化模式。从“传统文化模式”的历久积淀转为“理性主义模式”,在社会政治语境变动的历史话语场中有其必然性和迫切性。不过,在这样的思路中,恐怕不能忽略传统文化模式的生产过程和保持至今的内在外在原因,与“社会转型”之间是否是一种必然的联系。在这一问题上,“如何转型”和“转往何处”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比如青年亚文化的非主流表现就是多元世界中多可能性的明显代表。诚如本尼·迪克特所言,“如果我们对文化进程感兴趣,我们得以认识所选行为细节的意义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在文化中规范化了的动机、情感和价值作为背景。今天看来,主要的就是研究那些活着的文化,认识它的思维习惯和它的规范功能。这样的认识不可能来自事后的讨论和重构。”
二、“如何转”和“转往何处”
在“如何转”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看到夏里甫罕先生对哈萨克族传统文化模式做出的细致的既肯定又否定的分析,这使得我们能有机会全面、辩证地看待和理解哈萨克族文化。虽然,“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文化模式被视为传统文化模式,并且是被转型的对象,但并不表示这种文化模式不具备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而“理性主义”文化模式能否保存这些合理内核或许还是个问题。毕竟,当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初的种种畅想已经有了太多的不一致和不确定。
夏里甫罕先生认为,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群体本位性特点。“群体本位性主要表现为部落本位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几千年来的宗法奴隶制及其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这与哈萨克族的畜牧业生产方式有关,牲畜的多少和草场的占有权决定生产关系,进而演变为风俗习惯。其中,“亲属间的互助行为”是群体协作的典型特征,这种情况下,“部落”的功能被放大和凸显。以“互助”来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疑应大加肯定。但“部落”的限定又不免带有几分保守,几分狭隘。第二,风俗本位性特点。夏里甫罕先生指出,“风俗习惯本位性实际上也是伦理本位性。”“在作为草原文化模式的哈萨克族传统社会文化模式中,风俗的作用不仅仅体现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而是具有了一种本位性,无意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不是风俗习惯为人而存在,而是人为风俗习惯而存在,任何人都得不折不扣地遵守和执行,成了一种无形的强制力。”在这方面,作者做出了可贵的评价:“在哈萨克社会中,这一特点更多地表现为重风俗习惯、礼仪、禁忌,或者说体现为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礼仪、禁忌的被本位化、目的化和神圣化。这一点也体现在宗教的本土化中。”最后的这一点,作者并未做出详细阐释,但其意旨已经很明显,而有关“风俗”的评价也成为全文论述“文化转型”之对象的主体内容。我认为,群体本位性特点应与风俗本位性联系起来,只有在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才有充分理由论述这种文化如何选择和被选择自身的行为方式、社会价值、目标取向以及如何整合为一种模式。第三,动态性和开放性的特点。这一特点显示出哈萨克族的多元性和活力。作者引用音乐家寒冰的话进行讨论:远古时期的哈萨克先民生活在亚洲的腹地,地处欧亚交通要冲,曾与波斯、希腊、塞人、匈奴、汉族等古代民族融合。这种“东西文化纵横交错的特殊环境”所带来的联系和接触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影响,“在经济上,属于自然经济的草原畜牧业与农业经济具有一种天然的互补性。因此二者之间发生交换关系是必然的,而这种交换不可能不通过人的参与,不可能不导致文化的交流、沟通与影响,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的影响是双向的,其影响也是长期的、普遍的”。最后,作者得出肯定的评价:这种开放性与动态性的特点是新疆哈萨克族实现文化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所在,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方面。在后文“文化的开放性与保守性”的论述上,在对“惰性”的批判和转型期的矛盾方面,作者并未忽视这一“非常有利的方面”。
但我认为,作者重视得还并不够。如果说,在相当早的历史时间之维,哈萨克族文化便在动态的结构中不断寻求最佳的方式来适应、改善自身生活状况,那么,这一特点在其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价值取向、风俗习惯、道德标准、伦理规范、审美情趣等多方面是如何体现和发挥作用的,在转型过程中,这种动态的文化结构的价值应处在怎样的位置。这是“如何做”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作者在第一章就开宗明义,指出“文化转型的目标和方向就是实现民族的现代化,而且是与国内各民族一起实现现代化,也就是实现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沟通进步和共同繁荣的现代化为目标和方向”。实现民族的现代化促其改善现有的社会状况,自然是合乎社会、国家的发展环境的,而且正如作者所说,“文化转型本身可以看做是对传统文化的既肯定又否定的过程”,只不过,这吸取精华和剔除糟粕的过程在不同文化系统的参照系中可能会有不同的面貌。换句话说,“转往现代”是必要的,但要转的内容与具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传统”是否就不“现代”,以及优势如何互补,都必须是实践性的、语境性的过程。
三、关于参照系的思考
在对“为何转型”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提到比较的视野和参照系。无参照,则无比较,而比较是否是肯定的、有利的、进步的,或者说朝现代的方向发展,参照系是否合适就很重要。在“文化转型”的问题上,夏里甫罕先生明显是以“现代”作为参照系的。具体分析中,约略有以下几对二元对立的范畴:保守 /开放,传统 /现代,诗歌民族 (重感性、直觉)/哲学民族 (重理性、知觉、反思)。每个“/”的左边都标明与右边的不同,同时要求某种程度的放弃和质变的吸收,进而变成右边。“转变 ”之后其“型 ”、“结构 ”、“形式 ”自然也就不同,但二者之间的“不同”是否界限清晰,后者是否较之前者“先进”,却很难辨别。比如,过去的邻里之间慷慨互助与文化的现代化显然是不同的。前者有确实的媒介方式、生活方式作为评价标准,但文化的现代化所具有的“启蒙”功能却是因事因地因人而异。换言之,如何“启蒙”,以怎样的内核“启蒙”,是有语境的限制的,是对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而随时调整的。我国各项政策一再指出,必须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紧抓文化视野和精神生活,这比之八十年代的“经济第一位”显然就有不同,是看到了文化的重要性的。而近年来影响很大的生态评价标准则在经济大发展中提出了“保留”的思想。这一点在哈萨克族文化转型中恰恰就是一个突出的领域。草原文化对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诸种问题所具有的纠偏作用和启示功能,正是诗性智慧在过分“哲学”远处释放的人类智慧的光芒。因此,“现代文化”本身就是个不断探索的、可选择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否定的概念。“可疑的现代性”“保守的现代性”“现代之后”“后现代的现代”“建设性的现代”等等,还有很多关于现代的表述,林林总总都标明现代的一个突出特征:反思、质疑。而这也提醒我们在文化的标度上,向前发展的一定要不时回看曾有的和已经走过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照才有意义。进入 21世纪后,在文学界掀起了“重返八十年代”的热潮,其主旨就是要在今天的视野中重新评价当时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人文精神、审美情趣,以为今日之建设与发展提供特殊角度的启示。
随着上世纪中叶以来各领域掀起的文化反思和“重构”热潮,以科学发现为支撑的后现代与解构主义展示出全球化语境下多元的文化存在。生命美学、生态美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更站在生命发展的基点探索最佳的、应有的生活方式。传统的、诗性智慧的、后现代的多元、多向度发展的意义越来越多地被放在“现代”的结构体系中。“/”的存在,似乎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界定,而“和”的意义及其对“/”的取代才是一种真正客观、辩证、实事求是的认知态度和认知方式。
除了必须认识到文化是个不断扬弃自身、不断发展的过程外,还有一个参照系可能是更为关键的。我们所说“现代文化”之种种,实际上应有一个社会学上的关键基础,那就是国家共同体。现代文化的发展,一定是建立在现代国家体系之内的,也因此,其文化必然是与国家之需要和发展相一致的。吴华敏先生在《读〈新疆哈萨克族文化转型研究〉所想到的》当中有一句话对我启发很大:在面对全球化机遇和挑战的今天,有必要说,我们不仅要做国籍上的中国人,而且要做文化上、心理上的中国人。这其实就是说,在各民族文化转型过程中,必须要以国家主导文化保持一致,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一转型中向善的、前进的、发展的方面。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变迁,固守自身的“孱头”和将祖宅一把火烧掉的“昏蛋”在文化发展中都是不足取的。只有坚持了国家共同体这个文化的参照系,现代国家体系中的多文化的多样性才有所依托,也才能获得发展的助力。只有坚持了国家共同体这个文化的参照系,才能真正开诚布公地与兄弟民族倾心交流,吸收各地区的现代化经验,使自身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结出健康、创新、有活力的鲜果。就此而言,我认为,本书在传统文化自身特性的分析上是充分的,但文化转型还必须与其他民族、其他地区的转型之路展开积极有效的对话,这样在“转往何处”和“如何转”的把握上可能会更稳妥。
一种思想会开启一扇门,门的那边又将敞开另一个天地。夏里甫罕先生《新疆哈萨克族文化转型研究》作为一本书已经完成,但它给我们的启示却是持久的。
[1]夏里甫罕·阿布达里.新疆哈萨克族文化转型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2]露丝·本尼迪克特,王玮等译.文化模式[M].上海:三联书店,1988.
[3]寒冰.哈萨克族民歌与草原音乐文化[J].乌鲁木齐:新疆艺术,1991,(03).
